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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男婴的出世，在解家子女已经排行老八，给原本生活已经十分捉襟见肘拮据困难的解家，多添了一张嗷嗷待哺的小嘴，少不了要与众多子女分一杯羹了。
虽然如此困难，父母却没有二话，照旧敞开丰腴的怀抱，悉心养起，挺起压弯的脊梁，再努力地负重一个孩子，再苦再累也只苦累父母，尽量不让自己的儿女们受什么委屈，这不仅是东方式为人父母的仁爱，也是所有人类共有的天性。
父母见这个排行老八的婴儿生得虎头虎脑，又恰逢新中国成立，中华有望振兴富强，百姓有望丰衣足食，儿女有望成龙变凤，不免欢欣鼓舞，便寄予厚望，起个大名叫解振华，意谓振兴中华之意。
解振华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看图识字到上小学，从无知到有知，可谓经历了新中国成长的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在他生命之树的年轮上，可以找到新中国逐年发展壮大的每一圈年轮的历史痕迹。
随着城市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实施，很快就迎来了1958年的大跃进。那时的解振华刚刚九岁，正在天津市一所小学读书，小小年纪，便耳闻目睹了当时一切狂热而盲目的跃进现象，发着高热的人们，为了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去吃土豆烧牛肉，是如何义无反顾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而砸了自己家的小锅，吃起了共产主义的大锅饭，人们是如何战天斗地，如何毁林开荒，如何围湖造田，如何建起无数个土法炼铁炉，让钢铁元帅升帐，炉火熊熊，大炼钢铁，几乎砍光了附近山上地里的所有的树木做炼钢铁的柴薪，结果炼出了无数个似铁非铁似钢非钢的黑疙瘩，永远地废弃在荒郊野外，生锈腐烂，成了没用的东西。
遗憾的是盲目乐观，狂热蛮干，是不可以当饭吃的。
很快，那些发高热的人们便尝到了自然规律的报复，三面红旗迎风飘扬的最终结果是迎来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困难时期。
这些善良的人们，岂但没有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天天去吃土豆烧牛肉，却很快便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现在看来，三年自然灾害，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自然生态对盲目大跃进，对自然生态放纵破坏的一次大报复和总清算，大跃进造成的森林破坏，水土流失，是水旱灾害频仍的根源。所谓的天怒人怨，是自然清算驴打滚一般叠加起来的社会利息，这些负增长的利息是新中国永远的一笔欠账。
加上在当时那种情形下，人为的虚报冒进，隐瞒真实的经济状况，使得毛泽东他老人家要赌一口气，不向修正主义低头，以至让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给已经被定性为修正主义的苏联还债，这样一来，便使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了一个经济大萧条的苦难岁月。
那时的解振华，正处在长身体的时候，挨饿的滋味自然是饱尝过的，虽然我没有问起过他的这一段经历，但以我自己的经验，那时不挨饿的人几乎没有，比我大六岁的解振华，对饥饿的滋味，不用多说，至今一定记忆犹新。
1962年至1965年是中国实行战略调整的几年，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减少基本建设投资、增收节支，力争财政平衡、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恢复农业生产、关停部分厂矿等等。调整以后，中国的经济刚刚喘过一口气来，理论学家们还没有认真的加以总结研究，引申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战略方针。
然而，时日实在无多，1966年，“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
