投掷到使馆都爆炸了，而投掷到大使官邸，却保证不炸，我想，恐怕美国的先进技术也做不到。如果想跟我开个玩笑，美国送给我的这个“礼物”未免太“贵重”了吧！我想，炸弹，尤其是这种高技术的“精灵炸弹”，同任何机械设备一样，都有出故障的时候。这颗炸弹不炸，完全可能由于引爆系统失灵。南斯拉夫专家们说，美国这种炸弹投掷后不炸的概率小于十分之一。而我得以幸存，也完全是受惠于这种“技术故障”吧！
轰炸后的使馆，景象十分凄惨。昔日整齐庄严的使馆已成残垣断壁，院子里一片狼藉，残砖断瓦到处堆积，通道被堵塞。院子里的花草树木，有的被废墟掩盖，有的也成为“残花败柳”。那棵从福建移来的桂花树，也被压在残破的水泥板下，想来它在那里呼救、哭泣。看着昔日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被糟蹋成这个样子，我们的心在流血。可是，从使馆的正面看上去，有些烟熏火燎的痕迹，但保存尚且完好。这往往给人造成的印象是，使馆受到损毁，但破坏不大呀！在国内看电视画面，如果只照正面，往往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这也就是北约轰炸的高超艺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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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颗针对大使的炸弹缘何不炸？（2）
目前，隐藏在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院内的炸弹已经清除，这块土地将移作别用。中国驻塞黑新使馆将移至乌日策街25号大院。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将来在被炸使馆的旧址上放一块石头，上面刻上几个字：1999年5月7日中国驻南联盟被炸使馆遗址，三人遇难，二十多人受伤，刻石留念。
同志心，手足情（1）
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三位同志牺牲了。北约炸弹窒息了他们激情燃烧的生命。他们是那样年轻，他们还有多少事情要做啊！按照这一事件策划者的原意，黄泉路上，我是应当和他们结伴同行的。只是因为一个偶然，千分之一的偶然（据称，北约投掷的炸弹中，一千枚中有一个失灵不炸），我幸存下来。五年多过去了，关于他们，我竟然没有写下一点文字。现在，我想弥补自己的疏失，写点东西，笔又是如此凝重，如此艰难。
邵云环是1999年3月15日来到南斯拉夫任新华社贝尔格莱德分社记者，距3月24日北约开始轰炸南联盟仅十天，离她在北约炸馆中遇难仅一个月零二十多天。在这短暂的日子里，我和她接触和交谈也只有三次。但这三次交往，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是她刚到贝尔格莱德。她的丈夫曹荣飞带她到我的办公室，介绍说，这是他爱人，到贝尔格莱德新华分社任记者。我和她寒暄了几句，没有多谈，我忙着我的事。她也就忙着去同使馆其他同志，尤其是过去在南斯拉夫工作过的“老塞尔维亚”们打招呼去了。第二次是使馆会餐，使馆邀请她和她的儿子曹磊参加。她和我同坐在一张桌，席间聊起家常，我得知她是黑龙江省佳木斯人，我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人，我们算是同乡。她在中学时代，就适逢“如火如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青年学生上山下乡的大潮中，她到大兴安岭加格达奇当工人，这也是上山下乡，接受“工农再教育”。1971年，大学开始招工农兵学员后，她被推荐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学习塞尔维亚语。毕业后，她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1983年5月到1985年5月，她被派往中国新闻学院进修英文，回新华社后，在参编部从事英文翻译工作。1990年到1993年，她曾在贝尔格莱德任新华分社记者。这次是她第二次来南斯拉夫工作。她精通塞尔维亚语，英文也不错。我说，你来贝尔格莱德工作是驾轻就熟。她说不能这样说，形势发生变化很大，今日的南斯拉夫已非昔日，尤其在战争环境下，对每一个记者都是新的挑战。她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用两个字概括：文静。她四十多岁，从她的谈话和举止中能看出人事沧桑的磨炼。她白皙秀美的脸，表情是那样沉稳，那样文静。这种稳和静，是知识的沉淀，是智慧的内涵，是经验的积累，是磨砺的浓缩，是生活的透析……这就是水静流深啊！
