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周佛海在思想理论以及非组织行为的错误，周恩来同志曾多次予以批评教育，耐心帮助，但都为周佛海所拒。1924年9月，*中央决议将周佛海开除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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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病逝北京后，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更加激烈。以戴季陶、谢持、张继、林森为代表的国民党新老右派，进行各种*和反革命的活动，积极准备篡夺国民党中央权力。5月，戴季陶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反对国共合作的所谓“建立纯正的三*义”；6月，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7月，发表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抛出了所谓“戴季陶主义”。
戴季陶主义是以反对阶级斗争为中心，反对国共合作为主旨。他认为“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因此，反对工人的*斗争。他鼓吹要以“仁爱性”来促使国民全体的觉悟。他说：“一方面是要治者阶级的人觉悟了，为被治者阶级的利益来革命；要资本阶级的人觉悟了，为劳动阶级的利益来革命”。29戴季陶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反对宣传*主义。他宣称：“我们中国现在需要的是三*义的国民革命，就要老实做信奉三*义，老实以国民革命为目的。”；他鼓吹所谓“团体的排拒性”，说什么“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因此，共产党人应退出国民党。
在戴季陶等新老右派的鼓噪之下，包括国家主义派的曾琦、李璜在内，演出了一个反对国共合作，反对*主义的“大合唱”。右派分子利用他们各自的刊物，如《醒狮》、《孤军》、《中华教育界》等，甚至连国民党的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都连篇累牍地刊载反对“赤化”，反对“共产”的文章。周佛海则是这个“大合唱”中的一员干将。
周佛海曾说：他自从被共产党开除之后，即把共产党作为敌人，1925年4月，周佛海约集广东大学的几位右派教授，如谢嬴洲、黄季陆等人，创办《社会评论》周刊，其主要目的，“便在反对共产党”。30创刊伊始，周佛海便以悼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为名，发表了《中山先生思想概观》一文。
孙中山先生是*革命的先行者，他首创的三*义，体现了资产阶级*主义者的理想。但是，只是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先生对三*义重新解释，并使之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相结合，才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毛泽东在《论人民*专政》一文中曾说：“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但是，周佛海却违背孙中山先生的本意，以孙中山的三*义，排斥和反对*主义。宣称只有三*义，才是救国主义；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无论是物的条件和人的条件，都不具备，因而“事实上是不可能的”31。
同年8月，周佛海将此文印成小册子，戴季陶特地写了《再版序言》，对周佛海倍加赞扬。他在序言中说：“我常说‘从社会进化史的见地，研究两先生（指*和孙中山——笔者）的思想，可以说，中山先生的民生史观，是第一原则，*的经济史观，是第二原则。用*的经济史观可以更证明中山先生民生史观的真确，而不能减少中山先生思想的价值。’佛海先生在这一点，和我所见，大概相同。他能看到中山先生的民生史观，较*的唯物史观，更深刻博大，这是特异于一般盲信*者的地方。”他要人们将此文与他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并读，这样，会“在研究上面，有不少的帮助”。32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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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还在《孤军》第3卷第2期上发表《国民革命中之阶级问题》。该文在“孤军派”的论坛中，是一篇比较可观的文字。文章虽然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却鼓吹缓和阶级间的斗争，是可能的。他说：“现在无论斗争的当事者或局外人，都应促成各阶级的分子的民族自觉，以御外侮；促他们的国民自觉，以制军阀。暂时可不促成他们各阶级的自觉，把民众的注意，都集中到*，民治问题。他们的民族观念和民治观念就会浓厚，即阶级观念就会比较淡薄，阶级斗争就可以缓和了。”9月，他又在《孤军》上发表《*产与反革命一口号之不当》，在《独立青年》上发表《再论*产与反革命并答中国青年》等文，为其反对共产党的反革命行为辩解。
9月和10月间，周佛海卧病上海，11月初，始返广州。但是，他在广东大学不及两周，便以反对“赤化”为名，纠集30余名教授，联名辞职赴上海。抵上海后，他亲自起草了一份*宣言，发表在上海各大报纸上。他还到上海“持志”、“国民”、“大厦”、“同济”各大学演讲，攻击“共产主义之不当”。
周佛海的反*主义谬论，受到*主义者的批判。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中央刊物《向导》都发表文章予以驳斥。1927年1月24日，瞿秋白在《向导》第143期发表《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一文，指出：周佛海说中国国民革命只是打倒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而不是推翻帝国主义，这是错误的。“其实，一方面如果各殖民地都能打倒帝国主义势力，那时帝国主义必然推翻——周佛海等是否赶紧想法去维持他？另一方面，如果各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革命都是国内的斗争，互相（不）联络，当然更不联络国际无产阶级（因为这样，帝国主义必被推翻，与周佛海主义相反）——那时每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力量，又连打倒帝国主义的势力也不够。”
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宣传，而且，也采取了分裂国共合作的实际行动。11月23日，以林森、邹鲁、谢持为首的一部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在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了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因会议在西山举行，故称“西山会议”，参加会议者被称为“西山会议派”。会议公然通过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之党籍，解雇顾问鲍罗廷等非法决议，并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北京、上海及广东执行部，派定了各执行部人选，推举林森、覃振、石青阳、邹鲁、叶楚伦5人，为非法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随后，拟在上海成立伪中央执行委员会。
