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历史上曾有过许多例子说明，在这种专政之后，跟随而来的或者是长时期的社会萧条，或者甚至是国家和社会的解体。的确，成为斯大林主义的最终牺牲品的不是所谓的东欧卫星国，而是我们国家自己。”（第4页）
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只说一个美国。苏美关系方面书里说到的题目很多，这里只提一个军备竞赛问题。阿尔巴托夫指出：“在这些年内我们全力以赴地狂热地卷入军备竞赛的漩涡，很少考虑这样做会导致什么样的经济后果和政治后果。”（第279页）“在这个时期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地向美国、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表明，我们要赶上他们的任何新军事计划，有时甚至用两个或三个计划回答他们的一个计划。美国人很快就算出来，在苏联国民生产总值比美国及其盟国少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情况下，这件事开辟了一条可靠的（主要的是）对于他们没有任何风险的破坏苏联实力的道路，归根到底，通过在无望的军事角逐中的经济消耗，有可能使苏联遭到彻底失败。正是在里根时期，在他执政的最初几年，制定了‘竞争战略’构想，制订了军事建设计划，其目的专门在于‘使苏联以往的国防投资成为过时的’，他们借助自己的计划，强迫我们在非常不利的、代价高昂的、拖垮我们的环境中进行竞争。”（第283页）戈尔巴乔夫接掌权力之后，感觉到了这个危险，他提出“新思维”，重要的出发点之一就是停止军备竞赛。可是已经晚了。
阿尔巴托夫说：“我们从斯大林后四十年中应该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在政治机制方面必须破旧立新，必须建立民主制度、政治文化以及文明的公众意识。我坚信，这就是改革的主要任务。我们能否解决这一任务，解决到何种程度，关系到我们强国的未来，甚至关系到我们的国家究竟还有没有未来。”（第332～333页）
还有没有未来？这问题提得太尖锐、太可怕了。阿尔巴托夫作为一位高级干部，一个体制内的人物，当然是力图避免这“没有未来”的结局。为此，他曾经利用每一个机会去影响决策人，都没有结果。眼看着一个接一个的机遇被白白错过，眼看着一个接一个的失误积累起来，最终出现了他力图避免的可是又是意料之中的结局。我在他的书中，看到了一种无力回天的痛惜之情。
（原载《随笔》2002年第4期）
【附录】
译者的误注
阿尔巴托夫的《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是一本好书。它不但提供了许多过去公众不知道的史料，还提出了许多引人深思的题目，是近年来最吸引我的书籍之一。译笔也好。译者还加了一些注释，提供了有关背景材料，有助于读者对原著的理解。可是，正如卷首《译者的话》中说的。“因翻译时间比较匆促，错误在所难免”，确实有注错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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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无可奈何花落去——读格·阿·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5）
在第464页，正文有这样几句：
“我确确实实尊重马克思主义的相当不少的著作和思想。我不仅把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父辈’，也把社会党国际的杰出的领导人，还有像葛兰西、卢卡契、布洛赫和马尔库塞那样的人都包括在内。”
对于这里提到的四个人名，译者都有注。其中注（3）是这样的：
“（3）布洛赫（Ernest Bloch，1880…1959）瑞士作曲家。”
这显然同正文不相衔接。于是去查工具书。果然发现是误注，原书说的是另一人。据《不列颠百科全书》，此人是Ernst Bloch（1885…1977），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提出“希望的哲学”。旨在完成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实在的不完善观点。1933年逃离纳粹德国。1948年回到莱比锡大学任教。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有不同于正统的说法，遭到了东德官方的非难，他的著作受到批判，主编的杂志也被封，1961年逃到西德。
