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和融合，也实现了从“平民主义”到“国家主义”的过渡。主张“平民主义”、远离权势的德富苏峰在1897年就任松方正义内阁的内务省敕任参事官，开始向政治靠拢，因此被人称为“变节汉”。
德富苏峰思想的转变导致了他人格的断裂。自担任参事官起，德富苏峰便与政界保持着暧昧的关系，从独立的舆论记者发展成为“御用记者”，1890年由他创办的《国民新闻》也成为“御用新闻”。为自己的变节，德富苏峰进行了辩护，在《时务一家言》中，称自己仍是独立的个体，但是这些辩护改变不了其人格断裂、依附政府的事实。研究是什么原因导致青年时期德富苏峰和甲午战争后的德富苏峰如此大的反差，德富苏峰的人格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断裂，人格的断裂与其思想的变化又存在怎样的联系，对研究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知识分子有巨大的帮助。
知识分子的人格是否独立，判断的主要依据是其与政界及权力之间的关系。如果独立于政界、权力或参与政治组织并没有融入政权中去，就是独立；如果向政界、权力靠拢，或已经融入了政权，就是依附。一个知识分子人格的独立与依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时代的变化，是知识分子人格转变的重要因素，随着时代变化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也会发生改变，这就很可能导致知识分子人格的转换。有的知识分子在人格转换的过程中会表现出人格转换的双向性：由独立人格转换为依附人格，再由依附人格转换为独立人格。有的则表现出单向性，由独立人格转换为依附人格。人格转换呈双向性的知识分子通常都会经历人格由断裂到整合的过程，单向性者则没有这样的过程，即使有也会以失败告终。人格的转化现象构成了另一种知识分子人格即人格的断裂。
知识分子的人格断裂有多种表现形式：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被政治权力吸收。事实上，知识分子关心社会问题，参与政治是融入社会的最好的表现形式，并不影响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独立的人格。但是如果被整合成政治权力的一部分，那么他就丧失了知识分子独立的政治立场，成为御用的文人，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如果知识分子的思想主张是为当时的政府辩护，尤其是政府的行为不符合国民意愿，或正在带领民族走向歧途的时候，就可以认为其在思想上已经出现了人格断裂。出现人格断裂的知识分子往往会误用传统思想并扩大其宣传力度。德富苏峰就任松方内阁敕任参事官，靠近政治的行为就是其人格发生断裂的表现。
导致德富苏峰发生人格断裂的因素在甲午战争前后就出现了，只有对比青年时期德富苏峰的人格才能更清楚地了解其人格断裂的原因和外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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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识分子对日本天皇体制的推力（2）
19世纪80年代，德富苏峰接触到了英国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并深受其自由主义观的影响。明治初期的“欧化”政策调整了日本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同时也引发了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与争辩。德富苏峰企图把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观吸收进来，用来解决意识形态上的危机，创建新的社会秩序。1885年，他发表了《十九世纪日本的青年及其教育》一文，引起了舆论界的注意后，开始更为系统、更为理性地思考日本的发展方向，并完成了他的“平民主义”思想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德富苏峰在故乡开设大江义塾，远离权力宣传自己的思想。