时在上海的周佛海，时时出入于环龙路44号，即西山会议派总部所在地，参与了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并被派为“宣传部部长”。周佛海说，“当时因种种关系，没有正式就职”。33
11月20日，即在西山会议召开前夕，国民党中央便电告北京，指出此会是违*议。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指明西山会议“纯属违法，并足以危害本党之基础，阻碍国民革命之前途，非加以严重之处分，不足以伸党纪而固吾党之团结。”并给有关人员予以党纪处分。
周佛海所谓“种种关系”，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要赴日本，完成论文答辩，结束学业。年底，他即赴日，1926年3月始由日本回到上海。当时，郭泰祺先生在武昌商业大学任校长，周佛海因是学经济的，因而受聘为武昌商大教授，同时也在武昌大学执教。由于周佛海参加了西山会议派的活动，臭名远扬，因此，在他到商大不久，就受到左派人士的反对。他说，到了武昌后，“匿名信纷至沓来，约有20余封，大致都说武昌首义之区，决不容我这个反革命分子存在，如果我不即刻离开武汉，便以铁血相见”。34结果，周佛海不得不勉强捱到7月，乘暑假之机，溜之大吉。由武昌返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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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秘书长
1924年1月国共合作实现后，在*和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在广州建立了陆军军官学校，因设在黄埔，故称黄埔军官学校。1926年2月改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校学习苏联红军的经验，建立了党代表和政治委员制度，以孙中山兼任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直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黄埔军校的建立，对于建立国民革命军、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战争，都起了重大作用。
蒋介石由于担任军校校长，掌握了军事领导权，这为他后来*、夺权、统一战线领导权、发动反革命政变，提供了重要资本。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7月3日，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精卫）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8月26日，军事委员会决议将各种地方军一律改称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校学生军和一部分粤军改称为第一军，蒋介石兼任该军军长。
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廖仲恺被右派暗杀。廖案发生后，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一特别委员会，负责查处。指派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为委员，“授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24日蒋介石出任广州卫戍司令。9月19日，借处理廖案之机，解散和收编了许崇智的粤军，由此，控制了广东的军政实权。
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又在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常务委员；2月1日，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由此，登上了国民党高级领导地位。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5月，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既打击了共产党人，又排挤了汪精卫及国民党左派领导人。5月19日，蒋介石继共产党人谭平山，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6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临时全体会议，又通过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统率陆、海、空各军。这样，蒋介石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在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情况下，7月1日，国民政府发布北伐动员令。4日，国民党中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北伐军在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援下，长驱直入，势不可挡。7月12日进占长沙。8月19日起，连克平江、通城、岳阳。27日歼灭汀泗桥之敌，30日占领贺胜桥，吴佩孚败退武昌。北伐军乘胜直追。9月6日，进占汉阳，7日占领汉口。10月10日攻克武昌。
正值北伐军攻下汉口和汉阳，革命潮流迅猛发展之际，周佛海却携着戴季陶的亲笔介绍信，由上海到汉口见蒋介石。戴季陶与蒋介石的关系，非同一般，不仅有着深厚的个人关系，而且有着政治上的*联盟。蒋介石在逐渐集国民党党、政、军各项权力于一身之时，便准备在时机成熟时，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发动*政变。而戴季陶主义，恰恰是蒋介石借以*的政治理论准备。戴蒋之间，正是由于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周佛海携戴季陶的介绍信，必然会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器重。
周佛海之所以要在此时前往汉口，也是出于帮助蒋介石进行反对共产党、反对革命的目的。他说：在“革命潮流日形发展，而共产党的力量也随着扩大，我遂决心打破共产党的排斥，要重新参加国民革命了。”35
但是，当周佛海抵达汉口时，蒋介石却于9月17日，离开武昌城外的南湖，前往江西，指挥军事去了，而未能面见，接见他的是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邓演达。邓演达立即去电向蒋报告，并委周佛海为行营秘书，充当助手。10月1日，国民革命军攻占武昌，总司令部武汉行营迁往武昌，住进了原吴佩孚的武昌“督署”旧址内。
11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成立，蒋介石自任校长，委任邓演达代理校长，学兵团团长张治中兼任教育长，周佛海为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36 由于张治中兼职很多，所以学校的事，大部分由周佛海处理。
11月8日，北伐军占领南昌。9日，蒋介石将总司令部移往南昌。至年底，北伐军已歼灭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贵州、福建7省，实际上都在国民政府统辖之下。革命力量从中国的最南端，迅速地发展到长江流域，几乎席卷了半个中国。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化。这首先表现在“迁都”之争上。
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将首都由广州迁往武汉。但12月7日，当部分中央委员由广州抵达南昌时，蒋介石却提议，将首都迁往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