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女王是英国历史上统治时期最长的君主。她怀着高度的警惕心把自己的长子——未来的爱德华七世“培养”得在政治和社交方面一窍不通。如此看来，她的长寿对爱德华来说也许就是最严重的虐待了吧。
性格刚强压抑的维多利亚绝对算不上是位亲切的母亲，她早就坦率地表示，虽然她生了一大群孩子，但是她从未从中得到过“特殊的快乐或回报”。甚至当孩子们还是婴儿的时候，维多利亚就认为他们是讨厌的小东西。她曾经说过：“在他们长出点人样之前，我对他们没有任何好感。丑陋的婴儿是非常恶心的东西……只要他们的身体还是那么大，胳膊腿儿还是那么短，动起来还像青蛙一样……就算最好看的那个脱下衣服来也是可怕的。”
几乎从爱德华王子刚一出生起，维多利亚就对他表现出特别强烈的敌意。格伦维尔勋爵记载道：“我们的君主对继承人产生的那种世代传承而且经久不衰的憎恶感看来早就扎下根了。”克拉伦登勋爵随后也说女王对威尔士亲王的厌恶是“她自身的一种偏执。一说起他，她就异常激动，而且只要她在房间里看到他，她就会被激怒”。
年轻的爱德华王子喜欢和别人交往，而且善于找乐子，这恰恰是他的母亲强迫他不要去做的。她害怕爱德华今后会像他汉诺威家族的舅舅们一样懒散无能，于是她制定了一套严格的管教方案，旨在压制她儿子追求快乐的天性。王子对强加给自己的约束十分抵触，结果他的妈妈就更不喜欢他了。她经常对他进行狂轰乱炸般的批评，而且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对他表达自己失望情绪的机会。维多利亚女王1858年给女儿维姬的信中写道：“我完全绝望了。他我行我素，终日闲散懒惰，对什么事情都漠不关心，真是伤透了我的心，把我气坏了。”
另一次，维多利亚说起了“令人对未来无限担忧的失望感”。就连她儿子的长相也招她厌烦。“他英俊？我可不这么认为。”她轻蔑地说道，“他的头窄得要命，五官生得那样硕大，而且完全没有下巴。”这番言辞倒像是对她自己的形容，这可真够讽刺的。对于爱德华，她不得不承认说：“他是我的夸张变形。”
母子之间的裂痕由于维多利亚的丈夫艾伯特亲王的去世而扩大。维多利亚对艾伯特始终保持着狂热的忠诚，而且她把丈夫的死完全归咎于爱德华。对于任何做儿子的人来说，这样的指责都太过分了。年轻的王子在与一个女演员相处的时候有些不太检点的行为，恰巧被别人看见了，这使得对道德风范过分敏感的艾伯特亲王一蹶不振。无巧不成书，没过多久艾伯特亲王就去世了。维多利亚相信他的死因是悲伤过度，而不是什么伤寒病。伤心的女王声称，从此她一看到爱德华就会“气得哆嗦”。然而，爱德华王子天生好脾气，他全然不在乎母亲对他的无情谴责，反而对她十分关切、十分忠心。
维多利亚女王对儿子那种病态的隔离持续了几十年，在此期间，她不让儿子接触任何政务。她有失公允地认为爱德华不具备继承王位的能力。“要是我明年冬天就死了可怎么办！”她在信中向女儿倾诉道，“一想起来我就不寒而栗，这个前景多可怕呀……我担心就算他洗心革面也无法胜任国王的职位。”她还说过这样的心里话：“我总是祈祷，希望他活得没我长，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我死了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爱德华王子看不到任何重要的政府文件，因此他没有受到任何执政方面的训练。一次，爱德华的小弟弟利奥波德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说道：“这是女王壁橱的钥匙，它能够打开所有机密文件柜……而威尔士亲王居然不能配备一把。”
就算爱德华心地再善良，他也无法掩饰自己因母亲的轻视而产生的反感。他曾经抱怨过：“对女王而言我就是废物点心，不论我说什么或是建议什么，都只会招来她的讥笑和厌烦，她宁愿听取我兄弟姐妹们的进言。”女王越是让爱德华远离职责，爱德华就越发用别的事情打发时间，比如赌博和追逐女色，而这只能让维多利亚更加坚信他与王位极不相称。
