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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时期的知识分子可以分成不同的派别，一个是英国派，这一派以福泽谕吉、森有礼、中村正直为代表，他们主张在日本推行英国的功利主义；另一个是德奥派，以西村茂树、加藤弘之、伊藤博文为代表，主张日本像德国、奥地利那样实行国权主义；而以板垣退助、植木枝盛、中江兆民为代表法国派，则希望日本能发扬法国式的自由主义；德富苏峰、内村鉴三、木下尚江、幸德秋水、片山潜被称作“美国派”，强调美国的基督教博爱主义；此外还有以三宅雪岭、陆羯南为首的国粹主义、国家主义，竭力捍卫西学冲击下的日本传统文化。
这些知识分子虽然观点不同，但目的无非都是为了实现日本的国富民强，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深入政治体制内部，成为政府要员，并在其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实现着强国理想。
但同时，他们对国家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和顽固的旧势力又表现出妥协软弱的一面，这集中体现在一些团体派系的论争上，这些论证多聚焦在“制度和精神”层面。其中规模最大的当属“德育论争”和“明治民法论争”，“明治民法争论”围绕着封建家族制度进行，论战的结果是废除一些落后于时代的典型封建产物，如一夫多妻制，并且给予妇女离婚的权利，逐渐向现代化的社会制度靠拢。虽然在这些论战中知识分子讨论得异常激烈，但最终的结果还是一些论战双方妥协的结果。
幸运的是，不管这些知识分子的主张是激进还是保守，都能得到为数不少的支持者。“欧化”时期的日本知识分子将国家在世界中的未来发展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不过几十年的时间，就实现了日本的富国强民，日本人也开始自信满满地宣称日本是和欧美国家一样的文明国度，只是跨入强国行列没多久，日本就走上了“不文明”的对外侵略道路，正如它曾经积极学习的西方国家一样，在侵略他国方面，也亦称得上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日本人认为，每个人到世上都是为了完成某种使命，出生在忧患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很少将时间浪费在生不逢时的感慨中，国家的危难激发了他们的斗志，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为日本争取平等，终于在1911年成功地修改了不平等条约，这也意味着通过“欧化”的手段实现国家的富强在日本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日本知识分子在“挺欧化”和“反欧化”的交锋中完善自己的理论，并为它的实现做出最大的努力，无论他们的理念是否实现，成功摆脱了被侵略、被瓜分命运的日本是对他们最大的慰藉。
三、脱亚入欧，大国心态的膨胀（1）
在19世纪末这样一个变化多端的时代，国际格局的变化尤其迅速，1875年中国和日本还经受着同样的灾难，《文明论概略》中也认为，这两个国家都同样身处半开化状态，但到了1885年，中国依旧疲弊，日本却已然强大，《脱亚论》中的日本是“移向西洋文明”的国家，而中国、朝鲜还在原地踏步，仍旧停留在半开化的水平。
日本和中国都经历过漫长的闭关岁月，尤其在19世纪中期，中日两国的遭遇也格外相似，西方人的坚船利炮在大举进攻中国的同时，也没有放松对日本的威胁，中国的清政府和日本的幕府也都有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屈辱经历。
侵略亚洲的西方国家，尽管在历史上也有过不少激烈的矛盾纷争，但在瓜分亚洲一事上却表现出出奇的团结，互以伙伴相称，但这种团结对亚洲国家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弱肉强食是丛林法则，狼在吃羊时从不会询问羊的感受，在这些向来信奉自由平等的列强眼中，脆弱的亚洲国家没有主权可言，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肆意制定不平等的规则，劫掠亚洲财富。所谓的国际正义，在这样一个残酷时代，只存在于弱者的呐喊中。
