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改观。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影片《命运的嘲弄》曾在中国上映。莫斯科的一位青年喝醉了酒，拿别人的机票飞到列宁格勒，稀里糊涂进入一位女士的家里，因为这位女士住宅的结构同他住宅的结构一模一样，里面的陈设也一模一样。纪德对斯大林的批评比罗兰尖锐得多。他写道，无产阶级专政并非无产者的共同专政，也不是苏维埃的专政，而是独夫的专政。斯大林什么时候都是对的，不可能不对。
罗兰接触过不少苏联高层人土，其中包括布哈林、亚戈达和拉狄克等人。罗兰对布哈林的印象最好，称赞他思想敏锐，心胸开阔，没有庸俗气味。罗兰说亚戈达容易让人对他产生好感，但听他说到“苏联已取消书信检查制度，连白党的信件也不受检查的时候，你就会想，他是不知道自己领导的部里的事还是把我们当成傻瓜，好像我们不知道寄给我们和我们朋友的信都受到检查，收到时信封已被拆开，上面打着‘信已磨损，粘贴不牢’的图章”。拉狄克只会说套话，令罗兰厌恶。跟罗兰接触最多的当然是高尔基了，但高尔基从未向罗兰敞开过心扉。罗兰看出高尔基内心的痛苦：“老熊被封住了嘴。不幸的老熊，荣誉缠身，备受敬重，但在内心深处对所有的利益都不感兴趣。他宁愿用这些利益换取昔日流浪汉的独立。痛苦、思乡和遗憾沉重地压在他心头上。”负责监视高尔基的是他的秘书克留奇科夫。“克留奇科夫成为高尔基同外界联系的唯一中间人：收发信件和接待来访者都由他负责，只有他能决定高尔基能见谁，不能见谁。”克留奇科夫听命于斯大林，在高尔基和斯大林之间传递信息。高尔基去世后，克留奇科夫被斯大林处决，因为他已经没用了，况且知道的事情太多，留着有害无益。正好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狡兔死，走狗烹”。
蓝英年红色麦加朝圣记——重读《莫斯科日记》（3）
罗兰的日记为什么要五十年后才发表呢？因为1937年纪德发表了《从苏联归来》，苏联发动欧洲的左翼作家对纪德群起而攻击之，给他戴上反苏的帽子。甚至可能发生比责骂更可怕的事。罗兰也参加了对纪德的围攻，尽管他心里对苏联的看法同纪德没有多少区别。罗兰大概不想充当苏联攻击的靶子吧。罗兰1938年12月写后记的时候，已经是在斯大林对先前的战友、现今的政敌进行过三次公审之后了，知道了更多的事。同他交谈过的人或者接待过他的人大都被处决了。他对苏联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罗兰决定五十年后发表日记的另一个原因，是希望他的看法得到实践的检验。1991年苏联的解体验证了罗兰的看法，我们不能不佩服罗兰见微知著的观察力。《莫斯科日记》是苏联必然解体的历史见证。
（原载《随笔》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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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罗曼·罗兰《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1）
1935年六七月间，罗曼·罗兰应邀访问苏联，逐日记有日记。作者决定，这一部分日记要五十年之后才可以发表。改题为《莫斯科日记》的中文译本出版于1995年，更是六十年之后了。
五十年。时年六十九岁的作者知道那时自己必定死了，日记中写到的那些交往的人们，大约也全都死了。无论怎样的抑扬褒贬，都不会再刺激谁。这大约是作者决定采取五十年“时效处理”的用心吧。他却没有想到，对于读者来说，五十年，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六十年，却有个特殊的意义。在这段时间里，世界上发生了多少大事，苏联又发生了多少大事！二次世界大战，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戈尔巴乔夫否定了列宁的遗产，叶利钦促成了苏联的解体。斯大林时代的许多秘密已经为世人所知晓。人们以今天的知识来读这本几十年前的日记，看看其中一些记载和议论，判断和预言，就特别有意思。