十年“文化大革命”与1958年大跃进一脉相承，似乎无非一种思想模式的花样翻新，或是一种方兴未艾的激进愿望的继续，不同的是由一种物质的跃进，变成了一种精神的跃进，内在的核心理论和路线的本质丝毫没有改变，只是换了一种全新的包装和一种更加荒唐更加狂热的表现形式而已。
时至今日，经历过那一段日子的人，说什么的都有，说什么都不嫌过分，事实上任何一种评价，都无法抹煞已经发生的事实，而历史只是一种事实的凝聚物。
往往历史学家们从这些历史的凝聚物中寻取的都是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而挑挑捡捡的最终是遗漏了许多不为人注意的小东西，而恰恰是这些不起眼的小东西，构成了那些历史的大东西，小东西往往才是历史最重要的构成部分。
这样一个小东西，有许多个名字，钟表匠认为它们该叫油丝或是发条，没有油丝和发条的手表和钟表便不会走动；工程师以为它们该叫镙丝，再庞然大物的机器部件，也得靠小小的镙丝来拧紧固定；小说家管它们叫细节，因为没有细节就无法构成情节，而没有情节就等于没有故事，没有故事也就没有了历史。
至于确切的它是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这些认识对于某一个具体的存在永远都是正确的，而对抽象的那个存在却往往是不正确的，所以任何一种对历史的评价，都无法是精确的或是正确无误的，因为主观的永远是人，而客观的只能是物，历史就是物化的时空延续，时空只有在物化的历史中，才能找到淹没的痕迹。
本届政府最年轻的部长
原本是一张国字脸，可是营养不良却像一个
蹩脚的书法家，将这个国字书写得又窄又长。虽
然如此，笔力看起来却还遒劲，铁钩银画的脸部
轮廓和一个线条很硬的宽下巴，显示了主人公内
心世界鲜为人知的力透纸背的顽强和坚毅。
作为老三届的解振华，他在“文革”的那一段历史，已经物化为过去，如何评价过去那个自己，是解振华自己的事情，姑且抛开不谈。
我只专注于细节的寻找，细节是解振华个子长得很高，像一株生命力十分顽强的山毛榉，足有一米八零，身体看上去有些单薄和瘦削。原本是一张国字脸，可是营养不良却像一个蹩脚的书法家，将这个国字书写得又窄又长。虽然如此，笔力看起来却还遒劲，铁钩银画的脸部轮廓和一个线条很硬的宽下巴，显示了主人公内心世界鲜为人知的力透纸背的顽强和坚毅。
他戴着一顶已经洗得看不清本色的软塌塌的单军帽，两条长长的腿上套着一条皱巴巴的肥厚的黄色的棉裤，上身着一件有点显小的同样颜色的棉袄，右腿微微的罗圈着，身子右侧扭动，双手背在身后，目视前方。在他的身体两旁各有一个穿黑色棉袄的年轻男子，取肃立的站姿，其乐无穷地专注着一件事情，那就是照相。
背景有几株亭亭玉立的白桦，很白很美很笔直的，像一支白色的大铅笔，还有一顶很大的开着小窗户的军用帐篷，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半堵墙壁那么高的黑色的山林的轮廓线，远处和近处的地上似乎都积满了白雪，乱扔着一些黑色的烧焦了的树木的骨殖。天空是灰白色的，看不出是晴天还是阴天，自然也没有日本民歌中那种“亭亭白烨，悠悠碧空”的罗曼蒂克的艺术效果。
以上所述根本不是一支歌曲中的画面，而是解振华在北大荒五度春秋的知青生活中一段实实在在的照片写真，遗憾的是那张照片不是彩色的，而是黑白的，从尺幅方寸上看，好像还是用当时流行的国产120海鸥牌照相机拍摄的。
这样的照片，被时下称之为老照片，有的成为珍品，已经不多见了。
1968年，年仅19岁的解振华，告别天津市的亲人和朋友，响应老人家“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黑河地区德州县二龙山农场一师六团插队落户，以上的那幅照片，是在1970年早春，摄于小兴安岭的深山密林之中。
那是一段让解振华永难忘怀的日子。
翻开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的《知青老照片》，中间收录了解振华的一篇对那段日子的怀念文章并佐以两幅黑白照片，一幅是已经描写过的，还有一幅是与知青战友摄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团部的照片，照片上的景色已经是夏日的样子，解振华比两个战友高出半头，穿着一身单军衣，仍然像冬天那样背抄着双手，眯缝着两只眼睛，抿着坚毅的嘴巴，目视前方，那副自信的神情和坦然的样子，似乎已经很可以让人想见一些现在的什么了。
然而当时的解振华，事实上什么也没有多想，那时他的心里，就像小兴安岭一样，空旷着一片萧森，萧森着一片空旷。白天不是抢着大锤劈山、取石、砌墙，就是拉着大锯伐树、锯木头。截木拌子。填不饱肚子，吃不上蔬菜，一天干下来，个个都累得贼死，晚上扎堆儿听一个半导体，扎堆儿在一起比赛打呼噜。
