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刘尧说项，请他开后门，支盐给这个盐商。刘尧当场拒绝了。张智便与此盐商密谋，假惺惺地在城外郑家花园设宴，邀请刘尧入席，声称为他饯别。刘尧不知有诈，如约赴宴。等到他在连连劝杯声中被灌得迷迷糊糊时，张智又推出妓女，与刘尧厮混在一起。按照明朝的官样文章，是禁止官员宿娼及挟妓饮宴的。如“宣德三年，怒御史严皑、方鼎、何杰等沉湎酒色，久不朝参，命枷以徇。”［66］次年（1429）八月，宣宗又论礼部尚书胡（1375—1463）说：
祖宗时，文武官之家不得挟妓饮宴，近闻大小官私家饮酒辄命妓歌唱，沉酣终日，怠废政事，甚至留宿，败礼坏俗。而礼部揭榜禁约，再犯者必罪之。［67］
史称这是“革官妓之始”。惟其如此，张智和盐商又预先找了几个光棍，冒充缉事校尉，这个时候突然钻出来，要挟刘尧，拿出一千两银子来，否则就将他挟妓夜饮的丑闻嚷出去。刘尧走投无路，张智却在一旁假充好人，故意说：我与某盐商很要好，让他拿出一千两银子来，他到淮安、扬州后，允许他支盐就行了。刘尧被迫，只好答应。张智却从这一千两银子中，分得一半，揣入私囊。而商人到淮安后，因准其支盐，所获厚利，又岂是这千两银子所能比拟的，而且出入无忌。事后，刘尧越想越怕，担心终将败露，“遂引刀自刎而死”。你想，好端端的一位朝廷命官突然自杀身亡，怎能不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科道交章劾其故”，在朝廷的干预下，最后终于真相大白，“乃寘智等于法”，［68］将张智和盐商开刀问斩——透过这则比较冗长的故事，我们显然可以看到，妓女和酒，实在是张智阴谋中的重要环节，如果没有这个环节，张智的罪恶阴谋未必能得逞。妓与酒之为祸，亦可谓大矣！
世间有悲剧，也有喜剧。不准官员挟妓饮酒的禁令，明中叶后，形同废纸一张，而且按照“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儒学古训，及“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世俗原则，“上层人物游龙戏凤，中层干部生活小节，平民百姓品质恶劣”的法外之法，大权在握的重臣，谁敢管他们的风流韵事？因此，连宣宗、英宗时著名的元老政治家三杨——杨士奇（1365—1444）、杨荣（1375—1446）、杨溥（1438—1487），也留下了并非是“血色罗裙翻酒污”的佳话。据载：
三杨当国时，有一妓名齐雅秀，性极巧慧。一日命佐酒，众谓曰：“汝能使三阁老笑乎？”对曰：“我一入便令笑也。”乃进见。问：“何来迟？”对曰：“看书。”问：“何书？”对曰：“《烈女传》。”三阁老大笑曰：“母狗无礼！”即答曰：“我是母狗，各位是公猴。”（按：谐音“公侯”）一时京中大传其妙。［69］
这位齐雅秀女士很有幽默感，想来她在佐酒时，一定会将三位老家伙逗得乐不可支的。类似齐雅秀这样的小聪敏者，看来大有人在。明末有一妓，善于监酒，曾在席间作《调笑令》，以催干为韵：
闻道才郎高量，休让。酒到莫停杯，笑拔金钗敲玉台。催么催，催么催。已是三催将绝，该罚。不揣作监官，要取杯心颠倒看。干么干，干么干。［70］
这首小令，当然博得“一座笑赏”。
明代金陵，十里秦淮，青楼林立，笙歌画舫、桨声灯影之中，名妓迭出，其中也不乏酒星。如明末的王小大，生而韶秀，为人圆滑便捷，善周旋，更“工于酒，纠觥录事，无毫发谬误”。并能为酒客排忧解愁，被人誉之为“和气汤”。［71］这也称得上是风尘女子中有酒德之人了。
万历时松江的状元钱福，已归田里，听说江都某妓动人，特地去造访，至时，始知此妓已嫁盐商。经过一番周折，商人慕其才名，终于欣然同意设宴招待。但见：
贾人设席西隅，出妓传花把酒，状元兴随境到，酒无重沥。酣次，贾人令妓出白绫手巾，请留新句。时衣裳缟素，往来烛前，皎若秋月，状元持杯披袖，引满再三，妓宛转更多，箫管之间，不觉醉飞玉笛，乃是一绝句云：“淡罗衫子淡罗裙，淡扫娥眉淡点唇；可惜一身多是淡，如何嫁了卖盐人。”［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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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酒与皇帝（9）
这首在豪饮酒酣之际，即兴挥就的打油诗，相当诙谐，读来令人发噱。
注释：
［1］刘若愚：《酌中志》（道光刻本）卷16，《内府衙门职掌》，第32页。
［2］顾起元：《客座赘语》（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卷9，第304页。
［3］宋起凤：《稗说》卷3，见《明史资料丛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辑第97页。
［4］顾清：《傍秋亭笔记》卷下，见谢国桢编：《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厦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上，第185页。
［5］《明宫词》，第76页。
