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啊，”他慈父般地说。“太不好啦！讲和总比吵架强。我请你们都伸出手来，握手言和！”
斯大林的请求可非同小可。
法捷耶夫是个心怀坦荡不记仇的人，向阿维尔巴赫迈了一步，伸出手来。可阿维尔巴赫瞪了他一眼，把手慢慢背到身后。法捷耶夫的手悬在空中，在场的人都惊呆了，伟大领袖和导师同法捷耶夫一起陷入尴尬处境。
如果斯大林不及时出卖失败者便不是斯大林。他眯起黄眼睛说：
“法捷耶夫同志，你太没性格，是个软弱的人。阿维尔巴赫有性格，他能保持自己的尊严，可你不能！”
……仿佛从此刻起法捷耶夫便平地青云，地位远在其他作家之上，他的对头们立即黯然失色。法捷耶夫没有性格，而阿维尔巴赫有，……阿维尔巴赫很快便被逮捕，完全消失。
田德里亚科夫是20世纪40年代末步入文坛的，这件事不可能亲身经历，是从别人那儿听来的。现已年迈的拉普评论家列文在1990年《文学问题》第十期《有过那样的时代》一文中也重复过上述说法。但他同田德里亚科夫不同，不仅认识阿维尔巴赫，而且还因同他关系密切而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他的话加深了这种说法的可信程度，可能从阿维尔巴赫本人或参加那次午宴的人那里听来的。即便传说不可靠，但此后拉普领导人的命运迥然不同却是无法否认的事实。1934年苏联作协成立后法捷耶夫是领导人之一，后来又当了九年的总书记。被西蒙诺夫在《我这一代人眼里的斯大林》一书中称为法捷耶夫狗腿子的叶尔米洛夫担任《文学报》主编，号称苏联首席评论家，唯法捷耶夫马首是瞻。李别进斯基虽未升迁，但在一次次腥风血雨中，均能安然度过，化险为夷。唯独“有性格”的阿维尔巴赫在劫难逃，一步步走向死亡，并死得惨烈，死后仍背着千载骂名。
1934年阿维尔巴赫参加苏联作协组委会，工作出色，受到高尔基好评。但很快便被调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任乌拉尔重型机器厂党委书记，在这岗位上他表现得同样出色，深受青年团员们热爱。1937年2月调回莫斯科等待重新分配工作。这时他已感到凶多吉少，主动给斯大林写了一封效忠信。但斯大林最不喜欢有性格的人。同年4月23日《列宁格勒真理报》刊登一则消息：“人民敌人阿维尔巴赫已被揭露。”阿维尔巴赫被捕的消息令他的对头们欣喜若狂。以《乐观的悲剧》成名的剧作家维什涅夫斯基把阿维尔巴赫1931年写的小册子《纪念马雅可夫斯基》赠送给列夫派作家阿谢耶夫，扉页上恶狠狠地写道：“写于布尔什维克作家同托洛茨基匪帮了结旧账的日子。他们害死了我们的马雅可夫斯基。此书便是罪证。让我们用它投向敌人。”“他们害死马雅可夫斯基”是从后者遗书中那句“应当同叶尔米洛夫对骂到底”引伸出来的，实属牵强。至于认定阿维尔巴赫是托洛茨基分子，众口铄金，谁也不知听谁说的。大概因为托洛茨基曾为阿维尔巴赫1922年所写的《列宁与少年运动》一书作过序。但阿维尔巴赫写的是列宁，而1922年托洛茨基是列宁的亲密战友，座次排在斯大林前面。以此断定他是托洛茨基分子未免荒唐。亚戈达是他姐夫，便把他说成亚戈达的亲信，是把亲属关系当成政治勾结了。1961年6月最高苏维埃军事法庭为阿维尔巴赫平反，但并未为亚戈达平反，足以证明他们纯属亲属关系。阿维尔巴赫到底为什么被捕呢？1973年西蒙诺夫才向列文道出真情。列文在前面引用过的文章中写道：“阿维尔巴赫因卡巴科夫‘案件’被捕。卡巴科夫是1914年党员，斯维尔德洛夫州州委书记。乌拉尔重型机器厂出了事故。在当时那种气氛中定为破坏活动，于是便制造出卡巴科夫案件。阿维尔巴赫担任过该工厂党委书记，此时虽已返回莫斯科但仍被牵连进去。他是1937年4月4日在莫斯科被逮捕的，被押解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他已被折磨到痛苦的极限，押他上楼的时候，他从楼梯口跳下摔死。”阿维尔巴赫的确有性格，自知已无生望，不让别人枪毙他，自己杀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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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拉普”总书记阿维尔巴赫（3）