1887年，他在东京创立了民友社和《国民之友》对自己的主张进行宣传，虽然传播方式发生了转变，但是性质没变，仍然是以独立的身份发表言论。《国民之友》成为德富苏峰的宣传基地，并使他赢得了“天下立言家”的美誉，德富苏峰还亲自为其执笔将编辑权揽在自己手中。这些都表明青年时期的德富苏峰还保有人格的独立，这一点在其自传中也有体现。他谈到自己在青年时期没有当官的想法，既不想成为大臣，也不想成为议员，只想通过自己的想法来运营政治并对其进行指导，因此当时的他如此专注于著述和办杂志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卖书赚钱和独霸文学界。他认为，书籍和杂志的畅销的确可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但更重要的是能够把自己的志向推广到全天下，他也谈到自己虽然喜欢政治并将政治视为生命，但在当时是这种喜好毫无功名利禄之心。可见青年时期的德富苏峰想法十分单纯，他远离政权，不想参与政治，其人格也是独立的。但是到了明治中后期，德富苏峰的人格逐渐走向断裂。
德富苏峰主张《国民新闻》政治化是其人格分裂的最初标记。1890年，德富苏峰创办了《国民新闻》，主要目的是想把其作为变革的根据地。在德富苏峰的自传中，他也提到自己在创办《国民新闻》的时候，热心改良，包括政治改良、社会改良、文艺改良和宗教改良，其中政治改良是他最热衷的，而当时德富苏峰还把政治改良的着眼点放在了打破藩府的统治上。
1891年，第一次松方内阁组成，德富苏峰通过农商大臣陆奥宗光获取了内阁的大量消息，并刊登在《国民新闻》上，为该报刊的政治报道增色不少。同时，他还在《国民新闻》上发表文章支持陆奥宗光，其政治立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893年，德富苏峰批判了当时的自由党逐渐接近政府的行为，还在《国民新闻》上发表文章批评自由党党员星亨，此举引起了星亨的强烈不满。星亨开始攻击民友社，称其为自由党的敌人。从此《国民新闻》开始介入党派纷争，并成为自由党内“民党联合派”和“接近政府派”分裂的主要原因。1896年，德富苏峰在《国民新闻》上发表文章总结了明治二十年代《国民新闻》的活动，并强调《国民新闻》的政治主调并不突出，将“平民主义”与诸多改良结合起来，表明其独立的政治立场。但是随后《国民新闻》的报道内容逐渐转向以政治为主，开始政治化。这主要是因为德富苏峰在这一时期想成为众议院的候选人，其政治活动因为强烈的参政欲望而逐渐失去平民化，并且越来越靠近政党，融入政权，逐步失去了其人格的独立性。
1897年，德富苏峰出任松方内阁的内务省敕任参事官，是其人格发生断裂的重要标志。原本打算通过《国民新闻》进行政治改良、打破藩府统治的德富苏峰反而与藩府政治家们频繁接触，这其中的原因和德富苏峰对“道理”和“权力”的重新理解有很大关系。他认识到，独立记者脑中的“道理”在经过宣传并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之后，就可以成为“权力”，二者并非对立而是互相融合的。新闻言论的主要作用便是通过宣传将“权力”道理化，新闻舆论的宣传力量很有可能使原本就非合理的但是本身强大的“权力”转化为人们普遍认可的“道理”，这一过程要在新闻舆论对国民意识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才能完成。于是，德富苏峰开始倾向于“权力”。
1896年，德富苏峰出游欧美，欧美强大的实力增强了他向权力靠拢的决心。在1896年的《国民新闻》上，德富苏峰发表了《关于游历欧美，告江湖诸友》一文，在文章中他指出，他曾经认为甲午战争是日本的一个转机，能使日本介入世界政局，拥有处理国际事务的发言权。借此机会，能够引导世界了解日本，日本了解世界。德富苏峰游历欧美是其思想发生变化的行动表现。他游历欧美的目的是想考察以英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状况以及拉拢与欧美各报界人士的关系，希望能让世界各国认同日本的国际地位。德富苏峰在谈及日俄战争问题时，也强调：要使交战双方以外各国对日本抱以充分的理解和同情。
