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厚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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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厚朱德- 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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釉吹�12人增加到70多人。守旧势力又雇用流氓恶棍捣乱,甚至大打出手…… 
  一年的教习生活,使朱德对社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看到封建势力是怎样顽固,看到新旧思想的交锋是怎样尖锐,同时,也增强了他同封建势力进行斗争的信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开始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真正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深切体会到“教书不是一条出路”,决定去探寻新的救国道路。 
  1908年底,朱德接连收到敬镕从成都写来的信,劝他一同去投考云南陆军讲武堂。于是,朱德在作出辞职的决定之后,即向老师和朋友辞行。 
  为此,他的恩师刘寿川同他彻夜长谈。朱德说:“在当前国家危难之时,我想去投军。”刘寿川问:“到哪去投军?”朱德说:“我的一位朋友来信说,云南开办了陆军讲武堂,夏季开始招生,约我一起去投考。我想去试试。” 
  “我支持你去云南投考讲武堂。你有着强烈的救国救民志愿,又具有军事天才,还能吃苦,走从戎救国之路前程无量。”刘寿川的一番肺腑之言使朱德极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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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气苦读的寒门学子走出大山觅出路(7)
刘寿川叮嘱:“要去云南从军之事,千万不要先告诉家里。等到了云南后,再告诉他们为妥。到时,我可去劝解一番。你就放心地去吧!” 
  “真的,非常感谢您这些年来的关照与教诲。我既然走出家门去投军,决不当怕死鬼,说不上建功立业,但忠心报国、血洒疆场还可以做到。我会对得起父老乡亲!”听说朱德要去云南,他的好友张四维、田玉如、李绍沆和老师刘寿川聚在一起,为朱德饯行。 
  朱德非常感动,当场奋笔疾书,写诗一首以铭志:“志士恨无穷,只身走西东。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  
  告别了朋友和恩师,朱德踏上了回马鞍场的山路。 
  这一次回家,朱德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只是说要去成都读书。 
  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此次别离马鞍场竟是50余年,直到1960年他才重返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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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同四川接壤,去云南谋生的四川人一向很多,就连生活习惯相差也并不多。清王朝的四川总督锡良改任云贵总督后,在云南编练新军,从四川调了不少人去,其中包括四川武备学堂弁目队的一批学生。这或许是朱德去云南的一个理由。 
  当然,当时中国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海战和日俄战争的刺激下,许多爱国青年中流行着“强兵救国”论,心底里认为中国要强盛,必须从军事入手。朱德就是这一思潮的积极拥护者。而今,“教育救国”的梦在朱德看来被击得粉碎,朋友约他报考讲武堂,这不失是一条新的好路。 
  日行夜宿,起早贪黑。经过12天的长途跋涉,23岁的朱德于1909年初再次来到成都,找到朋友敬镕。 
  朱德和敬镕结伴,迎着早春的风寒,踏上漫漫的旅途。这次千里跋涉远走云南,确定了他一生所走的道路,开始了从士兵到元帅的长途跋涉。 
  动身时,朱德除了那个从仪陇带来的小布包袱外,就是一捆草鞋。他就是凭着这捆草鞋去走天涯的。一路上经过嘉定(乐山)到了叙府(宜宾),向云南挺进。 
  山间的路蜿蜒曲折,一边是陡直的悬崖峭壁,另一边则是漆黑如墨的万丈深渊。在70多天的“小长征”中,朱德真正体会到了“吃尽云南苦”的全部含义。4月中旬,他们终于走进了云南省会——昆明的城门。 
