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评水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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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评水浒- 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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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庵为什么要违背历史,杜撰出第八十三回至八十九回这七回“征辽”故事来呢?有人说,这是施耐庵为了“一舒心中的积郁和怨气”;也有人说,这是施耐庵为了说明宋江等人投降以后的“忠心”。在这七回书中,的确写了蓟州、幽州等地的战事,而且大获全胜,迫使辽主投降,而且居然自作主张,把已经收复的檀州、蓟州、霸州、幽州“依旧给还辽国管领”(要知道像这样的大事,可不是一个“征辽先锋”所能决定的)。但恰恰正是这七回书违背了历史事实,让稍许知道一点儿辽金历史的人,都觉得过于离谱。
  我曾经想:如果施耐庵稍微再聪明一些,写宋江等人投降以后,奉命抗金,但不是违背历史写他们打败了金军,而是在这场战役中,一百单八个将领一个个先后死亡(或以身殉国,或受到奸臣的陷害),以这样的悲剧结束整部书,下面不再写“征方腊”(征田虎、王庆,本来就不是施耐庵所写),虽然也是违背历史的,但是这部小说的成就,可就更伟大了。
  当然,我这一次改写,不可能代替金圣叹完成这一“未竟设想”;《水浒传》的故事和结构已经定型,一经改动,就不再是《水浒传》了。我做的工作,主要是语法、词汇的规范化,使之尽量和今天的标准普通话接近(没有严格按照当代普通话的规范,而只是尽量接近);七十回以前的故事,基本上不作变动,七十回以后的故事,则完全舍弃。无法或不便更改的,则加注解。注解力求详尽。原则是:“不怕把读者当傻瓜。”因为读者水平参差不齐,与其适应高水平读者尽量少注解,不如适应更多的中低等水平的读者多加注解。注释不是正文,读者不想看,可以略去不看。 所有回目和章节结构,则基本上保持原状。
  “不怕把读者当傻瓜。”这话听起来刺耳,却是我成功的经验:我没有取得过任何计算机的等级职称,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电脑高级用户”而已,但是我却写了55本电脑教材,总字数超过了1000万。成功的经验,正是这句“不怕把读者当傻瓜”。也就是说,解释要尽量通俗易懂,务求详尽而不是粗疏。《诗刊》前主编邵燕祥先生说:“我买了好几本电脑教材,越看越糊涂,看了吴越写的教材,一看就明白了。”紫光集团的老师们说:“我是高级工程师,可是我却写不出像吴越这样通俗的电脑教材来。”正是我的“不怕把读者当傻瓜”,我被联想集团聘请当了顾问。——当然不是向我请教计算机技术,而是要吸收我“不怕把读者当傻瓜”的经验。这个成功经验,我希望能够在这部《吴越评水浒》中继续发挥。
  我这个版本,几乎集中了前人所有的注释,经过甄别筛选,再加上我自己的注释,因此不妨称其为“《水浒传》自从明朝出版以来,注解最详尽的一个版本”。从改写中我发现,前人对《水浒传》的注释,也有许多地方是不完善的,甚至是错误的。一个人的知识终究有限,我这个版本,也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何况我只是一个“草根作家”,不是什么学者、教授,更不是研究《水浒》的专家。我自己小时候看《水浒》,因为书上没有注释,简直是“生吞活剥”,那才真叫“一知半解读《水浒》”呢!我之所以敢于注释并评论《水浒》,就是希望不再出现这种“生吞活剥”和“一知半解”。通过这次注释和评论,我发现自己不懂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如果不是朋友们的帮助,我几乎无法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因此十分希望读者指出遗漏和错误,以便再版的时候改正。
