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历史不再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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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历史不再徘徊- 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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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乡僻壤里的人们这时候忽然明白,何以古人会有“天高皇帝远”的睿智。他们背离人民公社宗旨的行动,在1978年的时候,就是借助于交通不便与消息的闭塞,才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政府的官员们都在忙着为自己洗清冤屈,根本顾不上农民在干什么?这为农民提供了天赐良机,此时干起来,只要小心地不要与“臭名昭著”的“包产到户”搭上边儿,也就行了。四川省一个老农告诉他的县委书记常光南说,他的生产队已经拆散为几个小组,定产定酬,多产多得,少产少得。他之所谓“定”其实就是“包”。他巧妙地避开一个”包”字,就是为了不致引起书记的震动。常光南一眼洞穿老人的计谋,不过却抱着同样的心境:“只要有饭吃,管他是‘定’还是‘包’呢?”他说(《四川日报》1980年7月18日。)。安徽省凤阳县一个公社的书记詹维舟,则是以一种更为隐晦的方法向他的上级提出建议,他在自己的手上写了一个“富”字,为什么会富呢?他说道,“宝盖头”为家,“口”为人,“家”中一人一方“田”,就是富。这意思说穿了就不仅是“包产到组”,而且要包产到每家每户了。不过,他巧妙地用咬文嚼字把这一切都藏在深处。可是,另外一个人显然没有这种咬文嚼字的本事,那时他也不敢相信他的上级可以纵容他的言行。这是山西省闻喜县的一个生产队长,名叫孙炳新。在1978年的春季,他决定要在自己的生产队里“包产到户”,副队长愣着眼睛不知所措,这时候他就说:“上头、下头,咱只能热一头,顺上头,社员没饭吃;顺下头,领导要批判。咱要两头都不得罪,就一个办法,偷着干。”(《中国青年》1981年第19期。)

大梦谁先觉(12)
如此胆大妄为的人,那时候还不多,但毕竟已出来好几个。以中国乡间的传统,这种具有反叛意识的人通常有极为强烈的号召力,其一呼百应的力量,甚至远胜于政府的官员。但是,还有更大的危险,一些本来对于人民公社制度最忠贞不二的党的官员,这时候居然也露出离心离德的倾向。钟永棠的上级把他派到甘肃省武都地区去当党的书记,本是指示他把那里的人民公社搞得更加生机勃勃,可是他在那里竟说“人民公社是战略性的失策”,“集体经济是有集体没经济”,还说不让社员“包”的人是“饱汉不知饿汉饥,自己吃饱喝足,坐在大沙发上空喊高调不腰疼。他们只知道一个社会主义,离开人民太远太远了”。他认定“迟早要冲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钟永棠说的一点也不错,不过这样一来,就昭示了他公然反叛人民公社的立场,甚至让人怀疑他是否是一个共产党员。陈庭元与他明显地沆瀣一气,可是却不肯这样明目张胆地与人民公社分道扬镳,他的方针是悄悄干,做一点算一点,而且每干一点都要取得上级的支持,因为他确有一把最好的“保护伞”,这就是万里。1978年的这个时候,他领导的凤阳县委已经连续开了三次全体委员会议。并且决定在“三级所有”之下再来一个第四级,也就是把每个生产队分成若干小组,以组为基本的生产组织。他报告他的上级,那些官员中间立即引起了分裂。人家说他搞了一个“四级所有”,此风若不刹住,势必导致人民公社的解体。他什么也不说,转身去找省委书记万里,他心里一定知道万里会说什么。他果然如愿以偿。万里说:“四级核算有什么了不起,增产了,五级也行。”然后他就在县里理直气壮起来,到处说:“四级有什么了不起?增产了,五级也行。” 
