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员们了解自己的老师，他们只是笑笑，没说什么。这可是走遍全世界，下过英吉利海峡的刘恩兰博士啊，眼前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
4个月艰苦的船上生活，刘恩兰笑傲东海万顷浪，和学员们度过了难忘的日日夜夜，她指导学生完成了一幅万分之一比例尺的水深测量报告图，添补了国内该领域科学研究的空白。
1959年；刘恩兰又带领学员实地调查从定海到温州的海道，师生共同写出一份详细的勘测报告。
在沈家门的时候，登陆艇去加油，大家都在码头等船。刘恩兰一个人溜达到附近的一个小渔村，看到一群渔家妇女在织网，她就过去问长问短，这里有多少人呀？收入怎样呀？那个时候，台湾当局常派特务来沿海捣乱，渔民的警惕性都很高，很快就有人向生产队报告了。生产队干部赶来，反复盘问这个可疑的老太太。刘恩兰被逼得没法，从口袋里掏出黑龙江省政协开的介绍信。生产队干部一下慌了，原来是中央的首长！公社领导也闻讯赶来，把刘恩兰请到公社办公室，要向中央来的“刘委员”汇报工作，弄得刘恩兰哭笑不得，幸好同学们找上门来，“船来了，刘教授走吧！”这才帮刘恩兰解了围。刘恩兰以自己的一言一行，言传身教，教书育人，成为哈军工的模范老教师。她为科学的忘我献身精神和严格求实的治学态度，不仅使学员们感动不已，而且深深影响了学员们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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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地学女杰 刘恩兰笑傲东海浪（2）
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在旧社会的大学里，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大致是教师只管教书，学生学得好坏，教师一般不太过问。
新中国成立后，深刻的社会变革使师生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哈军工，教师和学员是为了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的。在以陈赓为核心的院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哈军工成为一个充满理想，组织严密，团结向上的革命集体。早在1953年3月24日，陈赓在全院干部大会上就号召教师“要以自己良好的教风去影响学员的学风”。
哈军工的广大教师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以“革命教师”的称号为荣，满腔热忱地投入教学工作，因而形成与旧式大学迥然不同的新教风，其标志是对教育工作的高度责任感和全心全意为学员服务的精神。
教师们全面关心学员的成长，主动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既教书又育人，寓德育于智育之中，这是哈军工多年形成的一个优良传统。教师们严格、严肃、严密的教学作风，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员，使学员们逐渐养成“三严”作风。在朝夕相处中，教师们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使学员们感受到师德的巨大力量，从而建立起一种水乳交融的新型师生关系。一届又一届的学员毕业之后，都把对教师深深的敬意藏在心底。许多学员回顾当年，都十分感慨地说：“从教师那里我们不但学到了科学知识，学到了为人民服务的真本领，还得到如何做人和做什么样人的启迪。教师们严谨的治学态度，渊博的知识和对学员高度负责的精神，对我们的人生成长和事业有成，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以前一章说过的高等数学教授会为例，第一期教育计划公布后，教授会多次组织学习这部学校的“宪法”，教师们表示：“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教育计划，绝不能有任何动摇。”孙本旺教授说：“我们对教学工作要有强烈的责任感，要发挥创造性，靠集体智慧，克服任务重、时间紧的困难。”卢庆骏则经常提醒大家：“每个担任教学工作的同志，必须系统地了解学员，和学员交朋友。”
