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三的，你们住得完吗？”
“住不完也得住，闲着也是闲着。”
“租给我怎么样？我想要一间，最小的也行，钱一分不少。”
“这事我得和一明商量一下再说，”我说，看来也睡不着了，索性起来。“对了，你老婆半夜三更打电话，查你的岗。你原来住哪儿？”
“我老婆？”他有点吃惊，拿起手机看了看。“这个女人！”他说，拨了一个号码，刚拨通手机没电了，断了。
我把手机给他，他没用，说算了，不打了。又点上一根烟，在烟雾里半天才说：“她不是我老婆，我老婆在乡下的小镇上。”边红旗的脸色板起来了，他一正经我就不好意思再问下去了。用他的话说，这里头看来很有点故事可讲了。
边红旗抽完那根烟就离开了我的住处，临走的时候又恢复了先前的洒脱，说这个左岸也不错，万泉河的左边，能靠上水就是好地方。我把他送下楼，他拍拍了楼前那棵空了心的老柳树又嘱咐我，他想跟我们合租那房子，请我务必和孟一明商量一下，他是个办假证的，但绝不是坏人，还是个诗人呢，他拿自己打趣。
啊，北京（5）
他走了我就把这事给忘了，第二天晚上正在电脑前敲键盘，他打了我的手机。口气很郑重，他说他的确想租，现在住的那个地方他实在待不下去了，每天都要为什么时候回去睡觉伤脑筋，他不想见那个正处在更年期的女房东。他让我尽快和孟一明商量，越快越好。我只好去敲一明的房门，他老婆，其实是他女朋友，沙袖，让我进去，她正坐在被窝里磕瓜子看电视。她说一明在隔壁赶教案。一明在北###学院读研究生，业余给一个民办高校代课，赚钱养家糊口。我想这事先和沙袖商量可能更妥当，就把边红旗的要求说了。
“就是昨天上午那个人？”
“就是他，一个办假证的，不过人倒是挺不错。”
“办假证的？”沙袖犹豫了。“我们家一明可是搞法律的。你能保证他不会出问题？”
“这个，怎么说呢，他人的确很不错，没事还写诗。”
“还是个诗人？”沙袖眉目有点松动了，她对着墙敲了几下，喊一明过来。
孟一明进了门就开始擦眼镜，问我们什么事。我简单地重复了一遍。一明戴上眼镜，说：“我看算了吧，一个办假证的，让人不放心。”
“那好，我就把他回绝掉。”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刚拨好边红旗的电话，沙袖就在客厅叫我了。边红旗问我结果怎么样，我只好说，先等一下，过会儿再打给你。
一明说，沙袖同意了，她希望那一个房间也能租出去。
“那你的意见呢？”我问他。
“就按袖袖说的办吧，”一明说。“当然是听老婆的。”
沙袖说：“装好人！我就是想省点钱，现在房租太贵了，三个人承担总比两个人要舒服点。给一明省一点，也给你省一点。”
“一明，看你老婆多体贴。我一个京漂住这么好的房子的确有点奢侈。”
事情就这么定了，他们俩答应了。看得出来，一明也想把那间空房子租出去，沙袖现在无业，所有的花销都靠北大每月发给他的那点补助和代课赚来的钱，一个人挣的粮食两张嘴吃，真够他受的。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边红旗，他很高兴，说总算可以搞一搞战略转移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所谓的战略转移是什么意思，接下来我会说到。边红旗第二天就把行李找辆车搬过来了。东西不多，被褥和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此外就是一大堆书，都是文学方面的，小说和诗集，还有一些关于中学教育的。他的藏书让一明和沙袖放心了不少。
