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兴造，朱元璋孙（元璋第五子朱长
子）袭封周王朱有燉剧作《庆朔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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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有燉博学多才，尤工词曲，并撰有《诚斋乐府传奇》。如制奉行”。［39］此后，各王府将军而下宫室坟茔，皆由官办，渐成定制，至成化中，更定为则，给价自行营造。大抵，郡主的房价是1000两，镇国将军下至中尉，递减至500两。［40］这还不过是法定权范围内的一般情形。而宗室藩王拉龙旗作虎皮，仗皇权之势，用法外权巧取豪夺，也是屡见不鲜。如伊王世子典瑛，多持官吏短长，甚至公然敢殴打御史，横暴可想而知。其所居宫墙坏了，夺民居以广其宫。掠来女子700余人，留貌美者90余人，勒索其家以金赎，与强盗的绑票行径毫无二致。朱宸濠在谋反前，不仅强夺民间田产子女，还与江西大盗吴十三、凌十一等勾结，“劫财江湖间”，［41］官府根本不敢过问。历史表明，封建特权从来是孳生蠹虫的温床。明王朝既然给了宗藩的子子孙孙以种种巨大的封建特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是一天天烂下去，就已算是等而上者，不可能有好的作为。
但是，封建特权又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永保永享的。随着明王朝各种矛盾的加剧，财政危机日趋严重，而明代宗藩子孙的人口膨胀之大之速，又是史所罕见，明王朝对待如此巨大的特殊消费层，实在是供不应求，无能为力。于是，宗藩子孙们的地位，就不能不随封建特权的渐趋削弱朱有燉剧作《黑旋风仗义疏财》
明刊本插图而江河日下。明人于慎行谓：“国家分封诸王，体貌甚重。其后宗人蕃衍，族属益疏，又以禄粮支给，仰哺有司，于是礼体日以衰薄。”［42］明人张瀚也说：“宗室……贫乏者十居五六，甚有室如悬罄，突无烟而衣露胫者。”［43］而明人王士性对河北三府藩室的记述、评论，更具有相当的典型性：
河北三府幅员，不能当一开府，业已分封赵、郑二府矣。近乃又改潞府于卫辉，城池既狭，人烟又稀，土田少沃，与衡阳相去远甚。且通省建藩已至六国，尚有废府诸郡，两河民力疲于禄米之输甚矣，而诸藩供亿尚欠不足。诸藩惟周府最称蕃衍，郡王至四十八位，宗室几五千人，以故贫无禄者，不得不杂为贱役或作为非僻。稍食禄而无力以请名封者，至年六七十，犹称乳名终其身。故诸无禄庶人，八口之讥馑既不免，四民之生理又无望，虽生于皇家，适以囚禁之，反不如小民之得以自活也。［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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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弃物”论（4）
“生于皇家，适以囚禁之”，这寥寥九个大字，给我们描绘出一大批皇室子孙的另一个侧面：在皇权的牢笼中，穷愁潦倒，无可奈何。这也是封建特权腐朽性的生动写照。就此而论，抛弃“弃物”的非他也，恰恰正是皇权自身。
三
朱元璋深知，其子孙系天下朱元璋的长眠之地明孝陵，阿轮摄。之安危，也曾频频告诫他们要“蓄养德性，博通古今，庶可以承藉天下国家之重”。［45］在他看来，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用“亲亲之道”熏陶出来的藩王们，定能成为大明一统江山的拱卫者。这种认识，表明他忘记了历史上吴楚七国之乱的教训，不懂得为争夺至高无上的第一把交椅，在历代皇室内，曾经演出过多少骨肉相残的悲剧。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平遥训导叶伯巨上万言书，恳切地指出“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昭昭然矣”，从而建议“诸王未之国之先，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诸王有贤德行者，人为辅相，其余世为藩辅，可以与国同休，世世无穷矣”。显然，叶伯巨看出了大封诸王所潜伏的危险性，并开出了并不高明的补救药方。但是，朱元璋仍然在做梦，竟大怒曰：“小子敢间吾骨肉，吾见且切齿，可使吾儿见乎！速取来，吾将手射之，且啖其肉。”［46］真是杀气腾腾，如闻齿声。尔后发生的大大小小的诸王谋反事件，充分证明了叶伯巨的预见性。甚至朱元璋在临终前夕大脑也还清楚时，也已觉察到燕王朱棣的动向值得警惕，下旨一道：“说与晋王（时朱已死，子济熺嗣立）知道，教陈用、张杰、庄德预先选下好人好马，堤备临阵时，领着在燕王右手里行。”［47］时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五月十二日，而是月初八，朱元璋已病危，为巩固太孙皇位，谨防朱棣搞政变，故特作此安排。［48］人之将死，其梦方醒，这对朱元璋来说，真是个辛酸的历史讽刺。
