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攻不下。副护军薛万彻见攻门无效，就掉转马头，想挥兵攻打秦王府。在这危急关头，尉迟恭用长矛挑着太子的头跑出玄武门，向太子的将士喊话道：“奉皇上的命令，在此诛杀太子和齐王，现太子和齐王均已伏法，余者无罪。只要放下武器，不仅得保性命，愿意归附者一律原职不动。”
太子的将士见到太子的头颅，无不呆若木鸡，大多数人弃戈投降。只有薛万彻不肯归附，带着少数人冲杀，李世民命放开一条生路，让他奔终南山去了。
谢方叔极其忠于太子，他见太子头颅高悬，兵众散尽，便伏地大哭起来。李世民不仅赦他无罪，还嘉其忠诚，好言劝慰。就这样，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多次蓄谋化为泡影，在秦王李世民有力的一击之下，身首异处，灰灭烟飞。
这场宫廷政变就这样结束了。李世民的政敌已完全消除，从此再也无人能与他争锋，但他能否治理好天下，朝野拭目以待。
李世民决意实行“仁政”。在对待太子和齐王部属方面，他表现得十分宽厚，不管是文臣，还是武将，只要愿意归附，都能得到任用，并能人尽其才。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魏征。他本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自投靠了李世民以后，倍受重用，竟成为一代名臣。还有那个不愿归降的薛万彻，后来也得到李世民的重用。就这样，李世民团结了大多数人，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在“玄武门之变”后的第三日，平庸的唐高祖李渊发布诰命，立李世民为太子，并诏命朝野，“自今军国庶事，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奏闻”。李世民实际上已具有了皇帝的权力。到了七月，李世民重新改组中央政府，任房玄龄为中书令，高士廉为侍中，封德彝为尚书右仆射。第二年正月改元，年号贞观，李世民称帝，是为唐太宗。
一场造就万世英主的“阴谋”（5）
唐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中期，按照整个封建社会发展的规律，这时趋于鼎盛时期，因此，李世民的“贞观之治”以及整个盛唐局面的出现，决非李世民一人的功劳，主要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但这也不能否认李世民作为万世英主、帝王楷模的功绩。唐朝贞观时期的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以及人民生活的富足，均与李世民个人分不开。
那么，李世民何以会有如此之大的功劳呢？为什么会成为帝王的楷模呢？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应当是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就是所谓的善于“纳谏”。
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君主的权力是无限的，几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制约它，似乎道义和道德是君主权力的唯一牵制，如果昏君不服道义，不讲道德，你就拿他没有办法。正所谓“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在这种情况下，是无道理可讲了。因此，一朝一代的兴亡得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一人的品德。
说来也真可笑，偌大一片国土，如此众多的人民，其命运竟悬于一人之手，但这是历史造成的，你拿它无可奈何。不过，老天总算不让中国人彻底绝望，总会让他们明君贤相的理想实现那么一两回，真所谓“千年等一回”，李世民也算是中国人等到的好人皇帝了。
李世民很害怕自己的帝国也会像隋朝一样覆亡，于是，他认真地总结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总结来总结去，只有一条最重要，那就是隋炀帝不听别人的意见。隋炀帝本是英武过人、聪明超群，怎奈他荒淫无度、大违君道，“臣下钳口”，皇上“不闻其过”。隋炀帝自己“恃其俊才，骄矜自用”，越是聪明，就越是灭亡得快。所以，李世民认为人君即便是“圣哲”，也应当“虚己以受人”，决心察纳雅言，让“智者献其策，勇者献其力”。他的臣下也很争气，例如魏征就曾告诉李世民一条极其重要的道理，叫作“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其实，李世民“纳谏”时心里有时也很不舒服，只是善于克制自己罢了。在众多的进谏和纳谏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挑出一些来看一看，《资治通鉴》中有较为集中的记载，兹摘译数则如下：