和边红旗一块儿来的还有一个块头小一号的小伙子，是他在北京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他叫他小唐，是他生意上和生活里的小兄弟。另外一个是女孩，长相还行，头发有点干枯，后来细看一下，不是干枯，而是焗油焗的欠火候，成了干涩的土黄。边红旗没有介绍，但她一开口我就知道是谁了，就是半夜里打电话找他的那个女的，大概是边红旗在北京的女朋友。她自我介绍说，她叫沈丹。在整个搬家过程中，沈丹执行的完全是女主人的任务，床铺和桌子如何摆设，书籍如何堆放，生活用具怎样使用，都由她一一到来。边红旗、小唐、一明和我，都服从她的调遣，磨磨蹭蹭从下午三点钟一直搬到傍晚六点。原来房间里一明的桌椅和书架一部分搬回了他们的房间，剩下的一部分移到了客厅里。沙袖说，就放客厅里好了，空着也是空着。
结束后边红旗请我们吃饭，在承泽园附近的一个川味馆子里。尽管一起搬了家，一明两口子和边红旗他们还是不熟，所以让他们点菜就很矜持，沙袖微笑着不愿意点，意思是客随主便。边红旗就说，他是真心请我们三个的，不是因为我们帮他搬了家，而是能够接受他住进来。
啊，北京（6）
“我知道办假证的名声很臭，”他大大咧咧地说。“尤其是在海淀这儿，警察见着就逮，过路人碰上了也要绕个弯子走。有什么办法呢，想活得好一点，呵呵，有罪啊。你们能接受我，很感谢，从今天开始，我用诗人的名义在左岸生活。不会牵连你们的，只管放心。”
边红旗的话我听得半真半假的，他的样子有点像开涮，语气却很真诚。这话起了作用，一明说：“诗人见外了，既然住到一起了就不说两家话，都是小人物，有什么连累不连累的。袖袖，点吧。”
边红旗拍着手掌说：“嗯，一明这话我爱听。”
沙袖说：“水煮鱼。”
一盆四十。平常我们很少吃的，以我和一明的进账，隔三差五吃上一顿还是相当奢侈的。如果我们在一起吃饭，点了水煮鱼基本上就不会再点更多的菜了，三个人伸长脖子，用筷子在盆里打捞，能捞到最后一根豆芽都看不见了。
边红旗又说：“好！我就喜欢吃这道菜。麻，辣，香。”
沈丹说：“红旗嗜辣，三天不吃辣心里就痒痒。他跟我说，回到老家就想起水煮鱼了，一想到水煮鱼就待不下去了，就得回北京。是不是呀，红旗？”她挑衅似的斜起眼看边红旗。
边红旗伸手揽住沈丹的腰，笑了笑，说：“是啊，离不开水煮鱼，离不开北京了，三天见不着心里就空荡荡的。水煮鱼可是丹丹的拿手绝活，离不开呀。”
这种暧昧的表达让沈丹很舒服，一下子回到了小姑娘时代，脸都幸福得红了。那顿饭我们就水煮鱼聊了不少，边红旗说，他去过成都，在那儿也吃过水煮鱼，感觉味道也不错，但不知怎么的，就是放不下北京的水煮鱼。小唐说，不是放不下北京的水煮鱼吧，是放不下别的吧？沈丹就隔着边红旗去打小唐。边红旗就笑，不说话。后来，有一次边红旗做成了一桩大买卖又请我们吃饭，他解释说，其实不是因为沈丹，为什么他目前也想不明白，就是觉得北京好，他经常站在北京的立交桥上看下面永远也停不下来的马路，好，真好，每次都有作诗的欲望，但总是作不完整，第一句无一例外都是腻歪得让人寒毛倒竖的喊叫：
啊，北京！
是啊，北京。我们也都喜欢，都莫名其妙地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大小做出点事来。我和一明已经毕业五年了，我们在不同的城市转了一圈，又不约而同地回来了。读大学的时候没怎么觉得北京有多好，但是几年以后就不一样了，人人都说北京是个机遇遍地的地方，只要你肯弯腰去捡，想什么来什么。正如所有人说的那样，这是个做事的地方，先来了再说。既然别人能干出名堂，我们就没有理由两手空空。于是就一天一天住了下来。
晚饭后小唐先回去了，边红旗把沈丹带到了我们的住处。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关上门我们就不便打扰了。我泡了杯茶，点上烟，对着电脑开始发呆。这个长篇已经写了一个多月，除了混点零花钱的小文章之外，这段时间我把心思都放到这上了。断线了，一个拐弯处我不满意，重写了三次还是没感觉。这个青黄不接的关节眼陡然让我觉得，自己实际上已经老了。不是年龄上的老，而是生活上的老，我的生活停止呼吸似的那种老，那种茫然无错万念俱灰的老。甚至有那么一会儿，觉得边红旗那样的日子也不错，整天就是逛逛街，寻找一些可疑的眼睛，见到了就上去和他们答话，然后动动嘴就让这些急于求成的家伙把钱送到自己的口袋里。边红旗他们赚钱是如此偶然和可观，几乎已经具有了必然性。一根烟抽完了我还忍不住为之心动。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啊，北京（7）
