戌变法时的无耻叛卖或曰挺身举报（这是对一件事情的两种表述方式，下同），也不是他对山东境内的义和拳运动的无情镇压或曰果断平暴，更不是他的妻妾成群、家资万贯、生活腐化、儿子不肖，甚至也不是以不太光彩的手段当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任民选大总统。至于众口铄金的袁氏主谋刺杀宋教仁案，近年已经被不止一位近代史专家所置疑，他们考证的结果是：袁与宋案并无直接关系，恰恰相反，他非常赏识国民党头号实干家、内阁农林总长宋教仁先生的才干，是手下人“为君分忧”自作主张操办了这一蠢事，就如同七十年后轰动美国的“江南命案”与台湾岛上的小蒋并无关系一样。
他让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历史罪人的是，他当上国家元首之后，因一己私欲而阻碍了中国的民主政治的发展——他用收买与武力的交叉手段扼制着襁褓中的民主制度，取消党派、解散国会、钳制言论，终至悍然恢复帝制，从而使近代中国的民主政治之旅一上路就崎岖艰履，阴谋政治却大行其道。始作俑者，罪责难逃！离开袁林时，正遇几位壮汉在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的指挥下，往西廊房里挪一尊半人多高的石菩萨像。粗绳网住不知哪朝哪代的新出土的这尊文物，但它却永远神情恬和，任你把它挪到哪里。它似乎知道已身不由己。
抬头看檐下，才知这排廊房是“安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跟进去一看，除了甲骨文之外的历代文物还真不少呢！
靠墙一溜全是神像，刚刚请进来的菩萨将被塞进其中的一个空档里。
肌肉结实的农民们在不大的空间，随着一人喊着：“南边的走！”“北边的走！”的奇特的号子，左右扭着，生生把这尊沉重的昔日神像挪到了想安置的地方。
屋里展示最多的当然是袁大总统的史料。
有一幅很眼熟的照片被放大了挂在墙上，是落魄的袁世凯与其兄在船上戴蓑垂钓的写真。这是最典型的一幅表明自己无意于政治的闲云野鹤照。
照片下面有袁的题诗二首，其一曰：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
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持缺瓯。
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这也许是袁诗中写得最好的一首，若出自别人笔下，或可为传诵至今的近代佳句，可惜竟是袁氏所赋！
然而，不是胸负兵甲、蔑视王侯的大丈夫，又焉能写下这般铿锵作响的律诗？
在“南边的走！”“北边的走！”的号子声中，咂摸着这首诗，我不知这尊早被定位了的北洋时代第一石像，是否会如同那位无奈的菩萨一样，不知什么时候再被后人挪动位置。
一时竟忘了身置何时。2000年9月5日
2005年7月3日
市井有谁知国士（1）
一
杨度，字子，一个令世人瞠目的奇人，一个谁当政也不能小觑的清客。回眸北洋时代，视线躲不开杨度。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三（1875年1月10日），杨度生于湖南湘潭，和十八年后出生的毛泽东同籍。这位少时即得清名的三湘才子，这位执政者的座上宾，这位黑白两道都能摆得平的“老大”，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他忽现忽隐的身影曾牵动了多少国人的视线。得意时他出入京华豪门，失意时他避居天津、青岛，按说无论湖南还是北京，也无论青岛还是津门，都总该留有一两所杨氏遗址才是。可是，翻遍这些城市的相关图书，已经找不到一处杨度的故宅了。也许真的没有了。当年，为救任教北大的“过激党”朋友李大钊，杨度把自己的住宅“悦庐”卖了；数年后，为了救济李大钊等烈士的遗属，他又把远在青岛的前德国租界里的房子卖了。失了私宅的杨度只能作权势者的门客，从京城，到沪上，直至死。所以，我虽生长于青岛，对清末民初寓居岛城的名人旧居不太陌生，但从来不知道哪座洋房曾属于杨度。而且，我两度在天津探访旧时租界里的名人故居，也没有谁告诉过我杨度曾在哪栋小楼里落脚。北京西城区的丰盛胡同是杨度居住的地方，我曾自西向东走过两遍，百多米长的胡同里已经没有一座像样的旧时豪宅，而且新拓宽的太平桥大街刚刚又切去了胡同的西端。一位中年居民告诉我：本来胡同西头儿的北边，还有几栋以前的大房子，
