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呀！”
五系传来一条爆炸性的消息，从黄德馨教员的家中查到一张他和蒋介石的合影。搜到照片的人如临大敌，“呼哧呼哧”地赶来报告：“哎呀！多反动呀！这位起义将领心里还想着蒋该死呢！”
唐凯心事重重地找院领导汇报，刘有光决定召开一次常务会专门研究这张照片的问题。
张衍在重庆时看过那种照片，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板着面孔，正襟危坐，年轻的学生站在他的身后，在国民党黄埔系将领中，这种照片比较常见。他首先表态：“黄德馨同志是参加云南起义的国民党将领，起义后表现很好，来学院后工作积极，星期天都用来编写教材，老唐你说说，他在你们系表现怎样？”
唐凯说：“老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快50岁的人啦，带学员到野营场实习测量和筑城作业，比年轻教员都有劲头，他是我们五系教员中的模范啊。”
张衍接着说：“这张照片只能算个历史纪念物，不能作为我们判断黄德馨政治立场的依据，我们得尊重历史，应该说，我们改造起义旧军官的政策是成功的，从二高步校带来的旧军官普遍表现不错，在肃反运动中，应注意党对起义人员的一贯政策。”
党委会的意见居然出奇的一致，刘居英看看刘有光，笑道：“你最后拍板吧！”
刘有光对唐凯说：“把照片退给老黄吧，思想工作由你们系负责。肃反是揭露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对起义人员得注意党的政策。”
黄德馨平安无事，照旧当他的教员，笔者也想趁这个机会简单说说他的经历。1907年11月，黄德馨出生于湖北省应城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26年，在北伐军誓师北上的大革命年月，他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工兵科。1929年8月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被选派日本留学，先后在日本明治大学数学研究馆、日本陆军炮工学院深造4年，1933年10月学成归国，任工兵学校教官多年。抗战时一边率部抗击日军，一边加紧培训学员，成为当时中国工兵界的著名专家，1948年升任国民党工程署副署长、中将衔署长。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动下，黄德馨于1949年在昆明弃暗投明，毅然参加云南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哈军工的起义人员，包括黄德馨在内的三名将官和36名校官、尉官，由于学院严格执行了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在肃反运动中有惊无险。其他人员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保密大检查”仅仅是运动的序幕。
在没有任何个人隐私可言，连私人信件都必须公开的政治氛围下，哈军工开始了大张旗鼓的大揭发，寻找任何反动言论和行为。
学员班大多在晚上搞运动，首先每个人要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交待之后离开，全班背靠背提出疑点或不清楚的问题，然后本人再回来回答同学们的提问，如讲不清楚，则列为重点审查对象，需要升温加压个别处理了。一期学员因为大多从旧社会来，有的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学中集体参加过“三青团”，尽管参军时已向组织交待清楚了，运动一来，都要重新审查。
七月的骄阳，炙热如火。斗争会的气氛好像这天气，从教室到宿舍，从机关到基层，到处都能听到喊口号、拍桌子的粗暴声音。各单位对重点对象的审查已激起广大群众的“革命义愤”，对这些暗藏的“小胡风分子”不狠一点能行吗？这可是革命立场问题。不少单位热衷于开斗争会，似乎谁大喊大叫，谁能死劲拍桌子、戴大帽子，谁就是运动的积极分子。此风一开，人人争先恐后，唯恐自己不激烈。