十一点钟结束了，我还在抽烟、喝茶和发呆。外面的门不时在响，可能是一明他们在出入洗手间。我知道今天晚上已经到此结束了，没写出来的也不会再写出来了，于是从抽屉里翻出一张盗版碟准备放进电脑。有人敲我的门。是边红旗，松松垮垮地站在门前，来找开水喝的。
“把水瓶提过去吧，”我说。“差不多够你们俩喝的。”
“她回去了。”
“惹人家生气了？”
“没有，她妈晚上看得严，”他说，倒了半杯水，加了我的一半凉茶，咕咚咕咚一口气喝完。“没意思，真是没意思。我都快渴死了。”
“你这人，搞完了就抱怨没意思。”
“是没意思，两头吊着，你说男人有个鸟意思啊。”
“不行了？你应该拿出朗诵诗歌的劲头去搞。”
“不一样，老兄，朗诵诗歌是用大脑的，那事大脑大部分时间是使不上劲儿的。”
“看来你潜力有限啊，你看那些官儿的款儿的，哪个不是三个两个的都玩得挺转。”
“那是人家。说正经的，我是拿你当朋友的。上午我老婆打电话来，要我回家，她不想让我继续待在北京了，她已经感觉到我出问题了。刚刚沈丹又唧唧歪歪让我马上离婚，跟她过。操，你说这事，男人就这么一个东西，总不能分两下用吧。”
他问我该怎么办。开玩笑，我要知道怎么办也不至于现在还守着自己过。
“你不是写小说嘛，知道怎么编瞎话骗人。”
这话让我有点伤心。编好了可以骗别人，编不好就只能骗骗自己了，现在看来，我那些卖不出去的小说大概就只有骗自己的功用了。荒诞的是，我还自视甚高，对它们好像还有用不完的信心。真他妈的鸟鸟。
三
二00一年，新世纪之前的边红旗还是苏北一个小镇上的中学教师，教初三年级的语文。应该说他是一个不错的中学语文教师，在那个镇中学里多少也算是一块牌子，人长的不错，课讲的也动听，能把上上下下的人都逗得开心。老婆是镇上的小学教师，教美术的，一天到晚不停地画画，白天在黑板上向一帮小孩描绘各种美丽的图画，晚上到了家里，躺在被窝里就在边红旗的肚子上描绘他们美好的新生活。她是个知足常乐的好女人，边红旗一直对这一点持肯定态度，和她在一起生活男人不会有气受。问题是边红旗不是，他觉得日子有点别扭，一是诗再也写不出来了，再一个就是当地的教师工资几乎减半，每月只发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六。据说是当地地方财政包干，政府没钱，只好拿这帮老师开刀。这样一来，在小镇上仅有的一点成就感都被取消了，稍微头脑活络一点的都跑出去了。和边红旗年纪相仿，乃至更小一点的年轻小伙子和姑娘都离开了小镇，到外面的大好世界去闯荡了。在边红旗当时看来，继续留在那个地方是毫无出路的。别人能走，他也能走，就辞职了，带了一本诗集和一套中学语文课本来到了北京。本来他是不想带课本的，老婆坚持让他带，说是早晚还是要回来的，不能把老本行丢掉。开始老婆死活不同意他离开家，刚结婚没两年，甜蜜的小日子还没有过够，就分开了，而且分得很彻底，谁能受得了。但是边红旗还是来了，一个人懵懵懂懂地进了北京城。
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来到北京，大客车在傍晚时分进了首都，边红旗激动得哭了。这时候已经是新世纪第一年的第三个月了，北京正值沙尘暴的高峰，手伸出车窗外，抓哪一把都是干涩粗砺的空气。邻座的老头问他怎么流眼泪了，他说沙子进了眼，抹了一把脸又说，你看，一脸的沙子，这北京。尽管笼罩在沙尘暴下的北京没有想像中的雍容和繁华，边红旗还是十分满足，借着沙尘暴的借口，一直把眼泪流到车站。从车站出来，他把脚结实地踩在马路上，扔下手里的旅行包开始给老婆发信息。他在手机上诗情画意地说：
啊，北京（8）
老婆，我站在了冰凉的水泥地上，看见了夜幕下火热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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