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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听了江湖郎中这番话，想起母亲常说的蟒蛇精投胎的故事，心情舒畅。不但不责备郎中医治无术，反而赏了他一锭大元宝，果然从此以后再不医治。
待痒略止，曾国藩起床，自己磨墨摊纸。他要向皇上奏参骆秉章、鲍起豹。刚写了句“为奏参庸劣官员骆秉章、鲍起豹”的话，便又颓然停住笔。他想起参劾清德的奏折，皇上至今没有批复下来。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对湖南官场，皇上究竟如何看待？直接参劾湖南文武最高官员，会不会引起皇上的反感？再说，为兵丁斗殴一事去参劾对方，皇上对此又会如何看待自己？“天意从来高难问”。他觉得满腹苦水无处倒，气得将笔杆折断，把纸揉烂，扔到篓子中。过一会，他又从篓子里把那张纸寻出来，细细地抹平，看了看，放在烛火上，失神地看着它迅速变为灰烬。王荆七跟着曾国藩十多年了，从来没有见他这样愤怒过。荆七不敢劝，更不敢自己去睡，只得坐在门外陪着。
“骆秉章、鲍起豹看不起我，我就偏要争这口气不可！偏要练就一支强兵劲旅来，给他们瞧瞧！”曾国藩下定了决心。壁上，唐鉴所赠“不做圣贤，便为禽兽”的条幅跳入眼帘，当年与镜海先生切磋学问的情景，又浮现在脑中。是的，古往今来，哪一个办大事、成大功的英雄，没有过一番困厄颠沛的经历？他轻轻地念起太史公的名句：“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惟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 周易 》；仲尼厄而作《 春秋 》；屈原放逐，乃赋《 离骚 》；左丘失明，厥有《 国语 》；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 吕览 》；韩非囚秦，《 说难 》《 孤愤 》；《 诗 》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念着念着，他心里慢慢好受多了。
心中的怒涛平息下来后，他开始冷静地思考出路。他想起这几个月来的所作所为，仅只限于平乱安境而已，离建曾家军、与长毛决一雌雄的目标还差得很远。如果这个目标不达到，官场和绿营便会始终看不起，而自己一生的理想也只是空想罢了。几个月来，他已逐渐清醒地看出，长沙不是做事的地方。官场暮气沉沉，绿营腐朽透顶，他们自己什么正事都不干，而别人要干事，则又是嫉妒，又是掣肘，最后弄得你一事无成方肯罢休。这里好比一群乌鸦麇集之地，只有当你浑身变得和它们一样黑的时候，才不会听到前后左右的聒噪声。漫说建不成新军队，就是辛辛苦苦建起来，不久也会被绿营的恶习所传染，最终也必定会和他们一起烂掉。必须离开长沙！这一点，曾国藩是愈来愈看清了。二月份，在给皇上的一份奏折中，曾国藩提到衡州一带地方混乱，拟到衡州去驻扎一段时期。那时他已觉察到长沙官场的难处，暗中为自己埋下一条出路。皇上对此没有异议。至今一直没有走，是因为他有顾虑。担心到衡州去扩充团练，会招致离开监督、自树一帜的非议。现在顾不得这些议论，非去不可了。团练和绿营结下如此深的怨仇，今后的冲突磨擦会无穷无已。掂掂实力，曾国藩知道自己目前尚扳不过骆秉章、鲍起豹和绿营。走吧！到衡州去，离开这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庸碌之辈，到衡州去大展鸿图！
主意打定后，东方已泛白。他盥洗完毕，拿起书籍里一本《 诗经 》，信手翻到一页，高声吟诵：“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他忽然觉得这是一个吉兆，预卜从此可以走出幽谷，步入阳光普照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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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衡州练勇（1）
