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考试也有一种弊端，这就是冒名顶替，然而，如果冒名顶替者自己能够考上，他又为什么不来这家全国知名的报社来工作呢？
那次考卷上全是写作题目，没有一个题目有现成的标准答案。不但有消息写作，还有通讯写作，不但有稿件写作，还有话题策划。这份考卷很有分量，出题人绝对是一个新闻高手。
那张考卷我是在网吧里完成的。夜半时分，我在网吧里写作，旁边是一大批玩游戏和看电影看电视剧的小青年，网管好奇地问我在干什么，当知道我在写作时，就友好地递给了我一根香烟。他说，他在网吧上班三年，我是他见到的第一个在这里写作的人。
两天后，我就将考卷发过去了。
我参加报社招聘考试的事情不知道怎么被发行站长知道了，他有一天早晨在发行站对我大发雷霆，他说我不安心工作，不爱岗敬业，是发行队伍的害群之马。他那天早晨让别人代替我去给报刊亭送报，而专门把我留下来谈话。
退伍军人出身的发行站长是一个性格耿直的人，听说他以前在部队当过连长，训斥起手下的班排长和士兵们就像训斥贼娃子一样。回到地方上，他仍然保留着这种口无遮拦说一不二的革命本色，在他的面前，哪个发行员敢顶嘴，他就大声吆喝“拉出去关禁闭”。他还把自己当成了那个人人惧怕的连长。
站长讥讽我说：“你能行啊，做事情瞒着老子，你去参加报名考试，为什么不向老子报告？”
我老老实实地说：“我担心给你说了，你不同意。”
站长说：“老子当然不同意。都像你这样，我这个发行站长还怎么当？我不成光杆司令了？光杆司令怎么打仗？光杆司令的站长怎么搞发行？”
我说：“这是一次机会啊，我总得把握住啊。”
站长很不高兴，扬起手来要打我，我马上配合着做出一副怕得要命的样子，双手抱住头。在这种时候，只有示弱才会让站长高兴，他高兴了就会消了火，他一消火就忘记了自己刚才发火的事情。
站长果然不打我了，他抽出一根香烟扔给我，我双手接住，从桌子上拿起打火机，像个狗腿子一样擦亮了，双手捧给他。他抽了一口烟后，好像又很生气地说：“我看考不上了，你怎么回来。”
我谄媚地笑着说：“我怎么走出去，还怎么走回来啊。”
站长恶狠狠地说：“你还有脸回来见老子？”
我说：“你是我们的老大，我回来工作不见老大见谁？”
站长听得心花怒放，他踢了我一脚说：“滚出去，老子不想见你。”
我欢天喜地地出去了。
走在路上，我想，我填写招聘报名表的时候，现在的工作单位一栏，我就老老实实地填写了发行站的名字，可能有人看到后报告了站长。
站长是一个心无城府的人，在我后来做到这家报社的一定职位后，他见到我还是说老子长老子短，我气不过，就说：“我才是老子。”他竟然一本正经地质问：“你骂谁？”我说：“那你一句一个老子是不是骂人？”他严肃地说：“老子说话从来不骂人，老子就不会骂人。”
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村口的钉鞋佬消失了，另一个出入口的修车男子也不见了。一起消失的，还有街巷十字那些经常聚在一起绣花的中年妇女，小巷深处的那些放着树根茶几的店铺，城中村也听不到了闽南话。城中村突然显得空空荡荡。
思想家一如既往地周游列国，像远古的孔子老子苏秦张仪，他想让那些工厂学校接受他重建信仰的观点，然而，他不出所料地碰壁失败。他说当初的傅里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也是这样，马克思恩科斯也是这样，尼采荣格也是这样，每一个思想家都走在时代的最前列，他注定要走得很艰苦，他注定不被人们理解。但是，思想家是人类的火炬手，他高擎着火炬，照耀着人们前行的道路，当火炬燃烧殆尽后，思想家就要点燃自己。
“这是我们的宿命。”他很悲壮地说。
一个月后，我接到了通知，这次淘汰率极高的招聘考试中，我被录取了。
一年后，我得知那些假烟商人们搬迁到了城乡结合部的几个密集的村庄里。他们至今还在那里加工生产假烟。