书中提到的四个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可是从正统的眼光看来，又都或多或少有点异端的味道。明白这一点，对正文中的这一段话就容易理解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另外的几个人的注文虽然没有错，却有不足之处。例如注（2）：
“（2）卢卡契（Lukace Gyorgy，1885…1971）匈牙利哲学家，文艺批评家。1918年加入匈牙利共产党，1919年任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文化委员。共和国失败后流亡国外，1930年起住在莫斯科。著有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理论、哲学史等著作。”
此人通译卢卡奇，注文中说的这些，都没有错，但为了和正文相衔接，却至少应该补上两点：一、他在1923年出版的论文集《历史与阶级意识》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独特的评价，但被指责为偏离马克思主义正统学说。二、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中，他是积极参与者，事件期间任文化部长，失败后被捕，后来被驱逐到罗马尼亚，1957年获准回国。
再如注（4），马尔库塞，通译马库泽，原注也没有错，只是没有提到他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
此书重印的时候，以上意见或者可供参考吧。
说起译者的误注，还可以举另一例。这不是我发现的，是听蓝英年先生说的，那是在新华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斯大林秘闻》的第576页上。书上有这样一句：“希特勒在1944年底联合了三巨头”，译者对“三巨头”加注：“指德、意、日。”这就使读者难以理解了。第一，“三巨头”通常是指三个人，怎么会是三个国家呢？至于说，第二，德意日三国的联合，并不是“1944年底”的事，早在1941年9月27日，就在柏林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了。再说，第三，到了“1944年底”，哪里还有这三国的联合呢？早在这年的9月9日，意大利就向盟国投降，退出战争了。
原来这是因为没有看懂原文而弄出来的误译和误注。这一句的原意是：“希特勒在1943年底促成了三巨头的联合”，指的是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三巨头的德黑兰会议！正文把1943年误为1944年，只是不知道是原本就弄错了，还是译本弄错的。听蓝英年先生说，这书中的问题还不止这一处，就看这一处，也就够吓人了。
（原载2002年7月12日《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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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拉利萨，你好吗？（1）
1989年9月，我应苏联教委邀请，到苏联海参崴市远东大学汉学系教授汉语。我乍到异邦，很多地方不习惯。吃饭就是难关。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经济状况不断恶化，商品匮乏，尤其是食品，副食店货架空空如也，海参崴居民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教研室主任博洛京娜对我说：“您现在就像瞿秋白当年那样，经历《饿乡纪程》。”
1989年俄国人的生活水平当然不能同1920年相比，但比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差得多。进学校饭厅先得排队。我到苏联新学的第一句话就是：“哪位排在最后？”拿着塑料托盘依次排到放食品的台前，金发碧眼的女服务员，给我一份一份地往托盘上放菜，面包自己取。然后再到收款处算账付钱。饭厅里虽有座位，但早被学生占满，只得站着吃。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吃不到蔬菜。买水果吧，都是从中国运来的，不是不熟的便是半烂的，都是我在国内不吃的。没有办法，只好去买，可等我下课去买时，早被俄国人抢光了。