一 王錱挂出“湘军总营务局”招牌，
遭到曾国藩的指责
位于南岳衡山南麓的衡州城，是湖南仅次于长沙的名城。湖南自古有三湘之称。何谓三湘，其说不一。有一种说法是：潇湘、蒸湘、沅湘合为三湘。衡州城正是蒸水与湘水的汇合处，为两广之门户，扼水陆之要冲，物产富庶，民风强悍，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曾国藩对衡州特别亲切，这是因为他一来祖籍衡州，二来欧阳夫人是衡州人，三则他少年时代曾在衡州求学多年。来到衡州，曾国藩如同回到湘乡，有一种鱼游大海、虎归深山之感。
衡州城小西门外蒸水滨，有一片宽阔的荒地，当地百姓称之为演武坪。这是当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时，为演兵而开辟的，后来便成为历代驻军的操练场，比长沙南门外练兵场要大得多。曾国藩把他带来的一千多号团丁，便安扎在演武坪旁边的桑园街，指挥所设在桑园街上一栋赵姓祠堂里。为便于日常商讨，他要罗泽南、王錱、李续宾、李续宜、康福、江忠济及满弟国葆等都住在祠堂里。
这天上午，曾国藩吩咐王錱布置指挥所后，便带着罗泽南等人去拜访衡州知府陆传应。在知府衙门里吃完午饭回来，曾国藩老远就听见赵家祠堂前鞭炮轰响。罗泽南笑着对曾国藩说：“璞山办事能干，就是有点好大喜功的毛病。其实也不必搞这大的排场，像金号开张一样。”
罗泽南出身酷贫，又笃信理学，持身处事一向节俭，在这点上与曾国藩甚是相投。曾国藩点点头说：“关键是要把勇练好，这种虚排场不要摆。”
王錱见曾国藩回来，满面春风地迎上前去，说：“曾大人，木牌子一时做不出来，我们这样大的一个衙门，岂能没有招牌？我一边叫木匠赶快做，一边先用纸写了糊起来。为图个吉利热闹，买了几万响鞭炮庆贺庆贺。”
曾国藩看祠堂正门右边，已从顶到底糊上一长条红纸，上面用颜体端端正正地写了一行大字，字字饱满稳当，出自王錱的手笔：“钦命团练大臣曾 统辖湖南湘军总营务局”。为招牌一事，王錱思考了一上午，最后定下这十七个字。他认为堂堂皇皇，很有气派，心中甚是得意，正期待着曾国藩的夸奖，只见曾国藩两道扫帚眉慢慢锁紧，说了句“璞山跟我进来”，便径直向祠堂里面走去。王錱心头一凉，跟着进了屋。待王錱进门后，曾国藩板着面孔说：“璞山，这么大的一件事，你如何不问我便自作主张，你知道犯了大错吗？”
王錱不到三十岁，心高才大，常谓一息尚存，即当以天下万世为念，虽连个秀才都未捞到，却俨然以主宰浮沉的人物自居。他这种气魄很得罗泽南的赏识。在罗泽南看来，王錱是他众多才气横溢的弟子中的第一人，好比孔门七十二贤中的颜回。王錱不认为自己写的招牌有什么错，不服气地说：“卑职不知有何过错。”
对王錱的文武之才，曾国藩也很欣赏。他意识到刚才过于严厉了，便放松面皮，略为和缓地说：“你先坐下吧！”
王錱在曾国藩对面坐下来。曾国藩耐着性子细细地说：“璞山，你这个招牌气派是够气派了，但有两个大的差错。钦命说的是帮办团练，‘帮办’二字，定下了主从关系。巡抚骆大人是主，我是协助。你如何能偷梁换柱，擅自去掉‘帮办’二字呢？此其一。第二，我们办的是团练，不是军队，怎能自称湘军？这不是在公告大众，要在绿营之外另建军队吗？罗山和你们在湘乡练的勇，人家也只称湘勇。今后，我们这批团丁可自称湘勇，一来湖南简称湘，二来也可纪念湘乡练勇的开创之功，但决不能自称湘军。璞山，你有没有想过，这一去‘帮办’，改‘勇’为‘军’，将会授人以柄啊！”
王錱是个聪明人，经曾国藩一提醒，立即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说：“卑职一时考虑不周，我这就叫人撕下。”
王錱刚要出门，曾国藩又叫住他：“璞山，你的颜字越写越好了，木牌要好几天才能制成，还得借你的大笔再写一幅先贴着。”
“写几个什么字？”
“还写原来的老招牌：湖南审案局。”