  至于评论,主要是我的“一得之见”,同时也参考、倾听了朋友们的意见(有许多是没有见过面的网友)。我是以一个读者、一个编辑、一个作家的身份来评论的。判断好人还是坏人、好事还是坏事的基本着眼点,是以“善恶是非感”和对国家、民族、社会特别是对老百姓是否有利益出发。也就是说:如果让我来写《水浒》、编《水浒》,我会怎样写、怎样改。离开了《水浒》评《水浒》,不免有隔靴搔痒的感觉,何况有许多“一句话点评”,用“夹批”的形式放在正文中间,效果更好。因此本书采取的方法,是中国古代评论家常用的“批评”方式。所谓“批”,包括“眉批”和“夹批”,“眉批”是写在正文的“天头”上,现在的书天头空间小,“眉批”不适用了;“夹批”是写在正文中的,只起一个提醒作用,并不详细说;所谓“评”,才是对这一回书的评论,包括主题、人物、语言、结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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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水浒》的成就及今天怎样认识(8)
评论《水浒》,曾经出现过许多个“大家”。考虑到金圣叹和李卓吾、王望如三位老先生的评《水浒》有先驱者的作用(如今大学里讲文学评论,大都要讲一讲这几个人),但是他们终究是明清时代的士大夫,受本阶层的思想认识和客观环境的影响,评《水浒》的着眼点,多从文字优劣出发,不从是非善恶和国家、民族、社会的利益出发,因此作为“文学评论”,有许多地方的确“没有搔到痒处”。有许多见解,还是“腐儒之见”,起的仍然是对《水浒》的误读、误解、误导的作用。特别是金圣叹,他读过的书,应该“汗牛充栋”了,但是吹捧起《水浒传》和施耐庵来,几乎到了“如痴如狂”的程度,说什么“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①,很有点儿“捧臭脚”的味道。这一方面固然是他们的认识水平所限制,一方面也可能和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有关:有话不敢直说。例如明万历三十八年(1555) 李卓吾为容与堂刻本《忠义水浒传》写的序言,开宗明义第一段,就说:
  ① 见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三》。
  太史公曰:“《说难》、《孤愤》,圣贤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作也。盖自宋室不兢,冠履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雀,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
  这说明李卓吾是看出了施耐庵写作《水浒传》的动机的。那么金圣叹呢?他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却说:
  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著情神,乃至其余诸纪传中,凡遇挥金杀人之事,他便啧啧赏叹不置。一部《史记》,只是“缓急人所时有”六个字,是他一生著书旨意。
  《水浒传》却不然,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只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故其是非皆不谬于圣人。后来人不知,却于《水浒》上加“忠义”二字,遂并比于史公发愤著书一例,正是使不得。
  金圣叹的这一段话,分明是针对李卓吾的评论而来的。李卓吾是个直性子人,有话就直说;金圣叹却喜欢用“曲笔”。像他这样聪明的人,能不知道施耐庵写《水浒》时候的处境和心态?但是他偏偏要“正话反说”,“把明白话故意说得糊涂”。其实两个人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不过先驱终究是先驱,关于金圣叹的评论,凡是我认为有可取之处的,就适当摘录;而李卓吾和王望如的评论,好在大都是“一句话简评”,字数不多,就全部照录了。
  金圣叹前面有过注释,不多说了。李卓吾和王望如,下面简单介绍几句。