  实在不容易呀!没有坐船,没有骑马,硬是凭着一双铁脚板和一捆草鞋,穿山越岭,涉水过江,走了3000余里。 
  朱德和敬镕在昆明城内一萧姓四川人开的临阳小客栈里住下。这时,朱德才决定给家里写一封信,一是报个平安,二是把自己这次离家远行的真相告诉父母。他在信里说,家里祖、父两辈人都指望自己支撑门户,指望自己当官、挣钱,使全家人从贫穷中摆脱出来。老人们的心愿是好的,但根本无法实现。眼看国家都快要亡了,救国要紧,没有国,哪还有家呀?!所以,现时无法顾家了。父母的养育之恩,只求来日报答。他还说,家里受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别说见到当兵的,就是听到当兵的都反感,总认为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现在,时代变了,好多热血青年都走上了“从戎救国”之路,是“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自己选择的路,这次是走定了,义无反顾,决不后悔。 
  

落第后冒籍报考而后来险些被讲武堂除名(1)
第二天,他们去打听报考讲武堂的事情,很快了解到: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决心培养一批军事人才,并建立新的军事力量。于是,在云南昆明建立了陆军讲武堂,为新军及巡防营培养骨干。同时,还编练新军一镇(师),定名为“暂编陆军第十九镇”。 
  别人还告诉他们,讲武堂主要招收云南籍的学生,外省人没有当地老住户和有地位的人担保,是不能报考的。后来,敬镕找到了一位四川同乡,想请他担保报考讲武堂。这位同乡是在由四川人组成的新军步兵标(团)里供事。这个步兵标驻在巫家坝,归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协(旅)管辖。看在乡亲的份上,他满口答应了。 
  夏季里,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招生考试开始进行。朱德和敬镕在热情的川籍军官的介绍与担保下,报名参加了考试。公布成绩时,朱德和敬镕都合格了,且成绩都不错,他们俩十分高兴。朱德心想,进讲武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几个月的艰苦努力没有付之东流。 
  公布录取名单的那天,朱德早早就去了。谁知名单上只有敬镕,却没有朱建德。那一刻,朱德感到万分失望。 
  朱德不甘心自己的落第,他去追问那名川籍军官:“他们为什么不录取我?为什么?”那名军官带有几分同情的口气说:“也许因为你是四川人。” 
  “不对,你说得不对。敬镕也是四川人,他为什么能录取?况且我比他考得还好?”朱德为自己申辩。这时,敬镕皱了皱眉头,略带不安地解释:“建德,这件事也怪我,我担心四川人录取不了,在报名的最后一瞬间,我决定改变籍贯,写成出身云南一家地主家庭。” 
  听后,朱德好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这个小小的把戏对于一向办事认真、为人老实的朱德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怎么办呢?身上的盘缠已所剩无几,四川也回不去了。朱德望着日夜向往的那个讲武堂,暗暗在心中说,我一定要进讲武堂,一定要去当兵。 
  决心已定,决不能后退,前面就是刀山火海,他也要去闯荡闯荡,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这是他从生母身上学来的不怕困难的精神。当朱德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那名川籍军官时,军官感到很惊讶。那时候,有文化的人是不愿意当兵的。朱德愿意当兵,正是求之不得,那军官立刻答应把朱德介绍到川军的步兵标里去:“不过,你最好改个名字?” 
  从这时候起,朱德就改掉了“朱建德”名字,而以“朱德”两字报名当兵,并把自己的籍贯改成云南省临安府(今建水)蒙自县。因为这一个变故,后来有许多人都以为朱德是云南人。 
  在新军里,由于朱德的文化程度高,又上过体育学堂,有强健的身体,在入伍后的基础训练中,就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很快就担任了队(相当于连)部司书(文书)。 
  但是,朱德在司书这个职位上只干了20多天,七十四标标统(相当于团长)罗佩金就主动保荐朱德到陆军讲武堂受训。步兵标和讲武堂虽然只有一墙之隔,但朱德仍然为能进讲武堂受训而庆幸。一有机会,朱德就去观看讲武堂学员的训练。 
  一天,罗佩金把朱德叫到跟前,上下扫了几眼,虎声虎气地说:“讲武堂又要招考新生了,本标统有意保荐你赴考,怎么样?” 朱德一听,喜从天降,连忙抬手向罗佩金敬一个礼。 
