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秩序，这是*政治所不许的。”
艺文研究会（3）
艺文研究会控制舆论的第二个办法，是通过拟定宣传方针指导及资助，收买拉拢非国民党系直接办的报纸杂志，使其接受艺文研究会的“指导”。如研究组，其任务除分门别类搜集资料，分析国内各种报刊的言论动向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拟定宣传纲要，供各报刊采用。据统计，艺文研究会补助津贴的报纸杂志有四五十家之多，遍及国民党势力所及的区域。143
除此，艺文研究会以及周佛海本人还大力散布失败主义，为对日“主和”制造舆论。1938年3月29日，中国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会后，周佛海被任命为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务。4月30日，《民力》周刊登载了周佛海所写的《抗战建国的两个要点》一文。他打着宣传、解释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的旗号，鼓吹*和大肆散布“抗战必亡”的谬论。
他说：“这一次的宣言与纲领的内容，博大精深，不是在短时间内可以全部加以说明，现在仅就宣言与纲领里面提出两点来说，这两点也就是我们在抗战建国中最重要的中心观念。第一点是民族国家的信仰，第二点是科学的信仰。”
周佛海所谓“民族国家的信仰”是什么呢？就是“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一面抗战，一面建国”。他反对共产党所进行的抗战宣传，要共产党在言论和行动上，放弃自己的主张，服从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以“统一思想与行动，于军事指挥之下，共同以抗战胜利为我们一致的行动目标。”他反对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要共产党一切服从国民党。他说：“民族国家的胜利，就是全国国民每一个人的胜利；民族国家的危亡，也即是全国国民每一个人的危亡。所以全国国民应当牺牲党派的成见，阶级的利害，来服从民族国家，来支持民族国家，全国国民应当认定民族国家高于一切。”
周佛海所谓“科学的信仰”，只不过是宣扬日本工业发达，科学领先，武器优越，不可战胜；中国经济不发达，武器落后，而科学的研究，不是一步可以登天的。他说：“在科学的原理与方法的面前，没有临时抱佛脚的符咒式的观念存在的余地，而是应当贯通平时与战时”。他指责抗战以来人们表现出的热情，是一种盲目的感情用事，是“忽略武器，单重社会运动”，因而是错误的。
周佛海为什么要发表这篇阴阳怪气的文章呢？这是因为他虽然反对继续抗战，但面对全国高涨的民族情绪以及国民党当局推行的抗战政策，而不敢公然反对。于是，便在暗中施放冷箭。他在叛逃当了汉奸之后，关于主持*时反对抗战的手法，有过如下的供述。他说：
为着振奋人心起见，（国民党）召集了代表大会和全体会议。我于是实际上便担负起中央宣传部的责任了。这是我顶痛苦的一件事。我是相信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但是宣传上却不能不鼓吹最后胜利。我是主张和平之门不全关的，但是宣传上却要鼓吹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于是我便想尽方法，向蒋先生辞职……结果未承蒋先生允许，只好勉强担任，一天到晚的讲鬼话，瞎吹牛……最痛苦的是每周三种会议。一个是*、政治部和其他有关宣传的各机关的宣传会议，一个是召集外国记者的谈话会，一个是本国记者的谈话会。出席的政治部方面是部长陈诚、副部长周恩来、厅长郭沫若。*是我和董显光、萧同兹。每次会议，听着陈诚一知半解的政治理论，真使人啼笑皆非。听着周恩来、郭沫若等捏造事实，欺骗民众的报告，真使人切齿痛心。但是以我的地位，怎好针锋相对的明白反对。所以我当时的宣传方针，便提出科学和理性。我要大家根据理性，运用科学，去认清事实，不可为盲目的感情所驱使。144
暗中通敌（1）