魏征相貌不超过中等人，可他很有胆量谋略，善于扭转君主的心意。有时遇到皇上特别生气，魏征的决心一点也不动摇，李世民也拿他无奈，只好收敛威容。魏征曾请假上坟，回来后对皇上说：“人们说陛下您打算去南山，外面的行装都已经准备完毕，最后竟没有出发，是因为什么呢？”皇上笑着说：“当初确实有这个意思，后来想想又怕您责备我，所以没有去！”
皇上曾经得到了一只很好的鹞鹰，把它驾在自己的手臂上玩耍，远远地看见魏征来了，就赶紧把它藏到了怀里。魏征故意没完没了地禀奏公事，等魏征走了，鹞鹰竟被闷死在怀中。
一次皇上罢朝回来，怒气冲冲地说：“该当杀了这个乡下佬！”皇后问是谁，李世民说：“魏征总在朝廷上侮辱我。”皇后一听，忙穿好礼服立在殿前。李世民惊问什么事。皇后说：“我听说君主英明，臣子就正直。如今魏征正直，正是由于陛下您英明所致啊！我怎敢不向您道贺呢？”李世民听了以后，觉得很高兴。
###县的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说：“修筑洛阳宫，劳累了人民；征收地租，加重了租税；民俗喜好梳高大的发髻，大概也是受皇宫里的影响。”皇上看了奏章后大怒，跟房玄龄等人说：“皇甫德参打算让国家不役使一人，不收一斗租子，宫中的妇女都没有头发，他才称心吗？”要按诽谤国家罪给皇甫德参治罪。
魏征劝谏说：“自古以来，上书言辞不激切，就不能打动君主的心。古人说，狂妄的人说的话，圣明的人有所采择，希望陛下您考虑决定。”李世民说：“我如果处罚了这个人，哪个人还敢再说话呢？”就赏了他二十匹绢布。
有一天，魏征又上奏说：“陛下您近一时期不喜欢坦率的话了，虽然勉强包含宽容，可不似以前那样豁达大度了。”于是，皇上对皇甫德参再加赏赐，并提升他为监察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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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造就万世英主的“阴谋”（6）
安州都督吴王李恪多次出外打猎，给一些居民带来了不少损害。侍御史柳范上奏揭发这件事，李恪因而被免官，削减了他三百户的租税收入，李世民说：“吴王的长史权万纪辅佐我的儿子，不能纠正我儿子的行为，应当处死他。”柳范说：“房玄龄辅佐陛下您，尚且不能阻止陛下出去打猎，怎么能单单处罚权万纪呢？”皇上大怒，袖子一甩，入了后宫。过了很久，皇上单独召见柳范，对他说：“你为什么当着人面指责我呢？”柳范回答说：“陛下仁厚英明，小臣我不敢不竭尽愚直。”李世民听了，很高兴。
房玄龄、高士廉在路上遇见少府少监窦德素，问他：“宫里最近有什么修建工程？”窦德素把这事上报给李世民，李世民很生气，责备房玄龄等人说：“你们只管理政府的事务，宫中的小小修建跟你们的职务无关。”房玄龄低头认错。魏征却走上来说：“我不明白陛下为什么责备房玄龄，房玄龄又要认什么错！房玄龄等人总理国政，是陛下的臂膀和耳目，对宫廷内外的事情都应该有所了解。如果您建的工程是对的，他们就应该协助陛下来完成；如果不对，就应该请求陛下停止。他们向主管人员询问，理当如此。所以我不明白陛下为什么认为他们有罪而责备他们，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认罪！”皇上听了，十分惭愧。
唐太宗李世民纳谏的例子还很多。例如，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中书舍人李百药上奏说：“以前虽然释放过宫女，但宫中无用的宫女仍然很多。宫里阴气太重，也会招致天灾。”于是，唐太宗下令释放宫女，一次就放出三千多人。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下令改造洛阳乾元殿，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反对，说他可能连隋炀帝都不如。唐太宗问他说：“你说我连隋炀帝都不如，那比起夏桀、商纣来怎样呢？”张玄素说：“如果不停这项工程，将来的命运同夏桀、商纣一样可悲。”唐太宗接受了他的建议，下令停止工程，并说：“这是我考虑不周。”
