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乘马以从”[49]外,其中的一部分还直接参加战斗。但是,这种夫权的动摇,决不能视之为夫权的瓦解。妇女解放的任务,不是农民这个自发阶级所能完成的。在明末农民军内部,仍然有很重的夫权色彩,“兵死令妻妾缢以从”,[50]典型地表明了这一点。虐待、污辱甚至杀害妇女的现象,也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史有明载,我们毋庸讳言;尤其在张献忠的队伍中。当然,比起农民军的历史功绩,这毕竟是支流。
四
通过上述对明末农民战争与“四权”关系的粗略考察,我们认为,明末农民奋起反抗地主阶级统治的战斗历程,就是打击、削弱“四权”的过程。这一历史功勋是彪炳史册的。但是,农民是个自发的阶级;在当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一家一户的个体小生产构成的自然经济这一封建经济基础,并未也根本不可能受到农民军丝毫触动的历史条件下,革命农民尽管打击了“四权”,但只是动摇了这四根绳索。他们推翻了明王朝的地主阶级政权,但却又模仿、因袭它,使自己用碧血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逐步向地主阶级政权发展、衍化;他们打击了神权、族权、夫权,但宛如魔影相随,并不能摆脱它的反动影响。与古代历次农民战争,包括近代的太平天国革命在内,均以失败告终一样,明末农民军被满汉地主阶级联合绞杀后,革命农民重新被“四权”的绳索紧紧缚住。四根绳索难斩断,常令史家愤不平。这是明末农民英雄们的悲剧所在,也是所有旧式农民革命的悲剧所在。真正彻底斩断这四根绳索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只有在近代的无产阶级领导下,并在夺取政权后,不断革命,清除封建主义的污泥浊水,经过相当长历史时期的斗争,才能完成。
(《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2辑。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
注释:
[1]《毛泽东选集》卷1,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第31页。
[2]《学术月刊》1960年第12期。(又见三联书店版《中国农民战争问题讨论集》)这是在陈守实先生的建议、指导下,由包括笔者在内的几位同志共同讨论、执笔,用笔名发表的。
[3]详见陈守实先生的遗稿《中国农民战争史散论》,刊于《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4]《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第6—7页。
[5][16]同上,第4页。
[6]《史记》卷8,《高祖本纪》。
[7][15]《明史》卷309,《流贼》。
[8][30][32][50]《绥寇纪略》卷9,第198、199、208、201页,丛书集成本。
[9][12]赵士锦:《甲申纪事》第16—17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10]《国榷》卷100,第6026页。
[11]《甲申传信录》卷5,第8页。
[13]《崇祯甲申燕都纪变实录》,第2页。
[14]《甲申纪事》,第9页。
[17]《独断》:“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明人王三聘辑《事物考》卷4:“卤簿大驾:……自秦始有其名。……国朝凡正旦、冬至、圣节三大朝会,兵部车驾司会同锦衣卫陈卤簿大驾于殿之东西……”礼极隆重。李自成登基后,亦行卤簿之礼。《甲申传信录》卷8页3:“闯自永平驰千里马,一日夜至京师广……佯以登极祀天,陈卤簿出郊,二十八日宵遁。”载之甚明。
[18]《明史》卷53,《礼七》,登极仪。
[19]《反杜林论》,第96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20]《乡约》,第1页,见《畿辅丛书》。
[21]《花村谈往》卷1,第48页,见《适园丛书》。
[22]《纪事略》,第42页。
[23]《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1,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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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节:“拟桃源”解(10)
[24]《忠裕堂集》,第52—53页,丛书集成本。
[25]《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7,第14页。
[26]同上,卷9,第18页。
[27]《纪事略》,第14页。
[28]《小腆纪年》附考卷1,第15页,中华书局1957年版。而据《豫变纪略》卷5载,自成甚至因李振声是米脂人,既同乡,又同姓,呼之为兄。
[29]《国榷》卷100,第6057页。
[31]《见闻随笔》卷上,第31页,临海宋氏刊本。
[33]《国榷》卷101,第6071页。
[34]《明史》卷48,《礼二》。
[35]《事林广记》卷9,“譬世格言”。
[36]《资本论》卷1,第56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37]《毛泽东选集》卷1,第32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
[38]《凤洲杂编》卷1,第1页,见《纪录汇编》。
[39]《绥寇纪略》卷3,第53页。
[40][41]同上,卷10,第215页。
[42]同上,卷2,第45页。
[43]《国榷》卷100,第6026—6027页。
[44]《再生纪略》,第13页。
[45]《北归纪》,第14页。
[46]蒋祖缘:《李自成与朱由检争夺天命的斗争》,《学术研究》1979年第3期。
[47]参见拙作《明末农战史杂识》第二节《“边调曲儿”辨》,载《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48]《罪惟录》帝纪卷17。
[49]《怀陵流寇始终录》卷6,第28页。
论明末农民战争与清初反君权思潮
