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墩上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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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墩上的悖论- 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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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
  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
  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
  反映在对宋太宗的记述上,也是如此。比如,焚毁晋阳城这样一件大事,在《宋史》本纪中只是用“堕其城”几个字一笔带过。宋太宗在征辽中指挥失当,全盘尽输,丧师不下三十万,这在《本纪》中根本看不出来。即使那次几乎全军覆没,太宗险些被俘的高梁河之战,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帝督诸军与契丹大战于高梁河,败绩。”
  史载,太宗朝,有人向朝廷进言,请求放出宫女三百人。太宗对宰官说:“宫中无此数。”而且,本人亦颇自诩:“即位以来,朕持俭素,外绝游观之乐,内却声色之娱。”从这些情况看,太宗似乎并不留意女色,宫中也是清净简约的。但是,实际并非如此。太宗刚刚去世,继位的真宗就对辅臣说,宫中嫔御颇多,幽闭可悯,朕已告诉后宫,把那些进来年头很多的统统放出去。时隔三年多,儿子就给老子一个反手巴掌,戳穿了赵光义的谎话。
  《烬余录》载,太宗既平北汉,圣心狂悦,率军征辽时,尽载北汉妃嫔随御,诸将亦掠北汉妇女以充军妓,致令士气不扬,全军尽覆于高梁河。南宋初年的王銍在《默记》一书中,还披露了这样一件事情:赵光义在做开封府尹时,一个青州人带领十多岁的小女儿,到南衙办理产业事,光义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女孩,硬是通过手下的安习强买下来。后来,这件事被太祖知道了,十分气愤,不便直接追究光义的罪责,便下令追捕安习归案,光义只好把他藏匿在府中。连个十多岁的小女孩都不放过;“内却声色之娱”,又从何谈起?当然,这是他登基之前的事。
  太宗殚精竭虑十几年,才得遂其位登九五之愿。因为得来不易,所以防范心理极强,处处表现出心怀戒虑,猜忌多疑。这种个性品质也决定了他的领导方式:大权独揽,任人唯亲。为了箝制将帅,出征时实行“将从中御”,剥夺了前方将帅的机动指挥权。出发之前,皇帝预授锦囊妙计,大自战略方针,行军布阵,小至进退行止,全部事先做出安排,不得改动,并派出亲信赴阵监军。
  由于他素性猜忌多疑,使战功卓著、有“宋代第一良将”之誉的曹彬,只因秉政日久,深得民心,便被罢免了枢密使的职务。名臣寇准在罢朝归第途中,因为有人迎着马首欢呼“万岁”,也被免除了职务。参知政事赵昌言已经出任川峡招安行营都部署,可是,当太宗听说他前额上的皱纹特殊,呈现反叛之相,立即收回成命,改派宦官卫绍钦前往四川,同领招安捉贼事。最可笑的是,册立太子之后,京师之人欢喜雀跃,说:“真社稷之主也!”太宗听闻,异常恼火,立即找来参预策立太子的寇准问道:“五洲四海都归心于太子,那将置朕于何地?”连亲生儿子也要怀疑、忌妒,其他人就更不要说了。
  正是由于他猜忌、狠毒,吴越王钱俶和南唐后主李煜等降王,都惨遭杀害,未得善终。关于他们的死,《宋史》的记载都极为简略,前者记为:“是夕暴卒,年六十”;后者记为:“(太平兴国)三年七月卒,年四十二”。但在褚人获的《坚瓠广集》中,却揭露了事实真相:他们都是宋太宗通过暗下毒药害死的。钱俶出生于后唐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死于宋太宗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巧还巧在他的父亲也死在这个日子。李后主七月七出生,也死在七月七这一天。在他们庆贺生辰时,宋太宗都曾派人送去了祝寿的御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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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字碑说起(6)