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作者，诺贝尔奖金的得主，在全世界享有崇高声誉的作家，同时又是苏联最热忱的友人。因此，他的访问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会见了斯大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受到高尔基和其他一些作家艺术家的欢迎。日记中，他不止一次为自己受到的热情欢迎表示激动。他对苏联怀着由衷的友好感情。可是他又是一位有观察力的作家，尽管没有安排他同普通公众会面，在苏联的现实中他还是看出了令他难堪的东西。正因为怀着友好的态度，正因为希望它完美，才更觉得这些消极的东西令他难堪吧。
到达莫斯科的第四天，他写下了对建筑物的观感：“莫斯科正在成为平庸的欧洲城市之一。我没有感觉到它有什么特别的魅力。莫斯科新建房屋的平庸无味使我感到惊讶。较之莫斯科新增的建筑，街上的人群看上去要更有莫斯科特色得多。”
他看到了普通老百姓生活的艰难。“莫斯科的住房问题仍是折磨人的复杂”，“在莫斯科，生活对大学生、教师和小职员来说仍是非常困难的。利季娅·帕夫洛夫娜对玛莎承认，不久前她请玛莎以及另外几个朋友吃的一顿简单而冰冷的早餐就花了她八十六卢布。一块长方形巧克力糖要花二十五至三十卢布。因此，如果你见到高尔基那儿或者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招待会上的挥霍浪费，你就会感到某种不自在。”（7月19日）“在莫斯科，物质生活（工资、食物、住房）依然非常困难；在列宁格勒和苏联其他地区，物质生活大概更折磨人。”（附记）
艰苦的生活还可以忍受，如果同时看到有人凭借特权来享用，那就更不好受了。罗曼·罗兰看到，“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员所获得的最高工资，少于有功劳的非党劳动者有望获得的最高工资，可是，不必被这种分配所迷惑，因为它很容易被绕过。共产党的活跃成员利用其他特权（住房、食物、交通工具等）代替金钱，这些特权确保他们能过上舒适生活并拥有特殊地位。更不用说影响，他们利用影响为自己和自己的亲属谋利益。”（附记）
这种特权，他就自己的经历举了一例：“在毗邻莫斯科的四郊，散布着一些在地图上没有标明的别墅（也包括高尔基的独家住宅），里面住着领导人及其客人，或者就是受到特别关照的作家。遇到宽阔的铺有卵石或柏油的道路，你问：‘它们通向哪儿？’回答总是：‘通向别墅。’道路沿线站着警察，他们也从树林中暗地里进行观察（谢尔盖在那儿遇见过他们）。在地平线上，可清楚地看到一幢位于树林中的雪白的漂亮疗养院。你问，它供谁使用？回答：‘政府的上层人员。’你问，石油大王祖巴洛夫的坚固的巨大庄园派了什么用途？回答：‘那儿也是高层社会的别墅和休息区。’……但我们也在路上遇到了向我们投来忧郁目光的男子，一个老年妇女向我们显示了一下拳头。”（7月3日）从这男子的目光和老妇的拳头，可以看到沉默的人民对特权者的反感和敌意吧。
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罗曼·罗兰《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2）
如果，特权者对于自己奢靡的生活感到心满意足，倒也罢了。尽管引起一些人艳羡，一些人反感，但社会毕竟有能力供养这人数不多的奢靡者的。问题是他们不以此为满足，吃饱喝足之后还要生出事来，这样造成的破坏就比自己多享用一些更大了。罗曼·罗兰提到的一件事就是农业集体化运动。为了这事，斯大林写过一篇《胜利冲昏头脑》。这是一场怎样的胜利呢？罗曼·罗兰的日记写道：“在路上，克留奇科夫对我们讲述在1930年至1931年期间爆发的重大农民战争中的事件，这次战争与1919至1920年间的国内战争同样残酷。如果外部敌人善于利用这种形势，则情况可能变得极其严重。尤其在西伯利亚，北高加索和乌克兰。在乌克兰，农民毁灭了巨大的粮食储备，毁灭了全部收成，他们只能饿死。在高加索，到了残害自己牲畜的地步。反抗是强烈的和狂热的。一些富裕农民听任亲属在极端贫困中死去，却把自己的东西藏起来。在地里挖坑，把粮食藏在那里。”（7月22日）
于是就有了专政的必要。罗曼·罗兰也认为专政是必要的。他说：“精心选择的政党对千百万非党人士的不屈不挠的专政是需要的。非党人士或许比敌人更危险，因为不能确定他们的准确人数。”（附记）也许罗曼·罗兰没有很好掌握马克思列宁的理论，不会采用马列主义的标准提法：无产阶级专政，是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也许是他以为说政党对非党人士的专政更符合实际。反正，他就是这样说的。接着他说，“专政依然存在，但企图伪装起来（想方设法不让我见到它），并许诺在更自由的新宪法条件下，将变得更温和。我不能谴责专政（只能因为它努力伪装起来而谴责它），因为危险仍存在。”