日本是世界上最奇特的民族之一。有着丰富战乱史，为武家所治的日本人崇拜强者，鄙视弱者。二战后进驻日本的美国士兵惊讶地发现，日本的老老小小竟夹道欢迎他们的到来。此时的日本没有为西方人的入侵哀叹太久，他们意识到和强者的差距，意识到亚洲的疲弱，他们开始向西方靠拢，试图从衰落的境遇中挣脱出来。
学习他国长处是日本人的传统，西方国家的大举入侵让日本人对明治天皇的维新大力支持，正如1000多年前的大化革新那样，全盘西化后制度的优越让日本成功地从伤痕累累的亚洲脱颖而出。“失之于欧美，补之于亚洲”是当时日本国内较为盛行的一种声音，既然挥舞着枪炮的西方人是强者，而亚洲各国如此脆弱，与其和亚洲他国绑在一起任人欺负，不如加入西方侵略者的队伍中去。日本的资源本不丰富，日本的领土十分狭小，侵略正是壮大日本的好方法。于是，日本像西方列强一样，大摇大摆地对周边国家发动侵略，先后和朝鲜、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日朝修好条规》、《马关条约》、《中日通商行船条约》等。
福泽谕吉是对近代日本意义重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头像甚至被印在了日本最大面额的万元钞票上。早年曾游历欧美各国的他对西方人的侵略理论颇有心得，极力主张日本走“脱亚入欧”的道路，并于1885年专门写了《脱亚论》系统地阐述自己的思想，这让原本就尚武好战的日本大受鼓舞。
福泽谕吉认为，此时的日本已和几十年前那个被欺凌蹂躏的日本挥别，其国民的精神已经从亚洲的固陋中摆脱出来。日本跨入了西洋文明之中，而日本的邻国中国、朝鲜在多方欺压下又绝不会强大起来，在这个交通如此便利的时代，这两个一直对日本意义重大的国家虽然也耳闻目睹文明事物，却依然无动于衷，“其迷恋古风旧俗与千百年无异，面临文明日新的活舞台，傲然无自省之观念”。
当时的中国和朝鲜于内是一个时代的行将灭亡，于外被强国瓜分的命运业已注定。在近代亚洲率先强大起来的日本，感觉自己正处在十分尴尬的位置上，生怕有和中国、朝鲜类似的命运，被西方国家纳入侵略的计划中来。为了不让别人欺负自己，日本必须尽快脱离亚洲，“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
《脱亚论》道出了日本人的忧虑，也暗合了日本人的心意，明治维新的成果来之不易，日本强大了，然而和野心勃勃的西方联军相比，又显然强大得不够。一向为日本人尊崇的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后的种种惨况让日本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对西方人的恐惧和对亚洲邻国的鄙视交融在一起，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开始认同福泽谕吉的观点，主张“脱亚入欧”的声音日益高涨。
信奉武士道的日本人本来就推崇“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行事风格，并把这种风格当成可贵的个人品质，福泽谕吉恰恰出生在一个下级武士家庭，他的爱国论不可避免地渲染上武士道的色彩。但这种没有道义作根基的爱国心，却为后来的世界，也为日本自己埋下了祸根。在福泽谕吉眼里，所谓爱国本身就是一种自私之心。他认为日本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正如海难中率先登上救生艇的人，可以将其他企图爬上救生艇的人推落水中而不受法律惩罚一样，日本为了自己的生存，不顾世俗道义也无可非议。
没有人能怀疑福泽谕吉的拳拳爱国心，1834年出生的他，对日本被列强欺凌惨况沉痛万分。他愤怒于列强的蛮横，认为日本虽然弱小，但也拥有着和西方列强一样的国家权益，他还在《文明论概略》中大力号召日本人保卫国体，伸张国权。
爱国之情越强烈，保卫国体之心便越坚定，伸张国权的力量也就越大。他认为爱国的方法有很多，且越多越好，不必为道德正义拘泥。人间世事变幻莫测，历史大变革中的人间世事更是如此，福泽谕吉曾感慨道：“昨天恼火之事，今天就变成可喜之事，去年欣喜之事，今年便成为忧虑之事，得意的变作担心，乐园变作苦境，仇人可以成为朋友，外人也可以成为兄弟，为了相同的目标，同甘共苦。”维新后的日本有各种各样的可能，它今日的强大不能保证日后不受欺辱，若因国家利益所需，变昨日的敌人为今天的友人也未尝不可。
日本向西方学习走上了富强的道路，又向西方学习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眼看着西方列强凭借着武力上的绝对优势，收获巨额财富，日本怦然心动。那个曾经在《劝学篇》里怒斥西方国家侵犯弱小行为，高呼“日本也有和西方国家同样权益”的福泽谕吉，忘记了亚洲的其他国家也有不容侵犯的国家权益。