史书上说,钱俶作为一个属国之君,每逢朝廷使至,他都接礼勤厚;一贯谦和、俭素,自奉尤薄。宋兴以来,贡奉不绝,而在太祖、太宗对南唐用兵之际,所贡资财增至数十倍。特别是,据《续资治通鉴·考异》引述《默记》,在高梁河之战中,宋师惨败,太宗乘驴车夜遁,其时掌管后军的钱俶发现后,为怕走漏消息,连续斩了六个前来报告御驾行踪的人,并下令后军缓行,以便同太宗的车驾拉开较大距离,免得目标过大,引起辽军注意,否则,就没有逃脱的可能。从这点看,钱俶之于太宗,就不仅是恭谨有礼,简直称得上救命恩人了。但是,由于“衔忌未消”,最后竟也未能逃出毒手。
  四
  说起南唐李后主,人们无不为他的虚灵在骨、神秀绝伦的词作所倾倒。早在中学时代,我就喜欢背诵他那含思凄惋的名句:“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问君还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同时,也为他在不惑之年即命归泉壤而感到惋惜。尔后读书渐多,知道正是这首被后人目为神品的《虞美人》词,使他罪遭不赦。治罪的不是别人,正是宋太宗赵光义,而且,手段之残忍毒辣,令人发指。
  原来,李煜沦为亡国贱俘之后,痛感往事如烟、人生若梦,造物者残酷无情,使他承受了忒深、忒重的苦痛与愁恨,于是,写下了许多伤怀感旧、思念故国的词章。不意这些作品很快就不胫而走,传遍了京师汴梁,也早被朝廷的耳目报告给了宋太宗,特别是“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依然在,只是朱颜改”这些词句,使宋太宗启动了杀机。
  正好这时又发生了另一件事,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这天,太宗指派南唐归顺的旧臣徐铉到后主那里打探消息。君臣久不见面,自然感到有许多话要说,他们便略去了昔日的礼节,促膝深谈。后主这天很动感情,也就忘却了应有的戒备。只见他长叹一声,黯然说道:“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潘、李分别是南唐的内史舍人和户部侍郎,曾上书言事,指斥奸恶。
  徐铉回宫覆命,太宗问他,后主都说了些什么,他不敢隐讳,便据实以告。太宗敏感地意识到,李煜活在世上,就是南唐旧梦死灰复燃的希望,因此,万万留他不得。当即传旨医官,配制烈性毒药,并要设法使李煜的尸体作俯首屈身之状,以示永世臣服。这样一来,那场令人不忍目睹的惨剧就发生了。七月七这一天,宋太宗派人前来给他祝贺生辰,亲赐御酒,李煜奉旨饮下,登时五脏巨痛,全身痉孪,头足相就,状如牵机,于次日凌晨气绝身亡。同钱俶一样,李煜死后,太宗也极尽奸雄之能事,虚情假意地封王厚葬,辍朝数日,以示哀悼,上演了一出“猫哭耗子”的闹剧。
  看来,在酒中暗下毒药,乃是太宗的惯用手法。《续湘山野录》记载:太祖与光义“酌酒对饮,宦官宫妾悉屏之”,“将五鼓,帝已崩矣”。据此,史学界有人推测,太祖死因,是光义在酒中暗下了毒药。而毒药则可能是由医官程德玄提供的。史有明载,德玄颇得太宗信任,众多趋其门;“性贪,然太宗亦优容之”。
  从李后主的直言贾祸来看,他的机灵劲儿,远远比不上那个叫作阿斗的刘后主。司马昭灭蜀后,后主刘禅被掳至京师洛阳。一日,宫中宴集,一些原来蜀国的艺伎舞乐于前。陪同后主观看的故蜀官吏尽皆落泪,唯独后主嬉笑自若。异日,司马昭又问他:“颇思蜀否?”答复是:“此间乐,不思蜀也。”左右听了这一番“全无心肝”的话,都忍不住暗笑。但它却蒙骗过了机灵诡诈的司马昭。
  《三国志集解》引于慎行说:刘禅对司马昭的应答,未为失策。思蜀之心,司马昭所不欲闻也。左右虽笑,不知禅之免死,正以是矣。清人毛宗岗在评点《三国演义》时也说,“此间乐,不思蜀”之言,乃刘禅之巧于自全也。若日夜流涕,感愤思归,奸雄如司马昭,其能容之乎?