徐立行悄悄对刘居英说：“我怎么觉得现在有点像当年延安的抢救运动。”
刘居英轻叹道：“群众运动嘛，你到市里其他单位瞧瞧，比咱们厉害，咱们还是少说话吧。”
他们俩认准了“两不误”，绝不许任何小单位擅自停课。
7月初，从哈军工野营场的厕所里发现了反革命标语。有人用刀子在木板上刻下“胡风是正义的”、“风为啥要反”的“反标”。
这可让院领导大为震惊，刘有光指示宣传部长穆欣，出《工学》报肃反特刊，把反标公开登出来，借以提高全院同志的敌情观念。穆欣很少在《工学》上发表文章，运动初期，学院邀请著名哲学家艾思奇来学院做批判胡风和胡适的报告，一直由穆欣陪同，大概是受到艾思奇的启发，送走客人后，他在《工学》上发表了两版长文《胡风二十多年来的反革命罪恶活动》，成为哈军工肃反运动中重量级的讨胡檄文。然而不久，穆欣自己又被列为审查对象，《工学》报便由刘景路等人去管了。
7月27日，全院召开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及一切反革命分子检举坦白动员大会，刘居英副院长代表院党委做了长篇报告。他说：“要认识到，由于我院初建，制度不严以及右倾麻痹，非政治倾向严重，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及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就特别重要，因此，我们要大张旗鼓地开展这一个运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以能活动，是因为我们右倾麻痹，我们和老虎在一块睡觉还感觉挺舒服，暖暖和和，有的甚至还摸弄着老虎胡须夸奖它。”
28 声讨胡风 肃反运动席卷大院（3）
全院动员大会之后，肃反运动又掀起新高潮，各部系不断报来新的战果。
科教部揪出一个和“匪首”胡风有密切往来的化学教员傅贻棠。
1950年2月，傅贻棠在上海见过阿垅和胡风，胡风向他介绍过鲁藜的诗和路翎的小说。1951年傅参军，1953年调入哈军工当化学助教，偏偏此公爱好文学，经常议论一下中国文坛的作品，连主管文艺工作的大人物周扬发表的《我们必须战斗》一文，他也敢评头论足，科教部揪出这位认识胡风的仁兄不是顺理成章吗？
各单位圈定重点对象，主要的依据还是查档案。个人历年来向组织写的自传、思想汇报、填写的表格，都要重新拿出来过过筛子，仔细审查。
8月，政治部抓出一个震动全院的大案，挖出有“四条人命血案的暗藏反革命分子后象侬”，院五人领导小组十分重视，指示加强力量，尽早定案。
后象侬是安徽芜湖人，肃反前，他在马家沟医院当文化教员，在个人交待问题时，他再一次向领导交待了其父兄开枪打死抢粮农民的血案，解放初镇反时其父兄已被镇压，当时后象侬只是个中学生。
8月初，宣传部副部长何涛找后象侬谈话，说经过外调，后象侬的家乡县、区两级政府都证明后象侬本人也参加此血案，且开枪打死了人。何涛要后象侬老实交待，后象侬大喊冤枉。不久政治部对后象侬隔离审查。刘有光已有交待，不许动手打人和逼供，所以只是把后象侬看管起来，不许乱说乱动。
挖出这么一个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政治部要下大力气取证定案，不久派出李航等人去安徽外调。当地乡干部把后象侬的叔叔和堂哥找来，用手枪拍着桌子，让他们证实后象侬当时参加了血案并打死了农民，这两个农民吓得面如土灰，战战兢兢，根据乡干部的意思画了押。
李航带着这份重要证言回到学院，但他亲眼看到当地乡干部大搞“逼供信”，汇报时他如实向领导谈了外调的经过。
后象侬就是满身长嘴也难辩诉，一则县、区政府出具证明，当地农民还来信，强烈要求哈军工把后象侬押回原籍；二则他的亲友也出具证明，都指证他有血债，这还错得了？9月16日，政治部在“八一”楼三楼召开大会，当众宣布逮捕后象侬，开除军籍、团籍，保卫部干部给他戴上手铐，押出会场，后象侬大呼：“为什么捉我？”保卫部副部长陈怡说：“你自己心里清楚，证据确凿，还不老实！”后象侬说：“我冤枉！我要向中央上告！”押后象侬下楼时，正巧刘有光上楼，后象侬大叫：“刘副政委，我冤枉呀！”
刘有光愣了一下，站下来看着几个干部押走后象侬，眼镜片里闪出一丝若有所思的余光，他什么也没说。
