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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个星期，到了发榜日期。他本来是想，如果万一考取的话，一定是名字列在最后。所以他不敢从第一名看起，而是从最后一名倒着往前看。他说：“看了一大半，没有我的名字。我从头上冷起，一直冷到腿上。快要冷到脚尖，倒下去的时候，看到第四名却是我的名字。”10他说，他疑心是做梦，便把舌头重重地咬了一下，感觉得很痛，于是他知道不是梦，是真的。周佛海就是凭着他的这种机灵，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以后的飞黄腾达，也是靠了他的聪敏，但他最后堕落成卖国巨奸，也可以说是过于“聪敏”的缘故。俗话说聪明反被聪明误。
当时中国指定了五所日本国立的学校，即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这所学校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入帝国大学）、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商业学校和千叶医学专科学校。凡是考取这五所学校之一的，都给官费。五所中以一高的学生最为神气，戴一顶两道白圈的制帽，披一件披风，脚下却穿一双木屐，在街上大摇大摆，昂首高歌，略略做出一些出轨的事，不但警察都不去管，社会人士，还认为可爱。周佛海既然考取了一高，这也就意味着生活上已不成问题了。他可以求学，一直到帝国大学毕业了。他为此很是得意。
周佛海虽然是生活在山野农村，但经不起城市享乐生活的诱惑，在花钱上，出手不凡。他到东京时，本来是准备了一年的生活费用，但是到了12月，仅仅5个月的时间就把钱用光了，结果，不得不依靠中国公使馆的接济。而在他刚刚被一高录取，便立即向湖南留日学生经理处预支了一个月的学费，到房州去避暑，去洗海水浴。一直等到学校开学，才回到东京上学。
东京一高，实际上只是预科。经过预科一年的学习，才能被正式分到高等学校学习。当时日本只有8个高等学校。毕业时，周佛海便选择了日本最南端的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经过两年的学习，1922年秋，周佛海便进入了京都帝国大学，学习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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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社会主义”（1）
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掀起了反对剥削，反对压迫，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热潮。指导十月革命胜利的*列宁主义学说，通过先进知识分子的宣传介绍，在日本、中国等许多国家得到广泛的传播。当时的日本，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和*主义的思潮，非常澎湃。
周佛海进入东京一高以后，由于深受社会主义与*主义思潮的影响，特别是俄国和德国革命的刺激，因此，在完成规定的功课之后，用了很多的时间，努力去阅读这一类的杂志和书籍。当时，又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联盟成立之时，他对国际情形也很感兴趣，因此，他用了不少时间去阅读有关西洋历史及国际情形的书籍、杂志。周佛海勤奋而又善于思考，在阅读国际问题书籍的过程中，有了不少心得，一时高兴，便作了一篇分析当时国际形势并推测其趋势的论文，投寄到上海《救国日报》。这是由留日回国学生办的报纸，在国内有相当的影响。周佛海是第一次写论文，文章虽然寄出，但并不抱有多大希望。但是，想不到居然被刊登，而且博得好评，连中学时代的史地教师邓竹铭先生，也从家乡寄书予以赞扬和鼓励。
在人生的旅途中，特别是对于刚刚迈出人生道路起点的青年来说，首次事业的小小成功，都会给他带来巨大的鼓励，甚至会影响其一生的追求。处女作的成功更增加了他写作的兴趣与勇气，此后他勤奋写作，在短短的时间里，相继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译作。
如果说周佛海在一高的时候，其课余阅读的兴趣，是以社会主义与*主义及国际问题并重的话，那么，在他进入第七高等学校之后，第一年除了功课之外，则专门只看社会主义的书籍，国际问题的书籍没有工夫再看了。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后，*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展，介绍*主义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就连当时的国民党人如戴季陶、研究系要人张东荪等，一度都曾以他们所办的刊物，如《解放与改造》、《建设》等为阵地，刊登有关学说，成为介绍与鼓吹社会主义学说的知名人物。在1919年12月1日出版的《解放与改造》杂志上，戴季陶以“对话”的方式，刊载他所写的《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的文章。虽然他号称信仰社会主义，但如他所说，他所谓的社会主义“不单是*一人的学说了”。
当时的日本，名为社会主义的学说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也有号称社会主义的基尔特主义，也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周佛海所谓的专门看社会主义的书籍，当然也是不加选择，真伪不论。他在勤奋看书之余，也勤于笔耕，努力写作与译述。1919年10月，周佛海撰写了《中国的阶级斗争》一文，寄给《解放与改造》杂志，刊登在1919年12月1日出版的第1卷第7号上。
周佛海在文章一开始，便以热情洋溢的文字，讴歌了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反抗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认为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预见了中国也必然要掀起阶级斗争的巨浪。他说：“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这个思想和声浪，如暴风急雨，从西欧一直送到中国来了。中国立在这个潮流里面，当然不能和世界潮流相反逆的，所以这个阶级斗争，不久就会要实现的。”他用*主义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点，介绍性地论述了阶级间产生斗争的原因。他说：简单说来，“就是一个阶级在社会上，立在支配者的地位，同时他一个阶级，在社会上是立在被支配者的地位；他们两个的地位不同，所以也就利害不同；被支配阶级因为要谋自己的利益起见，对于支配阶级不得不行社会运动。”也就是说，处在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阶级，“不堪其苦，所以大家有了自觉，把自己的阶级团结起来，要推翻现在的支配阶级，自己来做支配阶级。”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介绍“社会主义”（2）