由于女王绝不相信爱德华的判断能力，所以就连他婚后的私生活她都要插手管理。1863年斯坦利勋爵注意到伦敦上下都在流传关于女王坚持指导“威尔士亲王和王妃日常生活”的“离奇方法”，“除非得到事先的许可，否则王子和王妃不得擅自出门用餐……而且每天，甚至每分钟在莫尔伯勒宫（王子和王妃在伦敦的住所）发生的事情都要上报到温莎堡”。
自始至终，爱德华一直对女王的不信任和否定保持着尊严和适当的幽默感，永远是一副尊重母亲的好儿子的形象。1901年，59岁的爱德华登基即位。在此后的9年里，爱德华七世显示出非凡的统治能力，证明了他母亲对他的态度完全没有理由，并用自己的声望开创了一个充满绅士风度的时代。由于他驾轻就熟地让欧洲远离了战争的硝烟，人们都亲切地称他“和事佬爱德华”。他是位好国王，让他妈妈见鬼去吧。
凡事要保持一定的悬疑
［箴言9］出人意料的成功往往最能使人们心悦诚服。即使你必须道出真相，也最好避免什么都和盘托出。不要让人人把你里里外外都一览无余。你决心要做的事一旦披露，就很难获得尊重，反倒常常招致批评。如果事后它们结局不佳，则你就更易遭到双倍的不幸。
英迪拉·甘地是印度总理尼赫鲁之女，其父去世后，她成为国大党领袖，活跃在印度政坛上。她虽是女流，却精通权谋，经常出其不意地挫败政敌。
1969年，英迪拉在支持吉里总统当选的斗争中，通过实行银行国有化，坚决地与保守派斗争，赢得了党内外的支持，最大限度地削弱了反对派的力量。
然而，她没有被眼前的胜利所迷惑。她十分清楚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党内的分裂使她在525个成员组成的议会中只得到250个成员的支持。她并没有与人民院的任何其他集团结成正式联盟来取得多数票的支持。而根据议会政府的规则，她应该提出辞呈。可是她还能继续执政。因为在选举总统中证明，她受到了共产党人、某些社会党人和某些地区政党的议会代表的暗中支持。虽然处境尴尬，但还是可以勉强维持到1972年大选。
面对这种局面，英迪拉懂得，如果采取无所作为的态度，就会大大丧失1969年时赢得的群众支持。这无异于在等待自己的灭亡。可是如何才能既使群众的支持变为议会实力，又保证在1972年大选中再次担任总理呢？英迪拉出其不意地决定提前一年举行大选。
主意已定，她便着手准备。首先，她决定要说服亲信，增强他们的信心。她的一派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在1969年大选中国大党费尽心血才勉强获得多数票。在党分裂的情况下，如果国大党寻求连任，那就会犯政治自杀错误。针对这种观点，英迪拉争辩说，由于摒弃了辛迪加派，她的一派的形象在人民群众中会焕然一新。并且党在大选中所承受的风险是微不足道的，党至少又会以议会中议席最多的唯一政党出现。执政党除了失去它对共产党和其他某些反对党团那种恼人的依赖外一无所失。在她的雄辩面前，支持者们的意见得到了统一，并积极地做提前大选的准备。
第二，她对提前大选一直保密。有很多次报纸上都报道了提前大选的可能性，但她都予以否认。她的政敌们更是低估了她的胆识，认为她的政府一直是在与其他反对派的妥协中生存，现在她不敢提前大选。
然而不可能的事却发生了。1970年底英迪拉出乎对手的意料，提前举行大选。选举结果十分令人满意。英迪拉所领导的国大党一派获得了惊人的多数，在525席中占了350席，从而结束了依赖同盟者的狼狈局面。英迪拉还是胜利了。
英迪拉的聪明之处在于她正确地估计了群众的心理和党内关系，并采用了“出奇不意”的策略，既麻痹了敌手，又充分利用了已经取得的支持，从而实现了连任总理的夙愿。相反，如果她不采取这样的策略，等到1972年大选，有利条件就会丧失殆尽。
隐藏自己的意图，能让你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更容易掌握主动权。人性中有一项简单的事实——人类的第一直觉永远来自于外表。表象常常被人们当成事实，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表象比事实更重要。
让别人捉摸不定，可以增加你身上的神秘感，使人能肃然起敬。反之，如果你事先泄露了自己的底牌，别人就会因为看透你而轻视你。