两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走进了小白领工作的那家公司，小白领还是最底层的统计员，而那家公司并没有他口中的“屁股烘干机”。
三年后，我见到了思想家，他在街边摆地摊，面前的纸上写着两行字：“设计签名，十元四个。”
六年后，画家回到了这座城市，他还带回来了几百张西藏风情的油画，他在圈子里已经小有名气。
现在，我在电脑上写出这一行行文字，感到人生苍茫，生命是一个短暂的无法预知的过程，我们唯有珍惜现在，活在当下，才是幸福。【暗访黑工窝点】
我终于如愿以偿地来到了这家全国知名的报社做记者。
然而，和以前找到工作不同的是，在短暂的兴奋过后，我感到的是沉重的压力和焦虑。我担心的是，我会重蹈以前在别家报社的覆辙。
我在这家报社要先从见习记者做起，见习期满，合格后可以转成普通记者，普通记者如果做得很出色，可以升为首席记者。而屈指可数的首席记者，是记者中的最高境界。
我发誓在这家全国知名的报社，一定要干到首席记者。
来报社报道后，我被通知到会议室开会，这是报社总编们对新来的记者们的第一次培训。我走在通往会议室的走廊上，突然，有人在背后拍了我一巴掌。
我惊讶地转过头去，惊讶地看到身后站着的居然是主任——那个看着我吃了六碗面条的主任，那个带领我走进记者生涯的主任，那个教会了我暗访，又带着我来到南方的主任……我们拥抱在一起，泪眼朦胧。
这次，他也被录取了，是从2000多人中选拔出来的十个人之一。
后来，他告诉我，他和我分别后，就在北方一座城市的小报里做记者，短短的时间里，依靠自己的能力居然做到了总编助理，然而，看到南方这家知名报纸在网上招聘，他就义无反顾地投递了简历，参加了考试，也顺利录取了。而妻子也同时参加了这座城市一家跨国公司的招聘，也如愿以偿了，现在，他们都来到了这里，以后就打算在这里安家，在这里生活一辈子。
世界很大，世界又很小，全国几十万人从业的新闻圈子更小更小。
总编已经早早等候在会议室里，看到我们每个人走进来，他都站起身来，点头微笑。他的身边还有好几个人，他们都是报社的领导。
会议前先要做自我介绍，从他们的介绍中，我得知我是十个人中资历最浅的人。他们中不乏全国有名望的记者，我早就听过他们的名字，看到过他们的作品，只是无缘相见。他们中还有好几个做到了总编级别的人，而我，只是一名发行员。
我怀疑是总编给人事部门打过招唿，才把我留下来。那么这样说来，总编应该非常器重我了，一定对我另眼相看。总编讲话的时候，我悄悄告诉主任说：“我和总编曾经长谈了一个小时。”我的话不无炫耀。
主任说：“我也和总编长谈过一个小时。”
我愕然了，问他：“什么时间？”
“来这里的第一天。这次招聘来的每个人，都和总编单独交谈过。”
我感到很失落。在这十个人中，我毫无骄傲的资本，我唯有付出比他们更多的努力，才会在这里生存下去。
我们这批记者的见习期限是三个月，三个月不合格的，卷铺盖走人。
我们这十个人没有分口，没有线索，没有题材，没有人可以依靠，没有人可以帮上你，甚至办公室里连一台属于自己的电脑也没有，我们只能等到别的记者出去采访的时候，才能使用人家的空闲电脑。一切只能依靠自己，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我想起了铁血时代的斯巴达，他们的孩子出生后就放在深山老林里，与狼虫为伴，与蛇蝎为伍，体弱多病的被淘汰，健壮有力的生存下来。而我们，就和这些斯巴达的孩子一样。
这家报社人才济济，竞争非常残酷。
报社考察的不仅仅是你的写作能力，还有你的团结协作精神，你的为人处世本领，你的方方面面，你的里里外外，要在这家报社生存下去，不仅仅要有出众的才能，还要有优秀的品质。
我们在明处，考察的人在暗处。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视线之内，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在我通过了见习期后，才有人告诉了我。我当时惊出了一身冷汗。