陶德曼调停失败之后，周佛海由于对抗战前途万分悲观，所以便亟谋与日本恢复外交联系，并促成外交谈判的渠道。为此，他与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进行了种种策划，施展计谋，作出了派遣高宗武前往香港，建立机关，暗中与日本联络的决定。关于这件事，周佛海在他所写的《中日事变秘闻：我的斗争记》一文中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述。他说：
我们听到此话（指陶德曼调停失败——笔者），便想到此际对于中日间的关系，若再想不出什么办法是不行而大为兴奋了。在此协定（指陶德曼转告的日本有关“议和”的条件——笔者）失败之后，南京便告陷落。但那时我与高宗武认为：“必须想出一条向日本打通的路线才行，现在中日间已经完全被切断了，但这是不行的，应当想出一个脱出汉口的方法才好。”而想了种种的计划出来。我那时正担任着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副主任，主任是由陈布雷担任。我因为站在那样的立场，所以便首先抱定了必须想什么办法，搜集关于日本的情报才好的计划，并设计要在汉口设立一个机关，以便收集关于日本的情报，并决定任当时的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担起此职务。于是我便对高宗武说起：“你到香港去吧，我可对蒋介石荐你去，我可对他建议命你到香港去收集关于日本的情报。”145
在战时收集有关敌方的情报，当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而侍从室的一项任务，也是要向蒋介石提供敌我双方，有关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情报，以供决定军事、政治、外交方针之参考。而高宗武谙熟日语和日本政局，其亚洲司的主要外交对象便是日本，当时的香港，是情报工作的集中地。所以，周佛海提出在汉口设立专门的对日情报机关，并提议派高宗武赴港，是名正言顺，天衣无缝，不会暴露任何别有所图之用心的，因而也易于获得蒋介石的同意。于是，他便与高宗武进行了密商，并由高宗武提出具体计划。周佛海说：
高宗武那时也拿有其所计划的计划书来，所以我便把此书提交给蒋介石看，等其看完才说出下面的话：“为要收集关于日本的情报起见，把高宗武留在汉口是没有用处的，不过此人是一个相当有用的人才。故把他派往香港，俾以收集关于日本的情报才好的呢。”146
经周佛海如此一说之后，蒋介石认为所言很有道理，于是便点头同意，并决定每月拨出8000元的经费供其使用。因此，高宗武便立即开始着手赴香港的各项准备。
高宗武是在2月22日由汉口飞往香港的。此事，周佛海早在2月10日写信给时在香港的杨淑慧就已谈及。信中说：“高宗武夫妇廿二日飞港。”高宗武直等到要飞往香港的前一天，即21日，才去向蒋介石辞行。当他去辞行时，蒋介石说：“好吧，你去吧。”接着，高宗武又去向外交部长王宠惠辞行。但是王宠惠却阻止高宗武前往香港。他说：“你不可上香港去，在汉口办理就好，千万不要上香港去呢。”并且说，这是蒋介石刚才打电话来嘱咐的，叫高千万不要上香港去。147
高宗武立即将这一新的情况告诉了周佛海。他在听完高的讲述后，立即推想到，可能是蒋介石已产生了某种顾虑。他说：“蒋介石是脑筋非常好的人。关于此事似在事后立刻就想到，把高宗武送到香港太危险，将要被和平派所乘，还是把他留在汉口安妥的样子。”148
暗中通敌（2）
由于有蒋介石的阻止，高宗武犹豫不决，但是周佛海却再三怂恿高宗武抗命前往香港。他对高宗武说：“责任我愿负担，你还是放心去吧。”结果高宗武被说服了，于是便下定决心，于22日飞往香港了。周佛海说：“当时我若不说出要负责任，则高宗武绝对下不了出发的勇气。”149因此，他对高宗武的决心衷心地佩服。
高宗武到香港的公开名义，是设立机关搜集与研究日本情报。实际上，他的活动范围不止于香港，这一点，在其赴港时，周佛海已对高宗武有了明确的交代。周佛海说：“我曾对高宗武说过：‘你到了香港之后，立即转赴上海去吧，在香港仍是得不到情报的，还是到上海去吧’，因此，他就立即上上海去了。”150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所以，在高宗武22日飞离汉口往香港后，周佛海才对蒋介石报告说：“高宗武在汉口得不到情报，所以他上上海去了。”周佛海说，蒋介石在听了他的报告后，“只说了‘是的吗？’一句而已，那时并无说出什么话。”151