  各项考试都进行得很顺利。这一次,朱德在报名表上填的是云南临安府蒙自县人,而不是四川人。不过,口试时,主考官觉察他说话有四川口音。这时,朱德巧妙地回答:“我家祖父居守蒙自老业,家父久在四川做官,我自幼随父,所以是四川口音。”于是,朱德很顺利地被录取了。这年,他终于走进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大门。后来,朱德在回忆时说:“我的志愿总是想做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恐怕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它收学生很严格,我竟被录取,因此感到非常高兴。” 
  

落第后冒籍报考而后来险些被讲武堂除名(2)
云南陆军讲武堂坐落在昆明承华圃,东临翠湖,这里原是明洪武年间沐国公沐英练兵的旧址。讲武堂监督(后任总办)李根源和教官方声涛、赵康时、李烈钧、罗佩金、唐继尧、刘祖武、顾品珍、张开儒等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其中大多数人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拥护孙中山提出的革命主张,怀有强烈的反清情绪。 
  讲武堂分甲、乙、丙3个班,又分为步、骑、炮、工4个兵科,计有学生400余人。朱德作为丙班步兵科的学生开始了紧张的军事训练生涯。 
  讲武堂的学习生活是紧张的,每天上课6个小时,下操2个小时,只有星期日才可稍作休息。由于朱德经历过一段士兵的生活,于是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环境。 
  在课堂上,他认真学习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在训练场,他努力掌握每一个动作要领。很快,他的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受到同学们的敬佩和教官的赞扬。 
  日后,朱德在回忆时说:“这时候我学习得很舒服,又没有什么挂虑,家嘛离得老远。也没有亲戚朋友,这可以说是一个特别专心学习的时期。”他的同班同学杨如轩回忆:“朱总在讲武堂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刻苦好学,哪怕休息时间,他都用来看书或锻炼。” 
  朱德指挥队伍时,动作干净利索,喊口令时声音洪亮,为全校之冠。每当遇到外国领事到讲武堂来参观,总办李根源总是从学生中指令朱德和朱培德两人出来指挥,同学们一时称他们为“模范二朱”。 
  有一天,李根源在操场看到朱德的训练动作做得准确、利落,心中感到由衷高兴。当即向朱德所在队的队长顾品珍夸奖起朱德。而顾品珍对此并不以为然,并向李根源述说了朱德冒籍进入讲武堂的事情。 
  原来,顾品珍在上课时经常体罚学生,引起学生们的反感。可是谁也不敢得罪顾品珍。为此,朱德带头向顾品珍提出反对体罚的意见,弄得顾品珍十分尴尬。后来,顾品珍察觉到朱德冒籍的事。于是,伺机报复朱德,建议将他除名。 
  朱德知道冒充云南籍贯的事已经瞒不过去了,就把自己同敬镕一起相约投考讲武堂,立志以军事救国,怕家庭阻拦,只身出走,凭借朋友凑给的微薄盘缠,千里跋涉,步行到昆明,第一次报考未被录取的原委,详详细细地在李根源面前叙说了一遍。听着听着,李根源被打动了。 
  李根源和顾品珍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深知其刚愎自负、气度狭隘。于是,他心平气和地对顾品珍说,朱德有志于救国,不远千里投考讲武堂,实为可贵。像他这样朝气勃勃的有志青年正是讲武堂需要培养的人才。同时,李根源还主张对朱德冒籍一事更改过来即可,不必再追究。在李根源的劝说下,顾品珍恍然有所悟,怒气渐消。后来,朱德回忆说,从此顾品珍改变了对他的态度。 
  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下,教官和学生的思想极为活跃,他们组织社团,传播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朱德在班上结交了一些朋友,如范石生、唐淮源、杨如轩、朱培德、李云鹄、王均、金汉鼎等。不久,他就约范石生、杨如轩、金汉鼎、唐淮源、田钟谷、李云鹄等七八个人组成一个社团以五华山命名,叫“五华社”。以互助互励、拯救中华为宗旨,并结成“金兰之交”,立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亲如手足,永不背叛”的誓言。 
  当时的讲武堂成了云南革命党人开展革命活动的基地。清政府对此有所警觉,代表着守旧势力的云南提学司叶尔恺暗中拉拢部分教官和学生,秘密监视讲武堂的各种活动。  
  有一次,朱德得到了几期由云南同盟会主编的《盟报》和《云南》杂志。白天挤不出时间阅读,朱德只好每天熄灯后,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读。一天晚上,朱德正躲在被窝里看《盟报》,一个外号叫“田螺精”的教官,鬼头鬼脑地朝朱德床边走来。“田螺精”是反动提学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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