罗时钧教授开始为一期学员讲高等数学，他对所有的概念、定义、定理，都不是泛泛而论；而是揭示它们的实质及内在联系，并举出实例，以方便学员对它们的理解。他把枯燥的数学讲活了。学员们不用死记硬背就能理解和记熟这些定义和定理。本来课后辅导是助教的任务，但罗时钧也跟助教一起深入学员班，和蔼可亲地听学员们提问题，并耐心细致地启发诱导，指点迷津。他还经常找学员班长商讨改进学习方法和帮助“困难户”脱困的办法。
数学教员吴洪鳌为了让学员听懂新课，总是提前来到教室，把前一堂讲过的内容简要地写在黑板上，把上、下两节课的内容衔接起来，不使学员感到突然，他处处为学员着想，连黑板怎么摆，讲话音量如何调整，他都考虑得很周到。
物理教员邓飞帆的备课和讲课，都设身处地为学员着想。他讲课时，尽量给学员创造一个有问题可想、有路子可通、有时间思考的条件。每讲一个问题，都要做简明的小结，好让学员记下要点；每当转入下一个问题时，他必先提醒学员注意，免得学员思想掉队，思路脱节。
《军事工程学院教学过程组织基本条例》中规定：“所有的教学人员都是学员的教养者，他们应该以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及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学员。”
数学教员刘建统发现有些学员学习不够刻苦，就现身说法讲自己在旧社会读书的艰难。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现在不愁吃，不愁穿，国家给你们提供这样好的学习条件，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呢？”在他的帮助下，学员们痛下决心，刻苦努力，班里学习风气为之大变。有一个学员学习很吃力，又因病住院3周，对学习失去信心。刘建统发现他没交作业，就到宿舍看望，同他谈心，为他补课。这个学员十分感动，下决心追赶队伍，成绩逐渐上升。还有一位学员在作业中对近似值的计算不耐烦，误差很大。刘建统就在作业中批道：“同志，你将来是军事工程技术干部，这样粗心大意，是会给党、给人民造成巨大的损失啊！”这个班的学员给数学教研室写信说：“我们每个同学都认为，刘建统教员既是我们的数学教员，又是我们的政治教员。”
哈军工的学员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的授课教员不仅仅是老师，还是兄长和朋友，这种亲密无间的师生关系一直延续到1966年的春天。
在1954年的全院春节联欢会上，工程兵工程系（此时人们已不再叫“工兵工程系”了）三科的学员自编自演了一场独幕话剧《谭国玉》，讲的是只有初中二年级文化程度的谭国玉不怕困难，刻苦学习的故事。这是第一次把真人真事搬上舞台，别开生面且感人至深，引起全院师生员工的极大兴趣，全院上下都知道五系有个谭国玉。
谭国玉为什么被同学们搬上舞台呢？这得从头说起。
谭国玉原籍山东省文登县，1930年生于哈尔滨一个铁路工人的家庭。他身体结实，黑里透红的四方脸膛，微微下弯的嘴角，透出军人的刚毅气质。他性格开朗，为人热情，和同志们相处得很好。
谭国玉祖上四代都是家徒四壁的贫雇农，靠给地主老财当长工糊口。到谭国玉父亲这一辈，爷爷实在没有办法养活全家人。那年，父亲13岁，拎上讨饭筐和打狗棍，带着11岁的小弟弟，一路流浪，整整走了3年，才过了山海关，小哥俩儿受尽了人间苦难。数年后，父亲进入哈尔滨俄国人开的铁路工厂学徒，总算有个饭碗了。日本侵占东北后，工厂难以维持，谭国玉家里的生活也越来越困难，尽管苦难无尽，颇有见识的父亲说什么也要供孩子读书，谭国玉和哥哥上了小学。那年春天，家里要断粮了，哥哥放学后去打榆树叶，误闯日本人的住宅区，被一个日本军官用马刀砍死，全家人哭成一团。谭国玉帮助父亲掩埋了哥哥，仰望苍天，他把牙齿咬得咯咯响，国仇家恨深深埋在少年谭国玉的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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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地学女杰 刘恩兰笑傲东海浪（3）