阿维尔巴赫虽已平反，但在不少人眼里仍是凶神恶煞般的人物，这是有人把拉普的劣迹通通推到他的身上。为了把他同在作协担任要职的前拉普领导人区别开，甚至说法捷耶夫等人在20世纪20年代已看清这位克里姆林宫小少爷的真面目。1961年出版的法捷耶夫文集中有他致高尔基的信。1932年3月14日的信中写道：“……卢戈夫斯科伊和我过得非常友好，我们大家拼命干活。”删节号所删去的正是阿维尔巴赫。在其他信中还多次向高尔基夸奖阿维尔巴赫：“您对他的评价完全正确。他是难得的好同志，在文学界工作并非偶然，把自己完全奉献给文学事业。他的工作极为有益。”这些话从文集中通通删去。仿佛拉普的错误都是他一个人犯的，法捷耶夫等人皆白璧无瑕，因为同他素来不和。这个神话一直流传到20世纪80年代。
阿维尔巴赫1903年生于萨拉托夫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十五岁辍学参加共青团工作，被选为第一届莫斯科团中央委员，尔后又被选为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1920年主编《少年真理报》，尚不满十六岁。又被选为青年共产国际领导成员，派往国外参加共产国际运动。曾到意大利索伦托看望高尔基。回国后，十七岁担任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刊物《青年近卫军》主编，1922年同其他文学小组成立十月文学社。十月文学社即拉普前身，自此阿维尔巴赫便算加入拉普。1926年24岁时被选为拉普总书记。有的文章称他为克里姆林宫小少爷，大概是因为他舅舅斯维尔德洛夫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他又娶了人民委员部办公厅主任邦奇—布鲁耶维奇的女儿，算是高干子弟吧。但他从未得到这两位大人物的庇荫。斯维尔德洛夫1919年去世，列宁死后邦奇便失去权势，阿维尔巴赫单枪匹马打天下。他死后妻子被关进劳改营，邦奇收养了他的遗孤，并把他培养成物理数学博士，这便是邦奇对阿维尔巴赫的唯一恩德。
阿维尔巴赫资质聪颖，过目成诵，善于辞令，能滔滔不绝讲四个小时听众无倦容，又极为机智，如他讲话时有人恶意提问，他能以诙谐口吻令提问者当众出丑，文思泉涌，在短短五年内写出《为无产阶级文学而奋斗》、《我们的文学分歧》、《论无产阶级文学的任务》等七部书，加上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超过二百万字。他对苏共的事业忠心耿耿，为建立无产阶级文学不遗余力，并善于团结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为共同的事业奋斗。他是拉普公认的领袖。法捷耶夫说“有事只同阿维尔巴赫商量”。但他也有令人生畏、反感以致讨厌的一面。他少年谢顶，于是剃成光头。鼻子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乍一见面给人一种奸猾的印象。他恃才傲物，过分相信自己，时常出言不逊。对论敌不分青红皂白打棍子，对战友则千方百计庇护。他的缺点是非常严重的，大概同他少年得志有关。随着年龄的增长，阿维尔巴赫变得稳重、随和多了。1933年夏天初出茅庐的作家阿夫杰延科见到他时印象就不同了，觉得他像位和蔼的兄长。高尔基先是不喜欢他，后被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贞和工作的狂热所感动，称他为天才的小伙子，并邀他一起编辑文选《十六年》。斯大林也曾看中他，让他把各派割据的文坛逐步统一，以便建立全国统一的各文艺协会。但斯大林发现他个性太强，恐难驾驭，不可长久使用，俟机除掉。西蒙诺夫在回忆录中写道，1950年斯大林谈到拉夫列尼约夫的剧本《###》时说，布尔什维克执政前和执政后对非党作家的态度应有所不同，“这儿有个人，叫什么名字来着？对啦，阿维尔巴赫。起先他还有点用处，后来成了诅咒文学的同位语了。”
拉普树敌过多，积怨太深，而把这一切全部推到阿维尔巴赫一人身上，把他当成拉普一切错误的化身，有欠公道。阿维尔巴赫平反已三十年，至今提起他来仍人所不齿。20世纪60年代苏联理论界已实事求是地开始评价拉普的功与过，难道20世纪90年代就不能实事求是地评价阿维尔巴赫的功与过吗？功大也好过大也好总应给予公正的定评，不能让他永远背着“诅咒文学的同位语”的黑锅。可喜的是已经有人开始做这项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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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拉普”总书记阿维尔巴赫（4）