这里所说的“更自由的新宪法”是指1936年12月5日通过的被称为“斯大林宪法”的苏联宪法，它宣称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已基本建成。可是它并没有带来所许诺的“更温和”。大镇压的高潮正是紧接着在新宪法颁布后的1937、1938年。
尽管努力把专政伪装起来，想方设法不让罗曼·罗兰见到，但就是从他同人交谈中得到的一些星星点点的材料中，也足以使人感到阴森可怖了。“每天都有某个熟悉的家庭消失。我的出版者布洛克于二月被捕，被流放到中亚一个小村庄，在那儿他应该教授图画课。除了他的贵族出身，没有任何流放的借口（他是军官的儿子。）……玛莎和费定谈论发生在出版者布洛克身上的事情，谈到了他的被捕。而且，所有的人都感到忧伤，因为大家都喜欢布洛克，并已经采取了一些保护他的步骤。他们痛苦和气愤地谈到基洛夫被谋杀后，在列宁格勒肆虐一时的‘行政强制迁出’。一开始来的是莫斯科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它的行动是有节制的。接着，它被明斯克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取代了，后者显示出对地方和人的一无所知，粗暴和放肆地采取行动，旧的嫌疑者名单被找了出来，并立即开始了放肆的强制迁移。布洛克被放逐到乌兹别克的无人过问的角落，被放逐到农村，在那儿他无事可干，没有人需要他。他在绝望中恳求，让某个类似撒马尔罕的城市作为放逐地点，在那儿他能有所用处。作家们保护他的申诉不久前已被监察委员会驳回，但作家们已被要求再尝试一次。还提到了商人及其他被推翻阶级子女的问题，他们的出身使他们挺不起身。……‘保姆’谈到与‘行政强制迁出’有关的情况：‘哪怕是建造一些集中营，简易住房，让有嫌疑的人住在那儿，等待更全面地审查他们的案件。’但就让他们呆在露天，没有生活设施。……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亡。”（7月7日）
我想帮他们解释一句：并不是存心虐待这些人，让他们在餐风宿露中折磨致死。而仅仅是因为镇压的规模，一时怎么来得及为这成千上万的流放者准备哪怕是简易的住房呢。这规模有多大呢？一次，主持其事的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在向罗曼·罗兰“谈到他本人所显示的对囚犯卫生的关心”，作为例证他谈到“莫斯科附近的集中营，那儿关押着二十万囚犯，但没有一个病例记录在案。”（7月10日）这真是人间奇闻了。一座有二十万自由居民的城市也不可能没有一个病人。亚戈达说的，恐怕只能解释为：囚犯病了，也不承认他是生病了。罗曼·罗兰听了这话，重视的是他不经意说出的数字，日记中在“二十万”之后加了惊叹号（！）。这样的规模当然不能不令人惊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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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罗曼·罗兰《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3）
亚戈达告诉罗曼·罗兰，“集中营是预定给刑事罪犯用的。”（7月12日）可是一位老太太告诉他：“集中营预定不仅仅给刑事罪犯用。有独立见解的、不善于谨慎地保持沉默的人会消失不见。官方的看法被强加于人。”（7月13日）
把大批囚犯集中起来，“是为了在大型工程（例如莫斯科～伏尔加运河）中加以利用”（7月12日）。亚戈达这样告诉他。一位这种囚犯劳动的总管还兴致勃勃地对他讲述运河工地上改造罪犯的成绩（7月13日）。罗曼·罗兰在日记里详细记下了这些谈话，可是并没有表示自己的意见，不论是赞颂还是批评。这也许可以理解为他对此有所保留。萧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中说，另一位也很著名的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就曾经作文“歌颂成千上万人为之丧生的白海运河的建设”的（肖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