谭国玉家的隔壁搬来一户邻居，几个大哥哥出出进进，他们的日语都很流利，经常在一起商量什么事儿，好像有重要的秘密。大哥哥们对谭国玉很和气，谭国玉最喜欢的是丁大哥和齐大哥，有时候，谭国玉晚上不回家，就钻到齐大哥被窝里，和齐大哥一块睡。有一天傍晚，齐大哥对他说：“让你办点事儿，送个纸条，你敢不敢呀？”
“敢！有什么不敢！”谭国玉举起拳头，又从口袋里掏出个小弹弓给齐大哥看，他经常和小同学用弹弓打碎日本人家的玻璃。
齐大哥把一张纸条团成个小球球，放在谭国玉的口袋里，叮嘱道：“一旦遇到日本人或是巡捕、警察要搜查你，你就赶快把这个纸球吞下去，明白吗？”
“明白啦！”谭国玉因为得到齐大哥的信赖而洋洋得意。“你等着瞧吧！”
谭国玉顺利完成了任务，那年他才7岁。多年以后谭国玉才知道，他家的邻居原来是中共北满地下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点，丁大哥姓张，是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的亲侄儿，地下党领导人之一，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公安局长；齐大哥真名叫孙平化，就是后来颇为知名的对日外交家，中日友好协会会长。
就这样，谭国玉一边读书，一边当地下党的小交通员。高小毕业，齐大哥把谭国玉送进初中，那是个半工半读的学校，两年不到，日本人投降了。
1947年，17岁的谭国玉由齐大哥送到东北民主联军，没多久，谭国玉就当上了班长。他所在连队是能征善战的“老虎连”，在辽沈战役的千里战场上，与国民党军队拼死厮杀。在战斗中，谭国玉一天天成长起来，变得坚定、沉稳，他开始感到自己的文化水平太低了。谭国玉带领“老虎连”，翻越万里长城的雄关古垣，冲向平津战役的枪林弹雨，又跨过长江天险，一直打到广州市，最后在边陲小镇深圳安营扎寨。有一次，谭国玉奉命和战友化装混进香港，侦察敌情。他打扮成一个阔少爷，头发涂了不少发蜡，西装革履，打着领带。在灯红酒绿的香港执行特殊的侦察任务，紧张程度不亚于真枪实弹的战场，尤其不会打领带，不敢解开，四天四夜就这么紧紧箍在脖子上。谭国玉因作战勇敢，多次立功，成为部队的一个模范基层干部。
1950年，部队开展“扫除文盲，学习文化”的运动，初中文化程度的谭国玉，成了部队里的大秀才，他是全营的扫盲骨干。越是接触文化，越觉得自己文化知识不够用，他向上级领导提出了进速成中学学习的要求。1953年初，正是南国紫荆花盛开的时候，上级通知谭国玉：“收拾东西，打好背包，组织上保送你去提高文化啦。”
谭国玉喜出望外，随着大家上了火车，一直到了哈尔滨，才知道那个学校叫军事工程学院。
一位大高个子、山东口音的干部来接谭国玉一行人，他热情地接过谭国玉手中的背包，自我介绍道：“我叫高勇，欢迎同志们来学院学习。” 谭国玉马上和高勇对上了话：
“学院里有文化中学吗？”
“没有，你们入院后，先进预科。”
“什么叫预科？是干什么的？”
“为你们补习高中课程呀，补好了再学大学课程。”
“哎呀妈呀！弄错了！我连初中课还没有学完呢！”
说什么也没有用了，走错门的谭国玉硬着头皮站在新生大队的队伍中，区队长安慰他，“既然来了，就好好复习嘛。”
课本发下来，都是高中的数理化，谭国玉翻翻，两眼一阵发黑，什么都看不懂呀。数学课，他需要老师帮助复习小学的四则运算；化学课，他只认识一个H2O，是表示水的，其他的就如同看天书了；物理课是鸭子听雷，石头落井，从来没有听过什么“矢量”、“标量”这些怪名词。
谭国玉面临一个上课听不懂，下课看不懂，作业不会做，处处是难点的严峻局面，头两个月的测验，门门功课不及格。他的考卷，老师不是逐道题的批改，而是从卷头到卷尾只画下一条又粗又长的斜线。4月中旬，在按文化程度重新编班的考试中，5门功课按5分制计算，他一共得了7分。谭国玉成了全院新生的落后典型，一时间舆论压力让他抬不起头，吃不下饭，他眉心结个大疙瘩，紧紧抿着嘴，每天寡言少语，呆在教室里不出来。他感到自己像是头掉进井里的老黄牛，满身是劲，不知往哪儿使。那课本上的公式、符号，犹如万丈高的雄关铁闸，他再拼命也攀登不上去。
不久，从苏联顾问那儿传来了对他的评价“谭这个学生是怎么混进来的？”“这里是高等学府，赶快让他回原部队，从小学文化学起。”
老师悄悄对谭国玉说：“听说苏联顾问对你的意见挺大，你得有个思想准备。”
同学们也为他着急：“我们是高中毕业的，还这么吃力，你连高中的门也没进过，这样学下去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