明代宗藩的酒囊饭袋们，在明末大动乱中，除个别人物外，无不显示出他们的卑怯无能。其结果，不是让明末农民军将他们连同其护法神崇祯皇帝一起埋葬，就是被打得落花流水，成了名副其实的“弃物”。以楚地而论，明清之际的史惇曾述谓：
楚中之变，亿兆被动，肝脑涂地，不必言矣。惟天潢一派，分封楚地最多，如武昌，则有楚府，衡州则有桂府，长沙则有吉府，常德则有荣府，宝庆则有岷府，襄阳则有襄府，荆州则有惠府……一闻贼至，望风而溃，何尝与贼一交手，致金枝玉叶，涂炭流离。［49］
这是明代宗藩的明末农民大起义中命运的缩影。如用温睿临的话来概括，则是“迨遭闯、献之祸，屠戮几尽焉”。［50］而明亡后，被人们抬头捧脚供奉起来的南明诸王，有的猥琐不堪，［51］有的惟知在残山剩水间恣情享乐，终日沉湎于醇酒妇人之中，如南京弘光小朝廷的福王朱由崧，在国破家亡后，仍然纵淫乐，用“人参饲犬羊”，及大肆搜集蟾蜍酥，制造春药，以“蛤蟆天子”的秽名遗臭万年；有的虽登上新的王座，却终日风声鹤唳，未见清兵踪影就望风而逃，如抗清英雄李定国等人在西南拥戴的桂王朱由榔，就是一个无能的怕死鬼，每遇大敌当前，惟知一走了事，以致搬迁不定，疲于逃命。顺治五年（1648）初，桂王想从桂林西奔武岗，瞿式耜劝他：“敌骑在二百里外，何事张皇？今播迁无宁日，国势愈弱，兵气愈难振，民心皇皇，复何所依！且势果急，甲士正山立，咫尺天威，劝激将士，背城借一，胜败未可告。若以走为策，我能走，敌独不能蹑其后耶？”桂王听罢，竟厉声曰：“卿不过欲朕死社稷耳！”［52］真乃何其昏庸也！借用近代词曲泰斗吴梅形容福王的曲语来说，他们不过是“金盆狗矢”［53］而已。清初汪琬述及南明时曾说：“上不知兵，下不用命，文恬武嬉，卒至土崩瓦解然后已。”［54］他们的结局，是乃祖朱元璋始所未料的。
正在修复的桂王陵，时在1985年。
当然，综观明代宗藩的问题种种，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是朱元璋个人制定封王之制的结果。只要封建制度存在，就一定会搞世袭制，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明代宗藩的各种弊端。地主阶级——包括他们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不可能解决宗藩这个大问题的。以清朝而论，开国之初，为了笼络人心，曾“告谕前朝诸王，仍照旧爵”，［55］背起明朝遗留下来的政治包袱。但不久，他们又终于甩掉它，动辄扣上反清之类莫须有的帽子，加以剪除。但是，可悲的是，“清承明制”，封建政权的本质又决定了大清王朝沿着老路走下去，重蹈世袭制的覆辙，用金丝笼养金丝鸟的办法，来厚待宗室子孙，结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八旗子弟这个严重的寄生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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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弃物”论（5）
（《学术月刊》1988年第4期）
注释：
［1］顾炎武：《日知录》卷9，宗室。
［2］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32。
［3］《明经世文编》卷4、103、491。
［4］《明太祖钦录》，第93页，台北，《故宫图书季刊》卷1，第4期。
［5］［20］《明太祖实录》卷51。
［6］《太祖御制文集》卷7。
［7］王鏊：《震泽长语》卷上。
［8］梁储：《郁洲遗稿》卷1。
［9］《明经世文编》卷103。
［10］［43］张瀚：《松窗梦语》卷8。
［11］温睿临：《南疆逸史》卷18，宗藩。
［12］《明经世文编》卷491。
［13］《明经世文编》卷103。
［14］《明经世文编》卷212。