到远东大学后，在我结交的第一批俄国朋友中，便有图书馆管理员拉利萨。我每天到图书馆看报，同管理报刊阅览室的拉利萨渐渐熟了。拉利萨毕业于远东大学英语系，人逾中年，风韵犹存。她对我非常热情，甚至允许我把报纸带回宿舍看。有一次我对拉利萨抱怨没蔬菜吃，她同情地望着我，什么也没说。第二天我去看报的时候，她在空罐头瓶里装了半瓶蔬菜送给我。此后她每天都给我带半瓶蔬菜。她不值班的时候，我去看报时，蔬菜瓶压在刚到的报纸上。一连几个月都如此。一个外国人这样关心我，我着实感激。菜不断变化，有胡萝卜、西红柿、茄子还有蕨菜。我原想他们吃什么就分给我一点，但蕨菜并不是俄国人常吃的菜，副食店里虽有，但由于价钱高，无人问津。她家如何吃得起蕨菜？她家的生活状况如何呢？我很想知道。冬去春来，半年过去了，我只知道她有一儿一女，丈夫在列宁格勒美术学院读研究生。
这时已经有俄国朋友请我做客了。我初次走进俄国知识分子的家庭。他们住房条件都很差。多半是两室一厅，但面积很小，约三十多平方米。卧室兼客厅，靠墙摆着一张宽大的沙发床。白天推进去坐人，晚上拉出来睡觉。连远东大学副校长的住宅也如此。副校长是汉学家，她要到中国曲阜参加孔子讨论会，叫我帮她准备发言稿，所以我到她家去过几次。与其说帮她“准备”，不如说代她捉刀。我把她的一点肤浅的意思用汉语写出来，然后我们俩就坐在沙发上，我一句一句教她念，还替她录了音，她自己跟着录音练。她丈夫是海员，商船上的大副，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是我的学生。他们生活水平比普通教师好一些，因为她丈夫像所有海员一样，从日本贩运汽车。她丈夫喝了酒话多，得意地对我说，他们的船每次从日本回来，都运回十几辆日本人报废的汽车。日本人要报废汽车还得交钱，他看得出哪个日本人要把汽车开往报废站，便在路上把他截住，请他把汽车开到苏联船上。日本人免了交钱，何乐而不为，而他们得到报废的汽车。由于他有这种本事，船长看重他，船员爱戴他，船员把报废汽车中最好的两辆一辆给船长，一辆给他。他这些话让当妻子的副校长感到难堪，生气了，让他住嘴，可这个二百五不但不听，反而朝她喊起来：“不靠我的汽车，就靠你那点工资，让全家喝西北风呀！”弄得我很尴尬，装作听不懂他们的话，可副校长知道我全能听懂，更加生丈夫的气。
海参崴（包括纳霍德卡港）是苏联远东最大的港口，海员非常多，所以从日本运回来的报废汽车也非常多。说来奇怪，汽车在日本报废了，可在苏联还能跑上几年。满街跑的都是日本汽车。偶尔有一辆苏联产的“莫斯科人”或“拉达”夹在当中，像天鹅群中的丑小鸭。海员家庭的生活水平比一般家庭好，这从衣着上也能看出来。我的穿戴漂亮的女学生，家里必定有海员。
蓝英年：拉利萨，你好吗？（2）
我每天都见到拉利萨，也把从中国带来的茶和其他小礼品送给她，她每次接受的时候脸上都现出惊喜。可她从不请我到家里做客。有一个星期天我不请自去。她住在阿克萨科夫大街，得爬一段山路。我前面忘记交代了，海参崴是座山城，很像青岛。原来是中国领土，1860年被沙俄侵占了。阿克萨科夫大街紧挨着果戈理大街，对面是杰尔查文大街和莱蒙托夫大街。我心里想，俄国大作家怎么都集中到这里来了，想着他们的作品，想起阿克萨科夫对果戈理的崇拜，不觉来到拉利萨住的地方。门牌没错，就是找不到她的住所。问小孩，他让我往前走，走到围墙尽头就是。我走到尽头，才发现一间地下室。我按电铃，拉利萨穿着旧连衣裙出来开门，见到我有点惊讶，但马上客气地把我让进家里，我随着她走下铁扶梯。这是一间相当大的房间，大概曾经是仓库吧。看来他们一家四口都住在这里。拉利萨一人在家。她身边有一堆刚采摘回来的蕨菜嫩芽。蕨菜在中国和日本算名贵菜，苏联菜市场上也不便宜。但海参崴得天独厚，周围的树林里有的是。春天采摘它的嫩芽，腌起来，冬天可以吃。拉利萨告诉我，她在別墅（实际上是自留地，每个居民都有）里种的菜，不够一家人吃，还得采些野菜。原来她每天送我的菜不是种的便是采的，一股暖流涌入我的心头。她告诉我，她每月工资160卢布，丈夫读研究生，只领不多的助学金。儿子读中学，下课后在远东大学做木工，挣几十卢布，女儿到纳霍德卡半工半读。日子过得很紧。我的工资500卢布，比她高得多。我知道她这点钱不够用，想帮助她，但不知如何开口。我请她下班后教我俄语，每小时10卢布，每周三次。她听后笑了，说道：“您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您的俄语水平我教不了。我还有別的工作。”我好奇地问她还做什么工作。她说每天打扫四个教室，一月80卢布，加起来就240卢布了。我后来见过她打扫教室。她拎着一桶水，一遍遍拖地板，累得满头大汗。她的心愿很是希望一家温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