“国际交往中只有两条道理：要么消灭别人，要么为他人所灭”，曾经受侵略的一方，渐渐萌生了侵略他人的野心。虽然起初，福泽谕吉号召日本人团结一致，齐心对外不过是为在这纷乱时代中求得自保，但随着日本国力的强大，福泽的这一主张愈发向侵略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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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脱亚入欧，大国心态的膨胀（2）
日本一直生活在中国的光环之下，虽然也有对外扩张的举动和野心，但却从没敢动侵略中国的念头，最多偶尔滋扰中国的沿海城市。然而时移事异，鸦片战争后，中国便成了列强们瓜分蚕食的要地，和中国隔海相望的日本终于按捺不住。或许在那时的福泽谕吉看来，中国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各国都忙着从中国身上榨取油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和中国如此接近的日本怎能放过这大好机会？福泽谕吉对民族的自信逐渐演化成自大，自大又变成侵略的决心。
福泽谕吉在《通俗国权论》中称日本是亚洲最先步入近代文明的国家，东洋诸国的文明中心，是亚洲和西洋国家抗衡的最重要力量，日本要担负起“保护”亚洲的责任，伸张国权。既然“百卷国际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对外战争当然成了伸张日本国权的首选方式。可日本人也清楚地知道，此时的自己尚没有力量和西方列强开战。因此，战争的目标就锁定在中国和朝鲜身上。
虽然福泽谕吉本人认为爱国可以不分是非，也可以影响许多日本人不分是非地爱国，但在侵略之前，为侵略正名，将自己打扮成“正义之师”，却依旧是必须为之的工作。在《通俗国权论》里，福泽谕吉将日本美化成传播文明之火的使者，告诉人们日本和那些蹂躏中国的西方列强不同，日本不是要侵略中国、朝鲜，而是要帮助这两个国家进入近代文明。而武力，只是督促这两国进步的不得已手段。为了宣扬这种被美化了的侵略观，福泽谕吉笔耕不辍，定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评点时事，展望将来。
其实早在明治政府成立初年，日本就有大臣提出侵略朝鲜的计划，但这一计划很快遭到了正致力于推动国内变法的明治政府的否定。但仅在10多年后，政府对待朝鲜的态度就有了极大的变化，这一方面由于日本国内矛盾层出不穷，而对外战争正是凝聚民心、转移内部矛盾视线的最有效手段。另一方面也由于俄、英等国加快了对日本周边国家争夺的进度。
日本不想坐以待毙，不甘静观西方人在自家周边肆意而为，于是便于1875年9月进军朝鲜，一举侵占了江华岛。西方列强虽强调彼此之间是伙伴关系，但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因此对日本的侵略之举并没有过多阻挠。譬如对美国来说，日本比俄国更容易控制，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刚好可以遏制住俄国的势力。让美国没有料到的是，日本的野心不只是朝鲜，侵朝不过是其向中国进军的前提。1876年，日本以当年被迫和美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为蓝本，强迫朝鲜方面签订了《江华条约》。
福泽谕吉的《通俗国权论》写于1878年，刚好是日本发动侵朝战争的3年之后，它美化了日本的侵略行径，也反映了日本迅速膨胀起的野心。
有侵略的地方，就有反抗。1882年7月，朝鲜的爱国志士袭击了日本公使馆，远在日本的福泽谕吉很快对此事做出回应。他接连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文章，要求日本政府用武力对付朝鲜“暴民”，他称这些朝鲜志士为“文明之敌”，认为他们的存在是日本“播撒文明”进程的一大障碍，日本以武力镇压这些人的反抗，天经地义。
值得一提的是，福泽从来都知道对一个国家来说，文明和独立缺一不可，并曾经撰文告诫同胞，缺乏民族独立性的文明，只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