  果如反对者所料,陈庭元搞他的“四级”的时候,就有人在打“五级”的主意了,而且竟然是在一个有着十万社员和十五万亩土地的范围里,明目张胆地干起来。这在当时真是一件耸人听闻的事。它发生在安徽省肥西县的山南区。1978年秋,川南大旱,秋粮无法下种。这时候,城里人在辩论真理,但农民的真理就是如何把粮食种下去。结果“包产到户”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家分得一块田,自种自管,来年收获季节算账,多收多得,少收少得。总计一千零六个生产队中,有七百七十七个如此分散开来,余者为人民公社阵营中的立场坚定者。这样一来,在分散了的那些土地上,庄稼不仅全都种下,而且后来还长得挺好。可是在人民公社堡垒里面的那些土地上,要么是把庄稼种下去了却长不出来,要么是根本就没有种。到了秋季,这个地方已经有八万农民公开要求“包产到户”。如此大规模的行动居然完全被隔绝起来,不为北京所知,这件事情可以证明,党的中央政府的力量虽然庞大而坚实,但在成千上万的农民中间仍然难以解决鞭长莫及的问题。直到几年以后,国务院里一位研究农村改革的专家陆学艺考证说,山南是实行“包产到户”最早的地方。就时间看,它的确早于小岗,不过,由制度的演变来看,山南的“包产到户”却不如小岗来得彻底。它使得社员的劳动与其收获的多寡有可能更紧地联系在一起,但并不排除生产队掌握最终分配产品的权力。也就是说,社员仍须将自己的全部所得交给生产队,再由队长根据其数量的多少,取出相应的部分给与社员。小岗则是把分配的权力也交由社员掌握,农民只要按照规定交足了集体的部分,剩下的便全归自己。小岗的社员说是“一年早知道”,也即后来人们所说的“包干到户”。这办法显然不仅仅具有更大的物质刺激作用,而且涉及到权利的分散。农民如果全都掌握了自己的劳动所得以至劳动本身,人民公社又该怎么办呢?

一步一回头(1)
1978年12月13日:一个历史性的日子——《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与“新六十条”在同一天通过——省委书记的迂回战术——中国的改革从改变人民公社制度入手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1978年的12月13日实为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具有这种价值的日子并不多。“两个凡是”终于结束,这中间的含义当然不仅仅关乎某个人的沉浮,事实上它等于是结束了整整一个时代。从此,七十四岁的邓小平终于可以开始自己的时代了。 
  这一天,邓小平在中央工作全会上以一个长篇演讲宣布了他的时代的开始。现在他已被看作是真正的领袖。这种概念与权力的位置并无直接的关联。邓小平的职务仍然居华国锋之下,公开排列出来的名次也还在叶剑英之后。他的领袖位置来源于他的思想和他本人的气质。他深知我们庞大的国家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是否有效,取决于它是否真正地赢得人心而不仅仅获取人们嘴上的阿谀。而取得人心的最好办法,就是给人民以真正的利益。 
  这种思想的萌生大约是在六十年代初期,此后两度被贬以及三年流放的经历,使邓小平对这些问题的理解逐渐加深。有一段日子里,他不仅失去了他的权力,而且失去了一些基本的物质保障。工资已经全部被取消,只按月发给可以维持他一人生命的费用。可是他还要赡养年迈的继母,以及为他的更加贫困的儿子筹措来看望他的路费。人类对于物质的看法多少有一点忘恩负义,你拥有的物质越是充分就越是不把它当作一回事。只有当你真正挨饿的时候,才会懂得一口饭的珍贵。当日邓小平团于赣南一隅,不得不自己开出一小块土地,每日在地里耕种蔬菜来弥补家用之不足,这样的感受一定时时出现在他的心头。本世纪三十年代,邓小平在同一个省份里也曾遭遇过艰难的岁月,这种艰难乃是由于蒋介石的攻击造成的。那时候,他曾经主张红军建立自己的生产地位,不过,那是一个出自领导者头脑的战略考虑,全然不同于这种发自本能的切肤之痛。中国的老百姓自古将朝廷命官称为“父母官”,一个具有责任感的官员,应该在自己任中使百姓在丰年得以足衣食,灾年不至饿死道旁。总而言之,物质乃是治国的第一要旨。至于意识形态,例如政治运动之得失,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之利弊,毛泽东思想之功过,自然也很重要,但人只有吃饱了饭才会有工夫来讨论这些。或者反过来说,如果这些是非之争不能给人们以更多的物质利益,反而令人民越发贫穷,则意识形态的教义即使再崇高,领袖的思想即使再辉煌,仍不免是空中楼阁,终有倾覆的一天。 
