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长；从事外交、行政行业的也有20多人。在他们当中，后来比较有名的有开平煤矿采矿工程师邝荣光、中国铁路第一人詹天佑、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唐绍仪以及外交总长梁敦彦等。
李鸿章修铁路的事情，同样可以说明洋务运动的艰难，也可以说明李鸿章的苦心孤诣以及坚忍不拔。
铁路的产生是世界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某种程度上说，铁路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交通的范畴，它是人类改变生活观念的一个标志，是集人类想像力、创造力和挑战自然雄心为一体的里程碑。李鸿章似乎也看到了这一点。早在1863年，正和太平军打仗的李鸿章就收到上海27家英法洋行老板的联名信，第一次提出要在上海和苏州之间修建铁路，洋人们说，如果修成这段铁路，清军可以利用它攻打太平军。李鸿章把这个建议报告给了朝廷。朝廷根本就不予答复。此时的大清，从皇帝到农民，其观点都是惊人的一致：中国不需要这个东西，中国的牛车尽管很慢，但是很稳，更重要的是，人坐在牛车上的清闲感觉是无与伦比的，“车辚辚，马萧萧”，“青山转，绿水还”，这样的感觉多富有诗意啊。为什么要花费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去建设那种丑陋的庞然大物呢？更何况，修铁路会破坏风水，会让地下的祖先之灵不得安宁。这样的行为，无疑是大逆不道，当然不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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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洋务运动（7）
但李鸿章一直锲而不舍，1874年清廷组织著名的海防大讨论时，李鸿章再次提出要修建铁路，那本著名的《筹议海防折》中，李鸿章就曾阐述了应该修铁路的理由。朝廷对于此事，根本没有表态，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李鸿章等得千辛万苦，见朝廷一直无声无息，只好阳奉阴违，准备在唐山的煤矿区修一条10来里长的铁路。就这条短短的铁路，也费了李鸿章九牛二虎之力。为了避免朝廷的非议，李鸿章特意声明，这条铁路不设火车机头，而以驴马拖载，这才得到了朝廷的恩准。
1881年6月9日，这条10多里长的铁路终于完工了。这一天，也是英国火车发明人乔治·史蒂芬的百岁诞辰。李鸿章特地选定这一天来剪彩，真是用心良苦。通车的那一天，李鸿章在幕僚的陪同下，登上了火车，并与大家合影留念。很快，流言蜚语来了，说火车行驶震动东陵，而且喷出的黑烟有伤庄稼。结果朝廷下令，禁止使用火车头，运煤的车皮再次被驴马替代——中国第一条铁轨上出现了咄咄怪事，一大群驴拉着重重的车厢在铁轨上奔跑。
第一条铁路的废用，李鸿章承担了很大的压力。一时，关于李鸿章修铁路的动机的传言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专制制度的习惯做法是，人们的赞同与反对，往往都是对人不对事。在清廷当时的机制下，大臣与大臣之间，在更大的程度上却不完全是思想的不同，而是权力的争夺、利用以及别有用心……结果往往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件事情的办成很难，而毁坏一件事情却相当容易。直到1882年，唐山矿区的铁路才恢复了机车牵引。
铁路之事还是耽误下来，这一耽误，又是好几年过去了。1880年，李鸿章的老部下刘铭传就任台湾第一任巡抚。在任上，刘铭传上了一道《请筹造铁路折》，要求在台湾以及国内大兴铁路。刘铭传的奏折，跟丁日昌的要求建水师的奏折一样，同样是李鸿章的授意。这是李鸿章习惯的“挺经”方式，正面“强攻”不成，就采取迂回战术。刘铭传的奏折在清廷中重新激起轩然大波——赞成修铁路的主要是各地的封疆大臣，比如李鸿章、刘坤一、左宗棠等；反对势力主要来自朝中官员，尤其是满族官员。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来到了京城，面见慈禧时，李鸿章送了慈禧一件“小玩意”——在慈禧所住的北、中、南海，建一条小小的铁路，由法国商人全额赞助。李鸿章真是用心良苦，这样的行为，实际上是对于朝廷决策者的一次铁路交通的启蒙教育。不久，一条长1500米的微型铁路落成了，慈禧太后和大臣坐上了6节车厢的小火车，火车晃晃悠悠地在园内绕了一个大圈，比乘马车坐轿子更稳健快捷，慈禧直接地感受到现代化的车轮滚滚。经过这一次切身体验，慈禧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她再也不反对修建铁路了。5个月之后，清廷终于发布第一个关于兴办铁路的正式文件。