在那漫天轰炸的日子里，她忙于报道和写作，早出晚归，很少见面。间或通过她发出的稿件，她的采访，了解她的工作。我记得，有一次她采访南斯拉夫联盟副总理利利奇，专访的标题是：“我们要和平，但决不屈服。”利利奇指出，实际上，北约轰炸与科索沃问题毫不相关，同阿尔巴尼亚族要求独立的目标也没有任何关系。惟一有关系的就是美国总统克林顿所说的要维护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利益。北约寻机制造混乱，实际上是给自己寻找继续存在的理由。他说，一个大国口口声声讲人道和民主，但它们自己却在做着最无人道和最不民主的事情。利利奇的话，是分析，是揭露，也是抨击。在美国和北约轰炸南斯拉夫之初，美国和西方的媒体铺天盖地地宣传南斯拉夫当局在科索沃制造人道主义灾难，对阿族进行种族清洗。应当说，也确有不少人被西方的宣传所迷惑，认为北约伐南是正义之师。利利奇一语中的，指出问题的实质所在。而采访者不久罹难，为她的采访，为利利奇的话，做出血与泪的诠释。
我和邵云环第三次晤谈是3月底。她来找我，说要就使馆撤侨工作写一篇报道。我对她说，使馆为华侨的安危，为撤侨确实做了大量工作，但我想这是使馆的职责，对外报道是不是就不必要了。她说，华侨的安危，国内十分关心，使馆这方面的工作，也有让外界了解的必要，还是报道一下为好。我被她说服了。我把北约轰炸前后，使馆这方面的工作做了介绍，她做详细的记录。此后，她又找了办公室主任刘锦荣一秘、负责领事工作的张存良随员。稿子写好后，她又来征求意见，我看了一遍，觉得写得不错，没提什么意见，随后又去征求刘锦荣的意见，然后才发回新华社。发稿后，她又特地把稿子复印件送我，此稿我一直保存。在以后的日子里，关于使馆撤侨，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想，邵云环，一个正直公正的记者的报道立为存照，可为佐证。岁月如流，抹去了多少往事的记忆。但这件事，留下深深的印痕。
我同邵云环再见面，那已经是5月7日夜晚，她从危楼内被抢救出来，脸上血迹斑斑，伤痕累累，已经停止了呼吸。我当时脑子里有一个念头，希望邵云环是暂时的休克，到医院后会抢救过来。我希望看到她那忙碌的身影，看到她那充满深情的报道。她被抬上急救车，人们闪出一条道来，急救车风驰电掣而去。当我为了寻找武官任宝凯，到医院太平间去查验遗体，又一次见到她，我知道，她走了，永远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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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心，手足情（2）
5月10日，在贝尔格莱德新公墓殡仪馆举行追悼大会，我国使馆的同志们、新闻界的朋友，还有众多相识和不相识的南斯拉夫友人来同她的遗体告别。哀乐声中，躺在鲜花翠柏中的她仿佛睡着了，脸上虽有伤痕，表情依然那样安详，那样文静。仿佛长期紧张地工作，她太劳累了，需要好好地睡上一觉。她还活着，永远地活着。
5月12日，我们把她和许杏虎、朱颖的遗骨，还有那些伤员们送上专机，目送他们飞回北京。党和人民对她的一生给予高度评价。###主席亲临新华社悼念她，对她的儿子曹磊说：“你有一个英雄的母亲，她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参考消息》报社在纪念她牺牲周年的社论里写道：“邵云环走的是一条在党培养下百炼成钢的英雄之路，是一条以身报国的奉献之路，是一条为了人类的共同理想呼唤和平的正义之路。”
许杏虎于1998年7月到贝尔格莱德任《光明日报》首席记者。作为记者，他的业务是独立的，且住在馆外，见面不多，只是一般地寒暄而已。北约开始轰炸南斯拉夫之后，他考虑到住处离南联盟的军事设施较近，不够安全，就住到使馆的客房里。虽然他很忙碌，东奔西跑，忙于捕捉新闻，现场报道，但见面还是多起来，有时休息，还一起在院子里散步、聊天。
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朴实。他展现在你面前的，就是真实的他自己。他1968年生于江苏省丹阳县一个并不富裕的农村家庭。他自幼勤奋好学，于1986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塞尔维亚语，毕业后分配到《光明日报》社工作。虽然他学习外语，就职于上层建筑部门，又身穿洋装，出国当记者，但他的身上仿佛带着偏远山村的稻谷香，带着家乡袅袅炊烟的气息。这种朴实，在浮华喧嚣的世上，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似已不多见，更觉难能可贵。