［15］魏禧：《魏叔子文钞》卷11。
［16］《明太祖钦录》，第96页。
［17］［21］［40］徐学聚：《国朝典汇》卷13，宗藩下。
［18］《明史？诸王传三》。
［19］《明史？诸王传一》。
［22］张岱：《陶庵梦忆》卷2，鲁藩烟火。
［23］《明史？诸王传五》。
［24］吴伟业：《绥寇纪略》卷8。
［25］《明史？诸王传三》。
［26］高岱：《鸿猷录》卷12。
［27］张岳：《小山类稿选》卷17。
［28］谭希思：《明大政纂要》卷40。
［29］董谷：《碧里杂存》卷下。
［30］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史二。
［31］谢：《后鉴录》卷上，刘吉。
［32］查继佐：《罪惟录》，第2631页，浙江古籍出版社。
［33］《明史？诸王传一》。
［34］参见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第126—127页。
［35］《明太祖钦录》，第73页。
［36］《近峰记略》，第3页，丛书集成初编本。
［37］［38］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67。
［39］台北，《故宫书画录》卷7。
［41］高岱：《鸿猷录》，第14页。
［42］于慎行：《谷山笔麈》卷3。
［44］王士性：《豫志》，第2—3页，丛书集成初编本。
［45］余继登：《典故纪闻》卷3。
［46］《国朝典汇》卷13，宗藩上。
［47］《明太祖钦录》，第111页。
［48］此点由昌彼得指出，见上书叙录。
［49］史惇：《痛余杂录》，第5页，知不足斋丛书。
［50］温睿临：《南疆逸史》卷48。
［51］林茧庵：《荷牐丛谈》卷4。
［52］《南疆逸史》卷21。
［53］吴梅：《霜崖曲录》卷2，《仙吕桂枝香？过明故宫》。
［54］汪琬：《尧峰文钞》卷12，《前明吏部验封司郎中曹公墓志铭》。
［55］蒋良骐：《东华录》卷4。
明代宦官与江南经济
在中国历史上，宦官的危害、影响是颇为深广的。清代乾隆年间的史学家赵翼曾经指出：“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1］其实，作为已属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明代，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高度发展，皇权的大肆膨胀，附着于皇权腐朽肌体上的肿瘤——宦官，也恶性膨胀起来，他们的手几乎伸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所有领域。万历、天启年间，更达到空前的地步。近几年来，随着研究、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残余的深入展开，史学界对宦官史的研究渐趋活跃。对于明代宦官的概貌及其对经济发展的破坏，我们曾经作过一点粗浅的探讨。［2］这里，我们拟就明代宦官与江南经济的关系，再作一点初步的考察，看一看宦官对经济发达地区究竟起了何种历史作用，从而有助于剖析在封建专制主义集权的时代，中央王朝对经济命脉所在地区实行的国策及其特点和对经济调节的某种规律。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在行文中个别地方，我们有时越出明代江南特定的地域范围，引用了在比较广义的概念上江南地区的某些史料，这仅仅是为了论述比较方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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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明代宦官与江南经济（1）
一
严格地说，洪武年间宦官已经开始干预经济领域。正统以后，经理仓场、提督营造、珠池、盐场、市舶、织造等等，都有宦官染指其间。江南地区当然不会例外，宦官的触角很早就伸向这里了。
不能认为，明代所有的宦官都是历史的渣滓。明人陈洪谟曾经指出：
近时宦官如萧敬之文雅，陈宽之谨厚，何文鼎之忠党，皆不可少。前此若金安之廉，兴安之介，金英之知人，怀恩之持正，张永之刚勇，王高之雅饰，后乎此若芮景贤之安静，皆有取焉。［3］
但是，且不论这些宦官是否如同陈洪谟所评价的这么好，就连这样几个人，毕竟也只是凤毛麟角。就总体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