在行事之前，保持缄默，保持低调；当取得胜利之时，更能赢得别人的赞叹。这正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效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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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声与好运
［箴言10］一个经久不衰，一个流转不定。前者常跚跚来迟，后者可助人一生。好运须防他人嫉妒，名声须防湮没无闻。你可以诚心求好运，有时亦可努力促成之；然而一切名声无不以持之以恒的苦干为本。
美国巨富约翰·D·洛克菲勒为人恶毒奸诈，为了赚钱及吞并其他公司而不择手段，是同代美国人心目中的恶魔。
垄断地位确立以后，他便动手积极改善自己的形象。尤其从1913年以后，洛克菲勒搜罗了著名宣传家艾维·李，由他一手掌管美化形象的任务。
为了不使人们感到洛克菲勒是在自我标榜，艾维·李从不宣布洛克菲勒某日某时给了某个基金会大笔赠款。他的办法是暗示受洛克菲勒赠款的人或基金会在报上发表一个感谢声明。艾维·李还常写一些特写报道，叙述这位慈祥的大富翁如何虔诚，怎样到教堂去做礼拜、怎样同邻居们友好相处及玩高尔夫球等。总之，他的原则是以一些低调的文字来使公众对洛克菲勒这个人产生一些新的看法。
这些宣传的收效很大。把洛克菲勒看做恶魔的一代人已上了年纪，正在相继离开人世。下一代人从宣传中知道的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怎样慷慨解囊，如何发展医学事业造福人类，怎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认购了几百万美元的公债。公众所看到的洛克菲勒已是一个息事宁人、与世无争的老人。他再也不是头戴大礼帽，身穿礼服和细条纹裤子，由一批保镖簇拥着前往参议院参加意见听取会或到法院打官司的洛克菲勒，而是虔诚地在教堂做礼拜，穿一条灯笼裤子打高尔夫球的洛克菲勒，或者是坐在宽广的草坪上同他的五个孙子玩耍逗趣的洛克菲勒。他在晚年逐渐成为一名传奇式的人物了。
1926年，有一期《星期六晚邮报》写道：“可以确切地说，洛克菲勒已经碰到过生活向人们提出的一切问题——父道、人品清白、理财之道、对子孙后代的责任、长寿之道、宗教信仰等。对于这些问题，他都能作出聪明的回答。”
艾维·李的形象改善术的确很高明，他的主要方法即是让大众感到宣传的一切是真实的、具体实在的。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非常重视自己的名声。他有一群专门为他进行包装的人，这就是他的形象策划小组。这个小组由新闻、广告、语言、美容等各方面专家组成，阵容庞大，从各个方面来塑造总统在人们面前的形象。
在克林顿竞选期间，这个小组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何避免落俗套，是小组考虑的第一大问题。几经推敲，他们制定了“平民化”路线。结果证明，这个路线果然不同凡响。在“平民化”的基调下，克林顿首次向新闻界透露了他出生在阿肯色州一个贫穷的家庭，生父早亡，家中缺少温暖，而他就在艰难的条件下以顽强的意志一步一步取得了事业的成功。他的身世和他坦率的态度引起了大多数美国人的同情和景仰，为他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大选中，他的“平民化”和布什的贵族式作风形成了鲜明对比。他经常乘坐大轿车到各地巡回竞选，这给大批乘不起竞选飞机的地方报记者以极好的采访机会，更赢得了他们的好感，而他们的笔，又影响了成千上万的选民。这个小小的策略在政治观察家眼中自然只是一个小伎俩，但这却为克林顿赢得了比布什高24个百分点的选票。
在他的连任竞选中，他的广告顾问曼迪精心策划了一个帮助他获得更多人支持的场面：在优美的海滨，一个饭店的阳台上，总统本人亲自为选民吹奏起了他钟爱的萨克斯管，正当他投入地演奏时，搭档保罗·贝拉递过一副墨镜，他潇洒地随手戴上。第二天，全国各地报刊都登出了身材高大的总统戴着宽边墨镜吹奏萨克斯管的照片，人们充分领略了总统迷人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