这一年，距李鸿章首次上书倡导修建铁路，整整过了14年。在这14年中，李鸿章锲而不舍，力促铁路在中国的实施。这样的耐心和执著不由让人叹息。对李鸿章而言，认识上的差距是很正常的，而由认识差距所造成的阻力，才是李鸿章平生感到最耗精力的一件事。
从李鸿章派留学生和修铁路两件事来看，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所遭受到的阻力，是如何强大了。而李鸿章为求得清国一点一滴的改变，竭尽了自己的全力。
在很多时候，李鸿章尽可能隐忍，低调做人，积极做事。这与后来康梁的戊戌变法，完全是两种风格。李鸿章从一开始就没有采取疾风骤雨的方式，有时候，他甚至不得不放缓洋务运动的步伐，避免由这一切而产生的尖锐矛盾；而当矛盾稍稍缓和，李鸿章又以退为进，重新采取积极之势。在这方面，李鸿章算是老谋深算，他懂得妥协，知道妥协在政治活动中，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手段。在洋务运动等一些问题上，李鸿章也避免在理论和口号上进行争论，力求只埋头做事，不涉及理论的较真。这一点可以说是李鸿章的智慧和精明之处。作为一个老辣的政治推手，李鸿章当然知道这一点。李鸿章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从没有将自己对于“道器统一”的认识向前推进，从而触及到政制、伦理等根本问题。李鸿章从不想介入实质性问题，他只是使自己的诠释停留在较低的层面上，不涉及到问题的核心，从很实在的角度打开国门学习西方。
第五章 洋务运动（8）
年届半百的李鸿章就像一匹驽马一样颤颤巍巍地拉起了整个朝廷。对于李鸿章的处境，知之者，莫过于日本内阁总理伊藤博文了。伊藤博文曾在谈到中日战争前中国海军的弱点时指出：“李忠于朝廷，但是他还负责处理许多紧迫的事务，他此时已成为全国督抚的领袖，集内政、外交、洋务、海防于一身。在1880年代末、1890年代初，他忙于应付每日遇到的政治问题，以致不能对北洋海军诸多问题给予充分的注意。”伊藤博文最后得出结论说：“李鸿章的任务比起今天人们所能想像到的要艰巨得多，因为他面临向北京政府寻求资金，说服各省官员争取他们的合作，同时又要抵挡来自各方的不断的批评这多重的任务。北京中央政府的弱点众所周知。清政府从整体上看给李鸿章增加了许多障碍。它充满官僚主义陋习、地方主义观念和派系的明争暗斗。北洋海军本身也因组织不健全、装备陈旧过时而深受其患。在这样的环境下，对李鸿章创建海军的努力，不应从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而应当从当时情况的整个背景作出评判。”
洋务运动为什么会失败？梁启超在比较李鸿章与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时讲述了这样一段话，应该说，“伊（伊藤博文）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之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但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同辈中不下百数，中国之才如鸿章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则又不能专为李咎者也”。
除了政治上的势单力薄之外，就李鸿章以及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们来说，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这使得他们每每到了关键时候，总是难以突破自己。李鸿章曾经与日本驻北京公使森有礼有一次对话，那是1875年12月的一天，森有礼到河北保定直隶总督府拜会直隶总督李鸿章，主题是就朝鲜局势问题交换意见。席间二人谈起日本明治维新，谈及了各自国家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李鸿章与森有礼有这样的对话：
森有礼直言不讳地说：“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
李：“日本西学有七分否？”