在那样一段日子，体力的较量已经压倒了知识的竞赛，希望像一只黑夜里的萤火虫，远远地怯生生地不敢飞近美丽的憧憬，青春的火焰在静静地寂寞无望地燃烧，一日复一日，天天一个样，相信那时无论是谁，男性或是女性，都可能只注视着今天，对明天则不抱任何幻想，谁也无法为自己设计一个不重样的明天。
那是一段连幻想和希望都被专了政，被缝上耻辱的“红字”的日子。
在那段日子里，解振华和四十多个知青，天天每每在小兴安岭，为了一个莫须有的备战备荒的神圣说法，合理合法地砍树毁林劈山造屋，在冰天雪地之中盖马架子房。没有哪一个人学过盖房子，好容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一间马架子房盖起来，顷刻之间，却又倒了。倒了再盖，盖了再倒。大家不灰心，唱着语录歌，念叨着失败是成功之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最终，硬是摸索着盖起了一排马架子房。
那时的大个子解振华，经常用一双冻裂的大手，拿斧头将冻得梆梆硬的馒头砍碎，和大家一起围着火堆烤着吃，用斧头剁碎的冻馒头块，外边已经烤糊了，可里边却还是冰茬子，可是大家硬是嚼巴嚼巴吞下肚去。
不这样不行，因为休息一会儿，下边还有一堆重活累活在等着他们去干，没有食物补充热量和体能，那种强度的劳作，任是钢人铁马也万难应付过去。
解振华和战友们过着那种“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战争岁月才有的艰苦的生活，没有蔬菜吃，更谈不上有水果吃，人人都患了夜盲眼，一次去团部开会，解振华像个盲人似的拿一根棍子让另一个患夜盲眼轻微些的战友拉着，在没有路的山林里摸索着走了半天一夜，才好容易走出了山林。
可最奇怪的是，那时没有人叫苦，也没有人说累。
在冰天雪地中背靠着他的马架子房神情显得很严峻的解振华，在当时绝没有想到，他会在五年之后考上清华大学，而在十几年之后，他还会成为继曲格平局长之后的国家环保局的第二任局长，舒展开威风凛凛的高大躯体，顶着一脑门子不说空话多做实事的决心和一整套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去同一切破坏森林、毁坏植被、污染河流、污染大气、污染生态环境的社会不良现象做最坚决的最顽强的也是最长期的不屈不挠永不疲倦的斗争。
这是一场“积德”与“缺德”的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场斗争的胜与负将会决定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未来，将决定整个人类遭遇到的生死存亡。
正因为中国政府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斗争的重要性、严峻性和长期性，所以1998年朱镕基就任国务院总理之后，新一届政府在精简繁冗的政府机构，大力削减政府机关人员的同时，却英明果断地破例将国家环保局升格为国家环保总局，使年仅48岁的解振华荣幸地成为新一届政府中最年轻的一位正部级领导。
如今，身为国家环保总局局长的解振华，注视着中国的生态环境世界，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疏忽，因为他头上的天空和脚下的大地，以及身边每一株树木与每一条河流，都在时时刻刻监督着他，祈使着他。
解振华明白自己所担任的是一个表面看起来不起眼而实际上却至关重要的政府职务，诚如一位外国官员发出的惊呼：解振华作为一个中国第一任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这简直是一个太富挑战性的职务——他将会做些什么呢？
一个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局长，如同一个捍卫真、善、美的自然生态环境的命定的大守护天使，这样一个大守护天使，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和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必然会时刻面临社会上最富有挑战性的污染问题，这似乎是势所难免的。
有了那样一段艰苦卓绝的知青生活的垫底，相信今后不论遇到什么样的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