但现在都拆了。看一地残砖废瓦，我知道，一座新建筑很快就会崛起。与太平桥大街西侧的那幢近年新建的全国政协办公大楼隔路相峙。丰盛胡同里，有两个“国”字级的单位，而这两个单位，或许与这位奇人有某种关联。一是中国法学会，一是国家档案局。杨度乃清末民初的###学家，他不仅是清朝《钦定宪法大纲》的诠释者，更是《大清新刑律》的起草人之一。而在新旧交替时代，他活跃于政治舞台二十余载，其思想与作为又理应留给后人厚厚的档案吧？可是，偌大的都市，却没给他一席之地。所以，在北方，我也就一直没能与这位奇人“碰面”。倒是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我却两度与之“邂逅”。虽说是上个世纪、上个朝代的事了，但“杨度”两个字依然是个幽幽散着神秘微光的人物，以致两度遭遇都颇令我踟蹰，不知自己该不该摸着这微光一直走进二十世纪之初。我很怕自己迷失在那段烟雾弥漫的历史里。两次相遇的日子，都十分难忘——一次是在1995年6月1日，那天因与天真可爱的孩子有关而使我耿耿于心，而我也真的是在一位大孩子的指引下走进了著名的万国公墓——那天，我本是去谒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的，无意间却走到了“杨度之墓”的碑石前。还一次是2000年1月8日，那天是周恩来先生的忌日，我恰巧在上海半晌无事，便请《新民晚报》的高晨陪我去看“周公馆”。从幽静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回来的路上，在一个公交车的站牌旁，偶然见一方里弄口的墙上嵌着一块小小的铭牌，上面刻着四个字：
杨度故居
我不禁为这巧合暗自一惊，因为周公恩来先生，确乎与杨度有着某种神秘的关系！杨度在上海的旧居（摄于2000年1月）
乱纷纷的闹市中，我一下子想起杨度的一句哀己不幸的诗来：
？
是哟！现在，有多少人真正知道这位北洋时代的“国士”呢？
二
国士，顾名思义，国家级士人。士，乃古时候对介于大夫和庶民之间的一个阶层的称谓，士往往是读书人。辞书上的“国士”解释是：古时指国中才能或勇力出众的人，举例为司马迁说到淮阴侯时即发过如许感慨：“诸将易得耳，至如信（韩信）者，国士无双。”瞧，只有韩信那样的人才称得上是“国士”，而且，这样的人是“无双”的。可见，国士难求矣！国士不是天生龙种的国君，更不是凡夫俗子，也不是随便在某行当里留下点名声的人。曾见过一套近年出版的《百年国士》丛书，章太炎、梁启超、辜鸿铭、蔡元培、鲁迅、齐如山、苏曼殊、吴宓、叶圣陶、钱穆、冯友兰、老舍、张大千、冰心、沈从文、巴金、季羡林等人都跻身卷中，把真国士如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等这几位，与众多的文艺名流混为一谈，这实在是编著者对“国士”的误解与滥封。我理解的国士，当是一国之中通天接地的栋梁之材，而不是只在某一领域有所造诣的“专业技术人才”；国士乃见解超前、韬略过人的时代的先驱，他首先是思想家和政治家，其次才是文学家或别的什么家。国士的“证书”是靠当代舆论和历史两位“评委”共同颁发的，而不是由当朝的官场位置或后世的政治需要决定的；此“证”不能滥发，不能如现今这般高级技术职称的帽子满天飞。而且，国士也决非割一茬又生一茬的韭菜，国士往往不可再生。国士是只在国运式微或君主求助时才得以产生的特殊人物，平和的历史时期和过于刚愎强悍的君主都不需要国士。总之，国士是中国历史森林中的巨大乔木，各时期的风景线因了他们的存在才显得生动和多彩起来。杨度自称为国士，倒也不是他太不虚心使自己进步，因为早在清朝末年，名满天下的梁启超背地里就这样赞誉他了——梁氏在给老师康有为的信中，推荐杨度“才似谭嗣同，当以国士待之”。连才高气傲的梁先生都这样认为，可见杨度的“国士”头衔早已为国人所共认。杨度这八句诗，说的是他的家世和他二十七岁以前的经历：杨氏先世自明洪武年间由金陵（今南京）迁湖南，祖父杨礼堂乃曾国藩手下一员部将，后战死疆场。伯父杨瑞生十五岁即随杨礼堂征战南北，后荫袭其官职，最后官至总兵。总兵乃正二品的武官，位在提督之下，是镇守一方的将军。