明代是极端专制主义的君权高度发展的朝代。作为皇权大肆膨胀的一个标志,是皇帝被进一步神化,所谓“每日清晨一炷香,谢天谢地谢君王。太平气象家家乐,都是皇恩不可量”。[1]差不多至迟在明朝后期,以神化皇帝、崇尚君权为核心的“天地君亲师”的神牌,在千家万户供奉起来。[2]但是,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存在,必然会产生与它相对立的思想。明代中叶,承平日久,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多,统治阶级的消费幅度越来越大,明武宗之流穷奢极欲,就不能不在思想界激起怀疑、批判君权的火花。当然,人们慑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淫威,这种对君权的怀疑、批判,只能用历史批判的形式出现,而不可能对当朝皇帝进行直接的批判。例如,万历中期的谢肇淛,尽管他也曾煞有介事地说什么“我朝若二祖之神圣,创守兼资,而纪纲法度已远过前代矣。仁宗之宽厚,宣宗之精勤,孝宗之纯一,世宗之英锐,穆宗之恭俭,皆三代以下之主所不敢望者,而宣、孝二主尤极仁圣,真所谓圣贤之君六七作者,固宜国祚之悠久无疆也”。[3]但是,这一长串的溢美之词,不过是障眼法,或者说是为否定君权而披上的外衣。正是在这一大段为本朝皇帝唱赞歌的文字前面,谢肇淛痛快淋漓地写道:“三代以下为主,汉文帝为最;光武、唐太宗次之;宋仁宗虽恭俭,而治乱相半,不足道也……建武之政,近于操切;贞观之治,末稍不终……盖不惟分量之有限,亦且辅相之非人。宋仁宗四十年中,君子小人相杂并进,河北西夏,日寻兵革,苟安之不暇,何暇致刑措哉?四君之外,汉则昭、宣、明、章,唐则玄、宪、宣、武,宋则太祖、太宗、孝宗,其拨乱守成,皆有足多者。而隋之文帝,唐之明宗,周之世宗,又其次也。大约贤圣之君,百不得一;中上之资,十不得一。庸者什九,纵者十五,世安得而不乱乎?”[4]这里,谢肇淛把“三代以下”的皇帝大部分都否定了,指出他们当中连“中上之资”也“十不得一”,绝大部分都是庸庸碌碌、放纵浪荡之辈。这就揭开了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假面具,戳穿了皇帝是神的神话。类似谢肇淛这样的批判君权的思想,一直流波不息。清初雍正皇帝曾愤愤然地说:“昔明嘉靖、万历之时,稗官野史所以诬谤其君者,不一而足,如《忧疑议录》、《弹园杂志》、《西山日记》诸书,咸讪诽朝廷,诬及宫壸。当时并未发觉,以致流传至今,惑人观听。”[5]这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中叶后思想界否定君权的动向。但是,这种批判君权的思想,在明王朝封建专制主义的桎梏下,毕竟没有能够形成一股强劲的思潮。没有封建秩序的大动荡,就不可能有新思潮。只有在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根封建主义的绳索遭受沉重打击而出现松动后,批判君权的思潮才可能形成。轰轰烈烈、势如狂飙席卷大半个中国的明末农民战争的风暴,正是起了松动这“四根绳索”的伟大作用。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明末农民军,不仅焚毁了所谓神圣不可侵犯的凤阳皇陵,杀了所谓“天潢贵胄”——藩王世子,甚至在攻克洛阳后,逮捕了福王朱常洵,“荐王于俎,酌其血杂鹿醢尝之,曰此福禄酒也”。[6]直到进军北京,攻入紫禁城,迫使走投无路的崇祯皇帝朱由检悬尸煤山。同时,农民军由弱变强,节节胜利的过程,也是君权的腐朽、暴戾进一步暴露的过程。即以朱由检而论,性多疑忌,刚愎自用,锄去客氏、魏忠贤后,却继续重用阉人,让宦官监军,动辄大兴诏狱,革除、杀害大臣,17年间,竟像走马灯似的换了50个宰相。[7]这就有可能使清初思想界的有识之士,从朱由检的身上看到了君权罪恶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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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拟桃源”解(11)
清初思想界把明王朝的覆亡惊呼为“天崩地坼”、[8]“天倾地陷”。[9]他们痛定思痛,在总结明亡教训、谋求治世药方的过程中,不能不批判明王朝的种种弊政。而这些弊政,绝大部分都不是明王朝特有的,乃是自秦汉以来即不断巩固、发展的封建专制主义带来的必然结果;而离开了君权,便无从谈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根本积弊。因此,批判的矛头,便不能不指向君权。黄宗羲慨乎言之:“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10]这种措词激烈、犀利的“无君”论,称得上是一篇讨伐君主制度的檄文。唐甄的批判,比黄宗羲更大胆,更激烈。他把帝王与盗贼相提并论,直接斥责“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11]并横扫帝王头顶上金光闪闪的灵光圈,把他们从“神”的宝座上拉下来,还其也不过是普通一人的真面貌:“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岂人之能蔽其耳目哉?势尊自蔽也。……位在十人之上者必处十人之下……位在天下之上者,必处天下之下。”[12]一方面,指出帝王也是普通的人,另一方面,指出“势尊”的危害性,这是很深刻的批判。如果没有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封建等级制,让帝王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宝塔尖上“位居九五之尊”,某些帝王也不至于昏聩、腐朽到骇人听闻的程度。康熙末、雍正初的曾静,在所著《知新录》中,则抨击皇帝是豪强、光棍。他说:“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中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也。若论正位,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朱做,明末皇帝该吕子做,今都被豪强占据去了。吾儒最会做皇帝,世路上英雄,他那晓得做甚皇帝!”[13]尽管今天在我们看来,曾静在皇帝该由谁做的问题上,所论未免迂阔。但是,在当时敢于以儒者的代言人自居,公然宣称应该由他们来当皇帝,痛斥以往的皇帝是“豪强占据”甚至是“老奸巨猾”的“光棍”,这同样是对君权神圣性的大胆否定与嘲弄,是难能可贵的。傅山则以赞赏的口吻,称道李白对皇帝的态度:“李太白对皇帝只为对常人,作官只为作秀才,才成得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