他分析了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种类”，认为阶级斗争有两种：“一个是中流阶级和贵族阶级的斗争，一个是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他所谓的“中流阶级”，主要是指资产阶级；所谓“中流阶级和贵族阶级的斗争”，指的便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即资产阶级的*革命；“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则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周佛海把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仅仅归纳成两类，当然是不科学的。除此，还有奴隶反抗奴隶主阶级的斗争，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等等，而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同属于剥削阶级，他们的斗争，是一个剥削阶级反对另一个剥削阶级的斗争。当然，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尚未发展的国家，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的力量都还弱小，因此，中国的阶级斗争不可能像俄国一样，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周佛海认为，中国的阶级斗争如果“专在极不发达的资产和劳动两阶级间去下手，那就是药不对症了！”这种认识，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周佛海关于“中国的阶级斗争”的论述，有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不懂得阶级斗争的实质。他所说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仅仅是“寄生阶级”与“自给阶级”及他们彼此间的斗争。什么叫“寄生阶级”呢？照他的话来说，就是社会上那些“有害无利，并且势力很大，能支配社会的人”。他说，属于这个阶级的人很多，“从专想扩张自己势力的武人，和争权夺利以政治为生活的官僚政客，到靠着先人的财产而生活的子弟，和一般无业的游民”。所谓“自给阶级”，“就是有一定的职业，靠着尽自己的职业而生的人结合的阶级”。
周佛海由于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实质在认识上的错误，因而不仅不可能认清反帝反封建的正确的方向，甚至错误地把那些“靠着先人的财产而生活的子弟，和一般无业的游民”，都当成了革命的对象。
同年12月15日，周佛海又在《解放与改造》杂志第2卷第1号上，以“佛海”的署名，发表了《物质生活上改造的方针》。文章的主旨，是论证中国在“解放”之后，应如何进行“改造”的问题。他说：“中国现在的言论界，关于解放的言论，似乎一天多似一天了，但是关于改造的议论，还是很少。”“改造与解放，是有密切关系的”。
他说：所谓“改造”，包括“精神和物质两方面”，而物质改造中最主要的，就是经济生活问题，也就是如何改造经济组织的问题。
按照*主义的观点，无产阶级革命，在政治上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的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是要根本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以此根本消灭罪恶的剥削制度。中国的革命，虽然不是一般的反对资产阶级，而是由无产阶级领导，联合农民以至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不是一般的废除私有制，而是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但必须以*主义为指导，才能取得成功。
周佛海在文章中，有关“物质改造”方针的论述，是以反*主义的各种“流派”，如德国的“集产主义”、法国的“工团主义”、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为蓝本，综合成他的主张而提出的。即：第一，关于生产的种类和数量，“不能单独归工团管理，要和国家共同管理”；第二，关于生产方法的决定，“要归工团单独管理”；第三，决定生产的条件，“要归工团和国家共同管理”。因此，他得出结论说：“照上面的法子去管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都能调和，两者都不致为别人所牺牲，真是最好的组织呀！”
介绍“社会主义”（3）
1920年4月1日，周佛海在《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4号上，发表了《精神生活的改造》一文。这篇论文是在同年3月1日完成的。周佛海是以法国的“工团主义”、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这些反*主义流派的主张，作为论述改造“精神生活”的依据。*主义认为物质决定精神，精神是物质在一定程度上的反映，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反过来可以推动物质的发展。周佛海却毫无根据地说*主义太偏于唯物的，只偏重物质生活，而忽视精神生活的重要性之后，甚赞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强调精神生活重要的主张。他说，据他个人的观察，以为精神生活的改造，比物质生活的（改造）还要紧些。他把“精神生活的改造”比做“花”，而“物质生活的改造”，则是“精神生活改造”的“果”。这显然是倒果为因，违反了*主义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根本原理。
4月3日，周佛海撰写了《社会主义的性质》一文，于5月15日刊登在《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10号上。他在文章一开头便说：“我们如果把国内新出版物翻开起来看，差不多没有一本没有‘社会主义’四个字的。无论是他们宣传他，或反对他，总可见近来的思想界对于社会主义这种东西，都热心去研究了。”但是，他却始终没有看到对“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能予以正确说明的文章。为了使中国人真正了解社会主义，并研究实行的方法，所以特地撰写此文，对于“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一问题，作个最明了的答案。所谓“最明了的答案”，不过是说明了“社会主义”的某些基本特征；指出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以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某些误解；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平分现有的财产，而是为了“将来生产的富的问题”。
在撰述上述论文的同时，周佛海还翻译出版和发表了日本室伏信高著的《社会主义与劳动组合》、《工行社会主义之国家观》等论文，以及日本生田长江与本间久雄合著的《社会问题概况》及美国社会主义者希尔葵写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等书。
1920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起组织出版了《共产党》月刊杂志，周佛海以“无懈”的笔名，在第1号、第4号及第5号上，相继发表了《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夺取政权》三篇文章。周佛海为何取名“无懈”？他对此从未作过说明，笔者分析：一方面是为了保密。因为他在日本上学，日本政府对共产主义的活动是很防范的；另一方面从字面上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