  

从无字碑说起(7)
可是,这一全身远祸的韬晦之术,“性情中人”的李后主却压根儿就不会。一则他不是枭雄之子,没有掌握刘备那套“青梅煮酒,闻雷失箸”的家传;二则,“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及其悲慨,忽忘形骸,全不理会徐铉能否把他卖掉。当然,由于宋太宗必欲置之于死地,即使李后主安分守拙,隐忍苟全,也不会放过他的。从钱俶的悲惨下场,完全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就这一点来说,李后主的结局较之刘后主更惨,也同所遭逢的对手较之司马昭更阴鸷、更明察有关。
  其实,对于李煜来说,死,也许是一种精神上的解脱。亡国被俘以后,他已经饱谙屈辱之苦。最为难堪的是,与他朝夕相伴、相濡以沫的小周后,经常被宋太宗召去陪宴侍寝,使后主痛苦万端,彻夜难眠。一个是“向君歌舞背君啼”,一个是“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都是苦不堪言的。
  1940年代中期,北京琉璃厂曾传出一幅古画《宋太宗强幸小周后图》。画面上,多名宫女手执小周后四肢和捧着脑袋,宋太宗“纱袍幞帽,强而幸之”。何为“强幸”?强奸之谓也。这种令人发指的犯罪行为,如果出自普通人,是要判处重刑的;可是,作为皇帝,不仅在大庭广众之下明目张胆地做,还要堂而皇之地画影图形。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也有类似记载,说宋人画中,“小周后肢体纤弱,数宫人抱持之,周后作蹙额不胜之状”。元代诗人冯海粟题诗曰:
  江南剩有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
  怪底金风吹地起,御园红紫满龙堆。
  小周后每次被召入宫,一留就是几天,回来后便大哭不止,骂李煜无力庇护她,从中可以想见其所受污辱之沉重。《烬余录》中谈到,对小周后被胁入侍,后主多有怨言,遂致中毒暴卒,尔后,小周后即被正式纳入宫中。这又是太宗毒杀李煜的一个因由。
  五
  说到宋太宗的凶残猜忌,人性沦丧,人们会联想到同他十分类似的明成祖和雍正帝。
  ——他们都是大有作为、励精图治的一代英主。
  ——世人对于他们攫取皇位的手段都颇有微词。他们自己也多所讳忌,“腰杆子不硬”。
  ——也正因为心中有鬼,他们都猜疑忌刻,采取了许多极端的做法,千方百计箝制舆论,进行无情的血腥镇压。
  ——他们都非常残忍,甚至于泯灭人性,
  就说那位永乐皇帝吧。他继承太祖基业,巩固了明王朝的统治;同时,坚持“怀柔远人”的方针,力求与周邻国家和睦相处,避免战祸,进而成功地建立了经济与政治的联系。他的名字将与郑和下西洋、营建北京城、修纂《永乐大典》的丰功盛烈同其千古。
  但是,他的阙失也是非常明显的。关于他的政治野心,通过篡权、夺位,世人已一览无余;这里只说他建立特务机构,信用宦官,严惩谏臣,为政苛猛。永乐帝为侦察臣民的行动,除了加强原有的锦衣卫外,又设置东厂,交由宦官掌管,秘密侦察朝廷内外官员动静,阁臣一切活动,都由宦官秘密陈报;甚至派遣宦官赴外地监军,以防范驻防边镇的军将专权。
  特别是在夺位之后,对于建文帝的遗臣和所有“逆命之士”,大开杀戒,滥用酷刑,其手段之凶残,为旷古所未有。举凡开国元勋、硕儒、宿将,诸司官吏、州县衙役,一直到平民百姓,所有同“靖难之役”有牵连的,都要满门抄斩,甚至诛灭九族,转相攀染,村里为墟,直杀得朝野震怖,四海惊心,因而受到后世的强烈谴责。
  据史料记载,建文帝有两个儿子,长子文奎在靖难之役中失踪;次子文圭当时只有两岁,但朱棣也不放过,指派太监将他监闭起来,只许喂饭,不许教他说话,让他成为会喘气的废物。结果,监禁了五十五年,出狱时真的成了白痴。建文帝的三个弟弟,有两个死于凤阳的牢狱,另一个由朱棣授意他人纵火,被烧死在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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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字碑说起(8)
“靖难之役”中,单是因受牵连而被朱棣杀戮的朝臣,就有一万四千多人,而且,手段极为残忍——胡闰被剥皮,铁铉被油炸,景清不仅本人被敲牙、割舌、剥皮,九族也诛灭无遗,连同村的人都尽遭屠戮,这便是历史上所说的“瓜蔓抄”。以文章、理学名世,人称“正学先生”的方孝儒,由于不肯为朱棣起草即位诏书,并号啕大哭,掷笔痛骂,先被削掉了下颏、割断了舌头,后又千刀万剐,并被诛灭九族及其门生,号为十族,同案死者达八百七十三人。
  “罪人”的妻女,则被发配到教坊去作娼妓。一般的娼妓是静候嫖客,而她们,按照永乐帝定法,需要不断“转营”,每个兵营里都要住上几天,以便为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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