由于德富苏峰与自由党之间的关系恶化，在选择依附对象上就只能是与伊藤博文等自由党对立的藩阀政治家大隈重信和松方正义，贵族院议员近卫笃和二条良基。德富苏峰“打破藩阀”的“平民”主张也缩小为反对伊藤博文内阁及自由党。《国民新闻》逐渐失去了其创办宗旨“批判藩阀政治”的功能。德富苏峰通过将报业的经营规模推向全国，成为藩阀政治家的智囊或秘书是其追求政治权力的具体方法，此后德富苏峰的所有政治活动都围绕这两方面展开。尽管德富苏峰担任政府官员不久就辞职了，但是这一时期的德富苏峰已经不同于大社义塾和民友社时期的德富苏峰，其人格已经从独立转化为依附，发生了明显的断裂。
德富苏峰为了融入政治，掌握“权力”，在山县有朋内阁第二次成立后，与山县派藩阀势力进行合作，成为其人格断裂的集中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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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识分子对日本天皇体制的推力（3）
1898年，第二次山县内阁成立。山县组成之初面临着甲午战争后的战事处理和战后经营的问题，山县内阁采取了增加税收和扩充军备的方法来拉动国内经济，增强军事实力。德富苏峰在舆论上支持了山县内阁，这种做法与其青年时期所提倡的“平民社会”的理想显然是相背离的。青年时期的德富苏峰主张的“平民社会”提倡生产，反对武备；提倡和平，反对战争。但是在其观念发生转变之后，提倡的生产转变为对政府扩充军备政策进行辩护。这是德富苏峰在权衡“道理”和“权力”之后作出的向“权力”屈服的表现。同时也说明德富苏峰进一步向权力靠拢所表现出的人格的断裂。1901年桂太郎内阁成立之后，德富苏峰做了桂太郎内阁的外援，完全变为一个“御用记者”，《国民新闻》也沦为“御用新闻”。
德富苏峰逐渐向“权力”靠拢，担任了内阁的智囊和秘书，为内阁辩护。在进入大正时期之后，德富苏峰的参政欲望越发强烈，其人格断裂也表现得更加明显。1910年，受朝鲜总督寺内正毅的委托，德富苏峰赴汉城参与制订朝鲜的新闻政策，并担任了《京城日报》的总监。《京城日报》是日本在朝鲜设置的殖民统治机构总督府的机关报，总督府是带有帝国主义侵略性质的殖民统治机构，德富苏峰就任其机关报的总监，事实上就成为了殖民统治的打手。他还把《京城日报》当作东京《国民新闻》的“分社”，来帮助日本对朝鲜进行殖民统治，这一举动完全违背了他青年时期主张的国际协调秩序理论，并已经融入政府的殖民统治中。德富苏峰将《国民新闻》和《京城日报》作为其为政府服务的阵地，为政治权力人物公开辩护，成为名副其实的政府秘书，在《京城日报》的运作方式和经营态度上可以看出此时的德富苏峰其人格已经彻底断裂。
不久，寺内正毅总督与德富苏峰签订了《关于新闻政理合同书》，其中的规定已经说明《京城日报》的性质和与《国民新闻》的关系。条款中规定《京城日报》以总督和总督府为本位，配合其完成在朝鲜的统治，明确了《京城日报》的殖民统治工具的性质。并规定其所需资金由总督府承担，但是编辑、经营、人才供应均由国民新闻社承担。德富苏峰实现了东京《国民新闻》在殖民地设“分社”的目的，为日本殖民统治在朝鲜的顺利进行铺平了道路。
1913年，寺内正毅与德富苏峰就《京城日报》的组织形式签署了《有关合资公司京城日报社合同书》。合同中规定了报社的经营形态为股份公司，总资金为7万元，其中由德富苏峰出资1万元，寺内正毅出资6万元。由此可见，由德富苏峰出面经营的《京城日报》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总督府，资金上的依赖就导致了德富苏峰人格上的依赖，进一步加强了报社与总督府之间的关系，为《京城日报》成为统治工具，德富苏峰成为殖民打手奠定了基础。自此，德富苏峰频繁来往于东京和汉城之间，从事报业的政治活动，为日本政府效力。东京的《国民新闻》不再是“推翻藩阀统治”的有力武器，德富苏峰将其作为政府的机关报为政府辩护，朝鲜的《京城日报》则成为总督府的机关报对总督府负责，为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辩护。
在日本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富苏峰与当时《京城日报》的社长阿部充家联手，以东京的《国民新闻》和朝鲜的《京城日报》为阵地加强了战时的报道体制。在日本是否与德国开战问题上，《国民新闻》认为日本完全有实力与德国一战，并积极地予以支持。国民新闻社的常务理事给京城日报社社长写信中也提到，在战争已经波及到东京之后，日本出动3个师，其中2个师团被派往青岛，1个师团被派往中国的北京、天津、广东、福建以及长江流域，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