  李贽(1527…1602),本姓林,字宏甫,号卓吾,福建泉州晋江人。他生长在一个笃信###教的商人家庭,幼年丧母,随父亲林白斋读书学习,二十六岁(1552)中福建乡试举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被授河南共城(今辉县)教谕。嘉靖三十九年升迁南京国子监博士。此后又多年为官,五十一岁(1577)任云南姚安府知府,居然在任上披剃当了和尚。李卓吾被认为是我国明代具有“反叛”意识的思想家,也可以说是个怪人。从五十四岁(1580)起,他就辞官不做,过着独居和四处讲学的生活,并专心著述。除著有《藏书》、《说书》、《焚书》等集外,还评点了《水浒传》。他评的《水浒传》,有两个版本:一是《忠义水浒传》(明万历三十八年容与堂刻本,一百一十回);一是《忠义水浒全传》(袁无涯刻本,一百二十回)。两个版本的评论内容并不同。本书中凡是用“李生”、“李和尚”、“李秃老”自称的,是前一版本;以“李贽评”起头的,则是后一本版。晚年的李贽漂泊不定,到处参禅讲学。后北上通州,万历三十年(1602),被都察院左都御史温纯伙同都察院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奏劾,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李贽在狱中说:“衰病老朽,死得甚奇,真得死所矣。如何不死?”当年三月十五日,还没被最后定罪的李贽,终于用剃刀在狱中自杀。
  

九、《水浒》的成就及今天怎样认识(9)
王望如,字仕云,号桐庵老人,明末清初出版家、评论家、著作家,大约和金圣叹同一时代而略晚,生平不详。著有用四言韵语写成的启蒙课本《鉴略》,是清代学塾广泛使用的初级历史读物(鲁迅先生上私塾,就读过《鉴略》;我上私塾,同窗学友中没一人读《鉴略》,大都读的是《幼学琼林》),内容上起盘古,下迄明朝弘光。他对《水浒》的评论,略晚于金圣叹,写在请顺治十四年(1657) 醉耕堂刻的七十回本《出像评点水浒传》的每回回末。醉耕堂就是他所经营的“出版社”,所谓“出像”,就是在正文前面加人物图像,一般称为“绣像”;王望如可能觉得“绣像”二字不太贴切,改称“出像”。这个版本,有人物像从宋江至徐宁共四十幅,题“陈章侯画”。赞像都有“赞”。例如赞武松:“申大义,斩嫂头,啾啾鬼哭鸳鸯楼。”赞扈三娘:“桃花马上石榴裙,锦繖英雄娘子军。”
  李卓吾和王望如的评论,水平明显不如金圣叹。金圣叹至少已经看出宋江的假忠假义,而李卓吾和王望如还常常称赞宋江的忠义是“真心”的。本书引用他们的评论,也有用来和我的观点、和金圣叹的观点对比的意思。
  最后说一下本书的插图。
  从明清时代起始,中国的小说就很讲究插图。小说中有了插图,的确给作品增光添彩不小。国外的小说,也很讲究插图。我见到过一部原版的《死魂灵》,插图十分精致,而且有上百幅之多。中国当代小说,插图越来越少,据说是由于插图的稿酬太低,画家不愿意画。明代的书版印刷,主要是木板。那时候画一幅图可能不太困难,而要雕一幅图,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特别是那细如头发丝的工笔画,可真难为了刻工。一幅木刻插图的制作,是需要许多天才能完成的。一直到了清末,引进了石印技术,小说插图方才从木刻中解放出来。想想现在制图如此容易,小说插图却越来越少,真叫人不胜感慨。
  明代出版的《水浒传》,几乎都有相当精美的木刻绣像和插图。例如明万历年间刻的天都外臣序本《忠义水浒传》、明万历年间新安黄诚之刻本《忠义水浒传》、明万历年间容与堂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明崇祯年间刻本《精镌合刻三国水浒全传》、明末杨定见刻本《李卓吾评忠义水浒全传》、清康熙年间芥子园刻本《李卓吾评忠义水浒传》等等。至于清末的石印本,由于制作容易,插图就更多见了。
  这一次,我们从图书馆借到了两个版本:一个是容与堂版,一个是杨定见版。容与堂版是巾箱本,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袖珍本”,每回有两幅插图,画面以人物为主,不太注意背景构图,但是开本太小,相当于今天的64开,放大以后,图像有些模糊。杨定见版画面大,特点是除了人物之外,特别注意背景的构图,缺点是人物面部缺乏表情。此外,这个版本不是每回一幅或两幅插图,而是随意性很强,有的回目一回书两三幅,而有的回目却一幅也没有。权衡的结果,为求画面清晰,我们还是采用了杨定见版。这一版插图的作者是谁不知道,刻工的姓名倒是留在画面上,是刘君裕。生平不详。
  还要特别声明的是:我所持的观点,我所引用的资料,并不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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