后象侬被关在王字楼的警卫室，带了100多天手铐。春天来了，陈怡又一次提审后象侬。
“关了你这么长时间，你还不认罪，”陈怡说，“你现在坦白还来得及，你还年轻嘛！”
后象侬说：“我的确无罪，我的中学校长可以证明我，抢粮开枪那天，我在镇上的中学里，没有回家。”
“你的材料我们研究多次了，但目前所有证言都对你不利，你敢不敢回家乡对证？”
“敢！但请求不要再给我戴手铐。”
“可以，你要是中途逃跑，开枪打死你，你可得自己负责！”
第二天，三个保卫干部押着后象侬上了火车，直奔安徽省宣城县。
过了一个月，三个保卫干部和后象侬回到学院，保卫部长陈信代表刘有光与后象侬正式谈话，他握住后象侬的手说：“后教员，你的问题搞错了，我们向你道歉！”
政治部开大会，说明后象侬问题的真相，正式宣布当初捕人是错误的，对后象侬赔礼道歉，刘有光到会讲了话。
能把后象侬的问题搞清，关键是哈军工的保卫干部坚持调查研究，不偏听偏信。他们一到后象侬的家乡，就略施小计，只由一个人代表学院与县里打交道，他让县政府把区政府送来的几个农民证人请来，因为他们都声称亲眼看到后象侬开枪杀人，所以要让证人们现场指认凶手。事先，保卫干部已把后象侬藏在旅馆里，不许他出门。现在，坐在县委一间小办公室里的是哈军工两个保卫干部，他们被编成1号和2号。证人们被告知，这两个人中间有一个是后象侬，证人们须当面辨认，但不许说话。于是笑话出来了，证人们有的说1号是凶手，有的说2号是凶手，真相终于大白，这些证人根本就不认识后象侬。保卫干部又找到后象侬的中学校长和同学，证明后当时的确不在抢粮现场。县、区的干部们讪笑着，无话可说。
后象侬案先后外调六次，学院花费大量人力、财力，不计代价，硬是把看来是“铁板上钉钉”的血案搞清楚，还了后象侬一个清白，多年压在后象侬身上的政治包袱放下了，他感动得痛哭流涕。
老知识分子是肃反中的惊弓之鸟，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谁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许多问题一下又解释不清楚，于是乎许多老教师怀里像揣着一只兔子，惶惶不可终日。
在全院大揭发、大检举的高潮中，胡振渭教授有惊人之举，他向院里揭发在老教师队伍中，存在一个攻击共产党的“吃饭集团”，头头就是周明【溪鸟】。
28 声讨胡风 肃反运动席卷大院（4）
听说这件事，刘居英皱着眉头，半天不出声，最后他“唉”了一声，心事沉重地对刘有光说：“对这个情况，一定要慎重，昨天晚上陈院长还打来电话，询问学院的运动情况，不能一肃反，把知识分子都看成坏人！”
刘有光摘下眼镜擦拭着，几个月来他一直在领导全院运动，既不能给群众高涨的政治热情泼冷水，也不能眼看着许多过激行为而不管。“目前运动已波及许多老教师了，高步昆、颜道岸、张相麟都在系里的大会上做检查和交代，一系还批判了庄逢甘，现在揭露的事实大多是什么‘用两面派手法拉拢落后’，‘打击进步，挑拨是非’，‘造谣中伤，破坏团结’，‘反抗领导’等等，这个界限就不好掌握。”刘有光在办公室踱了几圈，他同意刘居英的意见，特别对高级知识分子，要讲政策，不允许大会斗争。他接着说：“一定要强调实事求是，要重证据，不能捕风捉影。关于所谓‘吃饭集团’，我要亲自调查一下。”
刘有光和张衍把王序卿找来，三个人商量了调查方案。刘有光首先找刘长禄谈话，他是老教师中最年轻的教员之一，是第一批参军、第一批入党的青年知识分子，一直是院里教师队伍中的先进典型。刘长禄和胡振渭又在一个教授会，比较了解情况。
刘长禄说，从南方来的老教师中，有几位家属没来哈尔滨，如曾石虞、梁守槃等人，星期天没事儿，曾先生提议请家在江南的老教师到哈尔滨道里南方风味餐馆聚聚，开始是曾先生和梁先生做东，后来周明【溪鸟】、曹鹤荪、卢庆骏、孙本旺、李宓、张述祖、薛鸿达等老教师也轮流做东。聚餐的人员不固定，谁愿意来都行，大家无非在一起聊聊天，解解馋，自然有时也议论议论学院的工作，发点牢骚也是有的，但完全扯不上什么“集团”。
刘长禄气鼓鼓地对刘有光说：“胡主任也去吃过饭嘛，也发过牢骚嘛，怎么能往政治企图上扯呢，我看他动机不纯，想出点政治风头！”
刘有光笑笑，送他走出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