所以说，杨氏乃军人世家。但尚武的门风到杨瑞生这儿竟画上句号了！因为他的三个弟弟，老二、老三因病早逝，老四杨懿生（也就是杨度之父）虽说天资颇高喜舞文弄墨，但却身体羸弱，而且，还好杯中物，平时除了饮酒吟诗外，再无养家糊口之力，杨家全靠大家长杨瑞生一人维持。杨将军先为四弟捐了个候补县官，后又荐到曾国荃手下去当了一阵子文书。但不争气的杨懿生却因饮酒过多而致吐血，不得不抱病返乡，后竟一命归天，撇下年轻的寡妻李仕和杨度兄妹三人。你看，明明是个没有出息的病秧子和酒鬼，但写进家谱里的杨懿生，却成了令人敬仰的伟丈夫，比其兄瑞生也差不到哪里去：“具文武才，居曾文正幕，有盛名。”——好家伙，是文武双全的天才，而且还是同乡的曾国藩大人的有名的幕僚啊！由此可见，当世人的盖棺论定历来就不太可信。在伯父的拉扯下长大的杨度，十八岁那年，离湘去北京游学，并一举考中举人。两年后他在京参加了会试，会考期间，他曾与湖南应试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请求朝廷拒绝与甲午战争中的敌国日本议和。落第后，他返回湘潭，师从一代名儒王运（民国元年被袁世凯大总统聘为国史馆馆长），边学武功边读书。七载寒窗，他从恩师苦读经史，也时常跟老师和正在长沙办时务学堂的梁启超辩论学问。这个恃才傲物的湘乡才子，倒也真的诠释了“吾爱吾师，我尤爱真理”的格言。然而，斯人的志向不在成为王运一样的当代大儒，而是要做寻求“今日夷务应付之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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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有谁知国士（2）
救亡志士。二十七岁那年早春，他终于不满足在书斋里坐而论道，毅然离开恩师和故土，只身赴日本探求救国之路。在日本，他开始关注中国的政治改革等现实问题。当年秋返国，在上海创办《游学译编》，从此开始长达三十年的“经济”生涯。“经济”的本意为“经世济民”，与治理国家意思相同，与今日之“经济”——社会物质生产等概念——完全不是一码事。清末，国难不已，满族统治者已经痛感人才之匮乏，而正常的科举制度已经无法为各级政权提供优秀的后备干部，于是，慈禧太后下诏举行“经济特科”考试，绕开既有的选拔官僚的八股科举制，由各部、院和各省督、抚、学政，保荐各地“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由皇帝审批后，诏令其晋京直接参加“殿试”——在紫禁城里参加考试。已有“经济”名声的湖南才子杨度，入闱特科考场并不出人意料，让人意外的是，他是被四川总督锡良（满人）荐举给朝廷的。清时，湖南与湖北两省的一把手是湖广总督。湖广总督或湖南巡抚、湖南学政等有关省领导没有向皇上推荐这位本土的才子，而偏偏让异地的旗籍蜀督抢了伯乐之功，足见当时满族官吏对国运之关切和对人才之渴求，亦可知“戏说”历史的文艺作品全不可信——那些作品总在告诉人们：皇权时代的封疆大吏们，个个是贪官，人人都昏庸，哪里还顾得上为国分忧与“培养人才”啊！于是，清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五（1903年7月9日），二十八岁的杨度和全国各地推荐来的一百八十六位“拔尖人才”，在辉煌无比的紫禁城保和殿里参加了经济特科考试。考题为皇上“钦命”。好一个杨度，从容不迫地交上了答卷，愣是把八位阅卷大臣全“震”了！而其中一位“批卷老师”，就是颇有声望的张之洞。张大人那双老而不昏花的眼睛显然盯上了“杨度”这个名字。五年后，正是已经成为当朝第一汉臣（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张之洞与另一位重量级的汉官袁世凯（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联名奏保，“候选郎中”杨度才一跃而为中央政府里的四品京官。此后话也。初试成绩发榜下来，杨度高居一等第二名，仅次于日后的政敌、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