此前，周佛海向蒋介石提交的搜集情报的计划，和此时报告高宗武的行踪，在地点上有很大的区别，而蒋介石并未作出何种反对的表示，究竟是由于什么原因，时至今日，我们尚未找到何种史料予以说明，也不能妄加猜测。但从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当时的心理是很矛盾的，即赞成此举，但又担心为和平派所乘。而周佛海恰恰利用了蒋的矛盾心理，先斩后奏，造成既成事实迫蒋承认。
高宗武抵香港后不久，便照计划到了上海。当时，周佛海本人也曾计划去香港，只是由于蒋介石的一再反对，终于未能成行。3月5日周佛海写信给杨淑慧，谓：“最好我能赴港，因为顺便处理国际研究室的事情。会里可以替我买票，林柏生就是我们委托他办此事的，大约宗武已介绍他和你见过面了。”152
周佛海所谓“国际研究室”，亦即国际编译社；所谓“会里”，亦即“艺文研究会”，林柏生时为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负责人。他所谓要“顺便处理国际研究室的事情”，究指何事，信中并未说明，但必定与高宗武的行动有关。
3月13日，周佛海写给杨淑慧的信中有谓：“宗武若回，你可留他们夫妇暂住我家，俟找得房子再搬。”并“附致宗武夫妇一缄，请转交。”
从他这封信中可以看出，高宗武已去了上海，并且即将返回香港。而且高宗武由香港赴上海时很匆忙，连住处都未找好，以致返港后不得不暂住杨淑慧处。这也说明周佛海对高宗武的一切考虑得都很细心。据周佛海信件的地址，杨淑慧时住香港铜罗湾大坑道12号3楼。
那么，周佛海为何要高宗武到香港后，立即转赴上海呢？其中原因也并非是由于在香港搜集不到情报的缘故，而是另有秘密。
早在1937年12月11日，国民政府拒绝了日本的“议和”条件，陶德曼调停已经失败，周佛海、高宗武便有了派人往上海与日本谋和的秘密计划。1937年12月27日，周佛海在他当年最后一天的日记中写道：“宗武来，谈接沪电，日有进行调解。”
这则日记实在过于简单，使人难于完全理解。但从中可以看出两点：一是高宗武始终与上海某方面保持密切联系；二是对方已表示愿意调解。而所谓“调解”，当然是指中日战争。如果我们把这则日记与下述董道宁的活动联系起来分析，也许能从中悟出某种必然的关联。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暗中通敌（3）
董道宁时任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他虽然生在浙江宁波，但长在日本，长相也像日本人，有“日本人”之称，是一个地道的日本通。他虽然比高宗武年长10岁，但却是高的部下。1938年1月16日前的某一天，当时陶德曼的“调停”尚未公开宣布失败，董道宁由战时的汉口到了已经沦陷的上海，并往黄浦滩和南京路拐角上的汇中饭店会见了日人西义显。
西义显是日本满铁株式会社总裁（后任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的门生。战前曾在南京出任满铁驻南京办事处主任。此时，西义显奉松冈之命，正从事于中日“和平运动”。对于董道宁的来访，西义显非常惊奇，因为在战时，作为一名外交官与敌方人员会见，非同寻常。他猜想，董道宁此来一定是与陶德曼的调停有关。经西义显的询问之后，董道宁对此完全承认。他说：“在现在这种情况下，除希望陶德曼调停取得进展外，对世事无所指望。”153当他从董道宁的讲述中得知董曾与川越会见，想求得日本在条件上作出某种让步之后，就鼓动董道宁往东京，与日本政府直接进行交涉。
在西义显及其助手伊藤芳男及日本同盟通信社驻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的安排下，1938年2月15日，董道宁乘船在长崎上岸，16日抵达东京，直至3月上旬，离开东京经大连会见松冈之后，回到上海。他在东京期间，会见了日本参谋本部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参谋次长多田骏等人。他从多田那里“证实了日本在1月16日近卫声明发表之后，因为预感到事变似有意外延长的情况，确实希望从速实现对华和平。”154
董在离开东京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