离开长沙前夕，骆秉章在曲园酒家大摆筵席，为曾国藩及团练全体哨长以上的头目饯行。徐有壬、陶恩培、左宗棠和粮道、盐道等官员都出席作陪，鲍起豹和清德却拒绝参加。久游宦海的曾国藩十分清楚骆秉章等人的世故，但他不想与骆秉章撕破脸，于是带着众头目欣然出席。骆秉章心里果然高兴，二人并肩坐在一起畅谈，如同一对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曾国藩深知借助骆秉章的重要，把招牌一事处理好后，便立即给骆秉章写了一封信，向他报告团丁安置的情况，欢迎他随时来衡州视察。接着，曾国藩又给郭嵩焘、刘蓉各写一信，邀请他们来衡州共举大事。又写了一封信给黔阳教谕、平江举人李元度。李元度字次青，曾和曾国藩在岳麓书院同窗。曾国藩欣赏李元度的才思敏捷，也请他来衡州帮办文书。又写了一信给正在桂阳州原籍守制的陈士杰。道光二十八年，陈士杰以拔贡上京考小京官，朝考时，阅卷大臣正是曾国藩。曾国藩见他的策论议论风发，言之有物，欣喜地录取了他。从那以后，陈士杰视曾国藩为恩师。
写完这几封信后，曾国藩感觉疲劳。他在床上躺了一下，却不能合眼。一个更大的计划，需要他尽快拿定主意。这就是今后如何训练这批湘勇。他在心里盘算着：自己之所以出山，目的是做李泌、郭子仪的事业，要如此，必须有一支强兵劲旅，这支人马虽不能叫军队，而只能称练勇，但实际上要比八旗、绿营强得多。一千号人，无论如何少了。但若一旦扩勇，便会立即招致非议。目前有十个省办起了团练，其他九省都没有湖南这样的大团，帮办团练大臣所直接掌握的团丁，都不过二三百人。湖南已有一千余人了，还要扩大，朝廷会不会同意？这是一。第二，饷银从何而来？自从洪杨事起，朝廷的经费便日感不支。这是曾国藩所深知的。要朝廷拨钱，希望渺茫；要骆秉章、徐有壬拨款吗？也不能指望。曾国藩躺在床上，被这两大难题困扰着，思前想后，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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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衡州练勇（2）
荆七推门进来，对曾国藩说：“大人，刚才陆知府派人送来一封急信。”
曾国藩坐起，从荆七手中接过信。原来，这信是新擢升为湖北按察使、正带兵在江西前线与太平军西征军作战的江忠源寄来的。江忠源信上说：长毛势力强大，能征惯战，打仗不怕死，又会收买人心，很难对付。请曾国藩在长沙多募几千人马，练成精兵，早日开赴江西，补充他的楚勇。看完这封信后，曾国藩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曾国藩兴冲冲地给江忠源回信，告诉他已来到衡州练勇，请他向皇上奏明，委托湖南帮办团练大臣在衡州招募五千勇丁，训练成军，交他指挥。“只要朝廷明文同意扩勇，饷银的着落再想办法。”曾国藩心想，“至于交不交江忠源去指挥，那还不是凭我一句话。我不给他，谅他也不好意思来硬要。”
不久，郭嵩焘、刘蓉、陈士杰都先后来到衡州，曾国藩很是高兴，他认为自己给这几个地位不高却才能罕见的朋友，找到了一个可以施展平生抱负的舞台。郭嵩焘告诉曾国藩，他在湘阴募集了一批军饷，过几个月便可凑齐二十万。李元度也应邀来了。这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个头瘦小的文人还带来五百平江勇，一来便对曾国藩说，要弃文就武，当营官带兵打仗。曾国藩很欣赏他的这分勇气。趁着大批勇丁尚未到齐的空隙，曾国藩和罗泽南、王錱、郭嵩焘、刘蓉、陈士杰、李元度等人天天商讨练勇之事。大家参照戚继光的束伍成法，结合目前的实际情况，制定详细的军事条例。曾国藩又写信给骆秉章，向抚标中军借调塔齐布、杨载福、周凤山三人。骆秉章同意了。不久，三人也一同来到衡州。曾国藩见文武人才济济，气象兴旺，心中甚为兴奋。一个月后，李续宾、曾国葆、金松龄从湘乡募来两千五百勇丁，邹寿璋、储枚躬、江忠济从靖州、辰州、新宁、宝庆等地募来一千勇丁，连同过去的一千人和李元度的五百平江勇，合共五千余人。曾国藩将这五千余人分为十营，委任塔齐布、罗泽南、王錱等人为营官。为使官勇们能一心一意地操练，曾国藩决定发厚饷。
在朝廷未拨下饷银之前，曾国藩与衡州知府陆传应商议，先把修城墙的十万银子挪过来用。银子兑了现，官勇们操练都有劲。曾国藩制定了严格的营规：每天五更三点放炮，闻炮即起，夜晚每营派十人巡逻；黎明演早操，营官、哨官必须亲自到场；午刻点名一次；日斜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