在工作上，他给我印象颇深的是他的敬业精神。在北约开始轰炸后，他不畏艰险，忘我工作，哪里被轰炸，硝烟未散，他就出现在哪里，发回有现场感的报道，拍下许多珍贵的照片。同他一道采访的记者讲述许杏虎在采访中曾遇到的险情。有一次，当他现场采访贝尔格莱德一处被炸机构时，北约飞机又对这一目标进行第二次轰炸，幸好他们及时躲避，没有受伤。还有一次，他驾车外出采访途中突遇北约空袭，一颗炸弹在他前方不远处爆炸，巨大的冲击波和横飞的弹片几乎将他的车掀翻，但他没有退缩。他还多次深入到北约高密度轰炸的科索沃地区进行战地采访。在轰炸时期进入科索沃，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确实很危险，北约随时可能轰炸，有时不择目标，既然可以轰炸拖拉机，为什么不能轰炸小汽车呢？他曾说过：“我是学塞尔维亚语的，在战地进行报道是我的荣誉，更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就是再危险，也要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是人们常说的敬业精神，这种敬业，包含着对工作的执著，对事业的奉献，对人民的热爱，对祖国的忠诚。记者和外交官职业有很多相似之处。在记者和外交官的生涯中，不只是人们常见的西装革履，灯红酒绿。他们身处异国他乡，会遇到各种险情，各种打击，各种磨难，甚至突如其来的袭击。除了炸馆这种事件外，还有多少起遭到枪击，遭到暗杀，遭到抢劫的事件发生。确实有人身上带着子弹，继续为国家默默地奉献。除了这些暴力之外，还有多少无形的杀手，各种传染病，疟疾、瘟疫。大敌无形，防不胜防。记者和外交官，就是这种特殊战线的士兵。对于这种职业，确实需要“处处青山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的献身精神。
我记得，5月7日傍晚，我和许杏虎在使馆院里相遇。我们在院里边走边谈。他谈了自己近日工作，也诉说记者的苦衷。他说，他在南斯拉夫工作时间不长，对一些政界高层人士还不熟悉。当他提出采访要求时，往往遭到拒绝，有的甚至不予置理。驻在国官方人士，包括著名的在野的政界人士，他们对时局的看法，他们有哪些诉求，是记者报道的一个重要领域，国内舆论界对这些情况也很关注。可是采访他们并非易事啊！我说，同政界人士的关系在于积累，不要着急，慢慢来。他的谈话告诉我，记者工作还有另一面的艰辛。一方面要履艰犯险，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采集新闻，另一方面，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积累材料，广交朋友。这样才能厚积薄发，才能源源不断地发出高质量的新闻。正如古人所说，“问溪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
水来。”
我一边同他谈话，一边注意观察他。他的脸十分瘦削，两腮向里凹进，眼睛布满血丝。我想，他第一次在国外任首席记者，尤其又在战争环境下，他的担子多么重啊！战争结束后，我将建议他回国休假，好好地休整一下。没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谈话，这竟是我们的诀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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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心，手足情（3）
我同朱颖熟悉起来，自然在她和小许搬到使馆居住之后。她给我的印象如果用一个字概括，就是她的名字：颖，就是聪明伶俐。她明亮的眼睛闪着智慧的光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生活中一件小事。大约是1999年2月，阴历的春节，使馆举行春节联欢会，邀请所有驻南联盟的记者、留学生参加。1999年是兔年，朱颖在一张很大的白纸上画了一个玉兔，挂在墙上，让大家签名留念。那玉兔画得活泼传神，从那时起我才知道，来南斯拉夫之前，朱颖是《光明日报》的美术编辑，她设计的形象广告曾多次获奖。我当时想，大家凑在一起签名留念不容易，而且玉兔画得那样活泼可爱，我非常想拿回官邸挂起来作纪念。我猜想作者的本意是收集大家签名的，一定想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