唐太宗就是这样善于纳谏，关于他纳谏的事例，史书上记载很多，可以说数不胜数。对待进谏之臣的态度，更是令人钦佩。魏征可以说是一个敢于强谏的诤臣，多次弄得他下不了台，但唐太宗对他却一直十分尊敬。魏征病重时，他送医送药，并和太子一起到他家里去探望，魏征死后，他思念不已，对左右的大臣说了如下的话：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这段话成为千古名言。
唐太宗提倡宫廷“民主生活”的态度直接促成了“贞观之治”。据史书记载，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天下大治，判死刑者仅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至五岭，都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出门的人不必带粮食，可以从道路上随便取食东西。《贞观政要》上记得更具体，说是商旅之人宿于野外，不必担心盗贼来抢；监狱里常常没有人；牛马遍布山野。当然，这也许有很大的夸张成分，但贞观年间确实比以往为好，这总是事实。
李世民就是促成这种盛世出现的一个人。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开国皇帝都独具特点，如刘邦善于用人，能够容忍；刘秀善玩“柔道”，能宽以待人；而唐太宗李世民则是从谏如流，仅此一点，就足以避免许多错误，就足以实施许多利国利民的策略，就足以促使社会安定和繁荣。一场“玄武门之变”的“阴谋”，造就出这么一个万世英主来！
“阴谋”与“阳谋”，正像太极图里的阴鱼和阳鱼一样，并无绝对的界限，而是互相包融，可以互相转化的。看来，如果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不能造福于人民，就是堂而皇之的“阳谋”，也会变成实实在在的阴谋；如果能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为社会的进步和繁荣而定计设谋，即便是在暗地里进行的“阴谋”，也能变成光明正大的阳谋，正所谓“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
女皇武则天（1）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真正的女皇。
她死后在乾陵立了一块中国唯一的无字大碑。
她又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能与皇帝合葬的女人。
她所占的“唯一”实在太多，在无数杰出的古代女性当中，在数不清的争权称制的帝妃皇后当中，能占得到一个“唯一”的，就已很了不起，而武则天却在许多方面都“创下了历史记录”。如果把中国的历史比做一场群雄逐鹿的运动会的话，那么，武则天不仅囊括了女子项目的绝大多数金牌，连男子项目的一些奖牌，她也当仁不让地摘走了！
正像武则天所立的无字碑一样，让我们怎么评价这位绝无仅有的女皇呢？真像时下流行的说法，“这是一个无言的结局”吗？还是先不忙评价，看看她的政治生涯和生命历程，或许能感悟到些什么。
武则天，名曌，山西文水人，生于唐高祖武德七年。其父出身于木材商人，官拜正三品工部尚书都督等大官；其母杨氏，出身名门大族；其外祖父杨达是隋朝的宗室宰相，到了唐代，杨家在京城里也还是显赫的宗族。
尽管如此，武则天的家庭在当时也还是不入上流社会的“寒族”。武则天的父亲靠做木材生意致富，后结识李渊，在晋阳起兵以后，李渊命他为行军府司铠参军，一直为唐军提供军需，直到唐军进入长安，被李渊尊为“太原元从功臣”。然而，这并不能改变他的家庭出身。按当时的门阀观念，所谓名门望族，是在一百多年间一直控制着西魏、北周和隋、唐政权的关陇集团，只有出身于这些家族的人，才能获得朝廷的承认，才有资格在朝廷中担任重要的官职。按武则天父亲的经历和官位，当然可以跻身于士族之列，但论其血统出身，却是寒微之族。唐太宗贞观十二年，朝廷修《氏族志》，不列武姓，“不叙武氏本望”，社会上也攻击武家是下等族姓，甚至连突厥人都称：“武，小姓”。武家被排斥在贵族之外，想取得很高的权力和职位，是十分渺茫的。
武则天就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既有着上流社会的荣华富贵，又有着寒门微族的“历史出身”。上流社会的生活刺激了她的权势欲，寒门微族的出身又使她无法实现攫取权势的欲望。武则天自小就在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下长大，逐渐养成了她那种仇视名门士族、不择一切手段攫取权力的性格特征。的确，在她的身上，是看不到多少“贵族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