见习期内，只有五百元生活费，发表了稿件，稿费打八折。不发表稿件，就只有这五百元。五百元要在物价昂贵的大城市生活，几乎不可能。
第一个月，有两个人走了。一个是北方一家报社的副总编，他认为自己已经做到了总编这样的级别，再受这样的苦，实在不划算。他走的时候，还戏谑地对我们说：“有一天你们谁想离开这里，就来北方找我，我给你们安排主任当当。”没有人把他的话当回事，作为总编的他都想在这家报社做一名普通记者，那家报社的主任又有什么吸引力？
第二个离开的是一名女孩子，这名漂亮的女孩子说她实在受不了这样的冷落。每天没有人管理，没有人搭理，你不知道自己今天要干什么，要采访什么内容，你来上班可以，不来上班也行，你在他们的眼中就像空气一样，没有人理你，没有人和你打招唿，没有人和你说说笑笑，你就像不存在一样。所有人站在你的面前，眼光都越过了你的头顶，看着遥远的地方，你不是他们的同事，他们没有把你当作同事。心高气傲的女孩子在她以前的报社是顶哌哌的首席记者，那家报社在业内也有名气，她选择了回到原来的报社。
很久以后，我才想明白，这是报社对每一个人的下马威，目的是杀杀我们这些人的傲气。毕竟这些人都有过很高的知名度，也担任过重要的职务。而来到这里，就要从头开始，从见习记者做起。
我为人一向低调，谦逊有礼，因为我实在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再说，来到这家报社上班，是我从业以后梦寐以求的事情，现在终于如愿以偿，我又怎么能不珍惜这个大好机会？我发誓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走好在这家报社的每一步。我蹬过三轮车，做过保安，卖过报纸，看惯了人们的白眼冷面，这点冷落又算得了什么？
有一天晚上，我和主任喝酒，几元钱一瓶的二锅头，炒盘包菜，拍盘黄瓜，我们都有些醉意了。我说：“我一定要在这家报社留下来，脱一层皮也要留下来，我已经无路可走。”
主任说：“我也一定要留下来。妻子来到了这里，我要把家安在这里。我也没有退路了。”
喝完酒后，我们相互搀扶着，沿着人行道一直向前走，居然就走到了江边，月亮照在江面上，波光荡漾，江水两岸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和高档住宅区，我们站在江边喊着这座城市的名字说：“我爱你。”我们看着那些灯光闪烁的大楼喊：“我要留在这里。”
两个贫困的年轻人那天晚上在江边一直坐到了天亮，他们都怀揣着梦想，渴望在这座城市有自己的立锥之地，他们幻想着有一份固定的工作，然后有自己的房子和车子，让孩子出生在这座城市，让孩子以后不再像自己这样颠沛流离，让孩子成为这座城市的人。
多少年后，回忆起这个江边的夜晚，还让人感到无限温馨。
报社距离我居住的那座城中村很远，每天我要换两次公交车，才能来到报社。暗访假烟后，我的身份可能已经暴露，我决定搬离城中村，搬迁到报社附近。
然而，报社附近的房子，房租非常昂贵，远远超过我见习期工资的500元钱。而且，当时我囊中羞涩，怎么办？
我做过保安，对保安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亲近感。负责我们那一层的保安是西北人，和我算是老乡。有一次，我说，想搬到报社来住，不知道行不行？他说：“你夜晚就悄悄住进来，别让别人知道就行了。”
我的全部家当只有一床被子和几本书籍，我把这些东西装进一个纸箱里，带进了报社。
此后，每当记者们写完稿件都回家后，我就关掉灯管，在黑暗中摸索着打开纸箱，拿出被子，铺在木条沙发上。那时候天气已经很冷了，我在办公室不敢打开空调，担心会被人发现。为了驱寒，我把被子铺一半盖一半，将废旧报纸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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