阿维尔巴赫怎会有墓呢。
（原载《读书》1996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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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1）
我们这代人谁没读过西蒙诺夫的小说《日日夜夜》？谁没读过他的抒情诗《等着我吧》？20世纪50年代初期正是中国重整山河的时代，多少青年人肩负着革命的理想，奔赴祖国各地。分手的时刻，哪个男同学没在自己钟情的女同学纪念册上偷偷抄上这首诗？西蒙诺夫那时对中国青年学生影响太大了，特别是这首写于苏联卫国战争初期的诗《等着我吧》。我怀着当年读这首诗的激动心情，把它抄录下来，以飨没有读过这首诗的年轻读者。
《等着我吧》
——献给瓦·谢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只是你要苦苦地等待，
等到那愁煞人的黄雨
勾起你忧伤满怀，
等到那大雪纷飞，
等到那酷暑难捱，
等到别人不再把亲人盼望，
往昔的一切，一古脑儿抛开。
等到那遥远的他乡
不再有家书传来，
等到一起等待的人
心灰意懒——都已倦怠。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不要祝福那些人平安：
他们喋喋不休地说——
算了吧，等下去也是枉然！
纵然爱子和慈母认为——
我已不在人间，
纵然朋友们等得厌倦，
在炉火旁围坐，
啜饮苦酒，把亡魂追念……
可你要等下去啊！千万
别同他们一起，
忙着举起酒盏。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死神一次次被我击败！
就让那些不曾等待我的人
说我侥幸——感到意外！
那没有等下去的人怎么会理解——
亏了你的苦苦等待，
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
从死神手中，是你把我救出来。
我是怎样死里逃生的，
只有你我两个人将会明白——
全因为同别人不一样，
你善于苦苦地等待。
这首诗表达了千万苏联人的心，其鼓舞力量连歌曲《喀秋莎》和爱伦堡的政论都无法相比。前线士兵和后方妇女把它当作护身符放在贴心的口袋里。丈夫一想到忠贞的妻子倚门守望，从前线凯旋归来迎接他的是爱妻的拥抱，便斗志倍增。妻子相信自己的等待能使丈夫避开死神，平安归来，又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一首诗竟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诗是献给瓦·谢的。瓦·谢是西蒙诺夫的妻子、演员瓦莲京娜·谢罗娃。谢罗娃是苏联20世纪40年代著名的电影演员，体态姣好，容貌俊俏，从照片上看，有几分像美国的性感明星梦露。她曾在影片《倔强的姑娘》中饰演女主角，在根据短诗《等着我吧》拍摄的同名影片中饰演女主角丽莎·叶尔莫洛娃。《俄国电影百科词典》评论她饰演的这个角色时写道：“她真实而深刻地揭示出在卫国战争中经历过严峻考验的俄国妇女忠贞的主题。”西蒙诺夫对谢罗娃一见钟情，两人很快结婚，不久便分开了。西蒙诺夫以战地记者的身份上了前线，谢罗娃随列宁青年团剧院到各地巡回演出。据作家鲁宁回忆，西蒙诺夫所在的《红星报》编辑部同《真理报》编辑部位于同一座楼里。一天，西蒙诺夫从打字室返回他冰冷的小屋——在这里，爱情曾温暖过他的身心，现今，别离折磨着他的心——路上碰见《真理报》主编波斯佩洛夫。波斯佩洛夫请他到办公室喝茶。波斯佩洛夫抱怨报上都是官样文章，很少有打动读者的东西，问西蒙诺夫有没有合适的作品。西蒙诺夫说他有首诗，但对《真理报》未必适用。他曾把这首诗寄给《红星报》主编奥腾贝格，奥腾贝格看过后说：“这种诗不适合军报，别再刺激士兵了，别离已让他们无法忍受。”波斯佩洛夫让西蒙诺夫念给他听，波斯佩洛夫听了非常喜欢，但不喜欢“那愁煞人的黄雨”中的“黄雨”两个字，雨怎么会是黄的呢？在场的爱伦堡替西蒙诺夫辩解，说他喜欢的正是“黄雨”两个字。爱伦堡以黄泥质土为例，又援引马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