  考虑到这些基本的道理,邓小平为他的时代讲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后来,这句话演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我国人所尽知。这一方针如果有可能更明白地加以解释,也就是“经济建设为纲”。这里面的价值以及其间埋藏的种种冲突,人们只是到了后来才逐渐地意识到。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官复原职已一年五个月。华国锋发表了他的检讨,而邓小平发表的却是新时代的宣言。其沉浮逆转之势已然铸成。不过,仅仅如此难道就具备了开创新世纪的条件?就可以成为领袖?四十五年前被王明打倒的时候,十年前被毛泽东打倒的时候,他对这些问题都曾发生过疑问。今天的邓小平对这一切已成竹在胸,我们的国家在体制上实行中央集权,但是权力的展开需有精神上的支柱。毛泽东的时代是理论层出不尽的时代,邓小平又将以何种理论来支撑他的时代? 
  邓深思熟虑地提出了他的“实事求是”的理论。这个思想原本是由毛泽东阐述出来的。三十年代,毛泽东曾经以此作为对抗共产党内部教条主义统治的武器,大获全胜。现在,邓小平接过这个理论,来对付重新居有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哲学力量。毛泽东仍然是导师,可是毛泽东的错误理论绝对不能再拿来指导新的时代。这是一种技巧极高的策略。从表面上看,这一点与邓小平本人的重新掌权有着直接的关联,因为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打倒邓的主意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那时毛还活着,神志清楚,显非“四人帮”的矫诏。所以邓小平在还没有复出之时谈到“两个凡是”,只是提到它关系着自己能不能平反的问题。现在,1978年12月13日,这个问题就已经不仅仅关系他本人的命运了。他说:这“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3页。)换句话来说,开创邓小平的时代与打破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能分离。几年之后,邓小平开始考虑以某种方式来评价毛泽东。他说,毛主席的思想是集体的智慧。这是一点也不假的。从现在起,邓就在毛的真理中加进了自己的理解。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步一回头(2)
其实天下的真理都可以从个人的情感中找到根据。在共产党的内部具有如此惨痛经历而又能重获历史之钥的人,唯邓小平一人而已。昔日如毛泽东和周恩来,今日如华国锋和叶剑英,权力都在邓小平之上,但他们全未体验过他坠入社会底层时的种种酸甜苦辣,不可能对当日制度中的种种弊端有如此深沉的痛楚。刘少奇和彭德怀比他还要惨,可是他们没有重新获得权力的机会,所以他们的所有感慨都只不过成了身后的挽歌。从这个角度说,邓是中共权力核心中空前绝后的人物,而彻底改革共产党既成制度的人物,恰恰是由共产党自己造就出来的。 
  有些历史学家称邓小平是实用主义者,并且认定这是他的一贯精神。事实并非如此。邓本人就多次讲过他的错误,说他曾经支持了毛泽东的“反右派”和“大跃进”。不是多少具有一些理想主义色彩,邓小平当然不会有那种狂热的行为。但是,从个人情感的进程来看,邓小平的倾向实用,是无法避免的。 
  比如他说“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4—145页。),这话一定是发自肺腑的。落难中的邓小平,已经太多地领略了“鸦雀无声”的可怕。无声的落日黄昏,无声的乡间小路,独自一人无声的散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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