森：“五分尚没有。”
李：“日本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
郑有宁（日本使馆代办）代为回答：“这是外貌，其实本领尚未会。”
李鸿章对日本改变服装一事不以为然：“对于近来贵国所举，很为赞赏。独有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
森：“其实原因很简单，只需稍加解释。我国旧有的服制，诚如阁下所见，宽阔爽快，极适于无事安逸之人，但对于多事勤劳之人则不完全合适，所以它能适应过去的情况，而于今日时势之下，甚感不便。今改旧制为新式，对我国裨益不少。”
李：“衣服旧制体现对祖宗遗志的追怀之一，其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才是。”
森：“如果我们的祖先至今尚在的话，无疑也会做与我们同样的事情。距今一千年前，我们的祖先看到贵国的服装优点就加以采用。不论何事，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是我国的好传统。”
李：“贵国祖先采用我们服装是最贤明的。我们的服装织造方便，用贵国原料即能制作。现今模仿欧服，要付出莫大的冗费。”
森：“虽然如此，依我等观之，要比贵国的衣服精美而便利，像贵国头发长垂，鞋大且粗，不太适合我们人民，其他还有很多事不能适应。关于欧服，从不了解经济常识的人看来，虽费一点，但勤劳是富裕之基，怠慢是贫枯之原。正如阁下所知，我国旧服宽大但不方便，适应怠慢而不适应勤劳。然而我国不愿意怠慢致贫，而想要勤劳致富，所以舍旧就新。现在所费，将来可期得到无限报偿。”
李：“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也不感到羞耻吗？”
第五章 洋务运动（9）
森：“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绝不是受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们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李：“我们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
森：“凡是将来之事，谁也不能确定其好坏，正如贵国四百年前（指清军入关前）也没有人喜欢这种服制。”
李：“这是我国国内的变革，绝不是用欧俗。”
李鸿章与森有礼的对话，从服装入手，谈到了古今之变的根本。李鸿章的思想在对话中暴露无遗。就李鸿章而言，他所承认的西方的进步只限定在军器、铁路、电信以及其他器械上，这是他处心积虑想学习和拿来的。至于西方其他的东西，包括服装，李鸿章似乎一点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落后，也不想去改变。一个人往往就是这样，思想容易改变，习惯却难根除，而在很多时候，习惯和思想又联系在一起，不分彼此。在李鸿章的习惯和思想中，还是潜伏“唯我独尊”意识的。或者说，在李鸿章看来，西洋的文化与枪炮之间是没有关联的，它们完全可以割裂开来。洋务派们为洋务运动定位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的口号从一开始就有着不彻底的因素，也有着投机意味。所谓“体”，就是他们不承认自己的政体已经落伍，根本不想在这一方面改变，在他们眼中，似乎这个落后的、呆板的、腐朽的政体与近代化所创造的“器用”并不矛盾。殊不知，在一个腐朽、专制、低效的政治制度下，怎么会有健康发展的近代化呢？一切都是空中楼阁，烟雨水榭。
因为这样的认识，使得李鸿章洋务运动有一个最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在学习中缺乏深入的精神，浅尝辄止，以小聪明来揣测大智慧，以器用来否定根本。由于理解力上的薄弱以及方式上的小聪明，洋务运动走的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捷径，整个社会没有按照西方的模式实行市场化，广大的民间力量被忽略，这也使得洋务运动成为国家机器的游戏，背离了广大的民间力量，洋务运动就宛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郭嵩焘曾经就李鸿章的洋务运动的方式这样评价：“西人富强之业，诚不越矿务及汽轮舟车数者，然其致富强，固自有在。窃论富强者，秦汉以来治平之盛轨，其源由政教修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