［6］高濂：《遵生八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珍本，九集，1979年）卷12，第39页。
［7］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卷36，第273页。
［8］余继登：《典故纪闻》（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卷9，第162页。
［9］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18，第156页。
［10］余继登：《典故纪闻》卷12，第15页。
［11］朱国祯：《涌幢小品》下，卷17，第398—399页。
［12］徐复祚：《花当阁丛谈》卷7，第40页。
［13］何心：《水浒研究》，第265页。
［14］《明经世文编》卷16，第120页。
［15］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卷6，第105页。
［16］同上，卷67，第1266—1267页。
［17］周晖：《二续金陵琐事》（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第926页。
［18］同上，第927页。
［19］龙文彬：《明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卷38，第666页。
［20］刘若愚：《酌中志》卷16，第53页。
［21］同上，卷10，第4页。
［22］同上，卷15，第18页。
［23］同上，卷16，第29页。
［24］《明经世文编》卷102，第916页。
［25］何孟春：《何文简疏议》卷8。参见王春瑜、杜婉言编著：《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第323页。
［26］文秉：《烈皇小识》卷5，第152页。
［27］胡山源：《古今酒事》（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世界书局1939年初版本），第484页。
［28］陈洪谟：《继世纪闻》卷3，第91页。
［29］田艺蘅：《留青日札》卷35，《刘瑾》，第1110页。
［30］谭希思：《明大政纂要》（光绪间刻本）卷44。
［31］徐学聚：《国朝典汇》卷19，《庄田》。
［32］刘若愚：《酌中志》卷16，第57页。
［33］《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卷305，第7801页。
［34］同上，第7802页。
［35］薛冈：《天爵堂文集》（崇祯间刻本）卷19，《杂著》，《丑寅闻见志》，第11页。
［36］［37］《明史》卷95，《志》71，《刑法》3，第2333—2334页。
［38］详参拙作《论明朝宦官与文化》，《中华文史论丛》1989年第2期。
［39］谢肇淛：《五杂俎》（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卷11。
［40］梁维枢：《玉剑尊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卷10，第688页。
［41］《明史》卷308，第7907页。
［42］赵善政：《宾退录》卷1，第3页。
［43］阮葵生：《茶余客话》卷3，第8—9页。
［44］冯梦龙：《古今笑史》（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342页。
［45］佚名：《天水冰山录》，第42—53页。
［46］况钟：《况太守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2页。
［47］同上，第141页。
［48］《秋夜月》上卷中层附录《时尚笑谈？嘲官不明》。转引自王利器辑录：《历代笑话集》，第422页。
［49］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18，第161页。
［50］王有光：《吴下谚联》（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卷1，第26页。
◇欢◇迎◇访◇问◇。◇
第30节：酒与皇帝（10）
［51］冯惟敏：《海浮山堂词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卷4，第187—188页。
［52］陆容：《菽园杂记》卷14，第179页。
［53］史玄：《旧京遗事》，第13页。
［54］朱国祯：《涌幢小品》卷17，第398页。
［55］李乐：《见闻杂记》卷1，第38页。
［56］冯梦龙：《醒世恒言》卷20，第410页。
［57］同上，卷27，第563—564页。
［58］方以智：《物理小识》卷12，第12页。
［59］郎瑛：《七修类稿》卷下，《事物类》，第147页。
［60］关于曼陀罗花及蒙汗药的来龙去脉，详参拙著《“土地庙”随笔》中的“蒙汗药之谜”及“蒙汗药续考”。
［61］杨土聪：《玉芝堂谈荟》卷29，第21页。
［62］抱瓮老人辑：《今古奇观》卷29，第567页。
［63］李乐：《见闻杂记》卷6，第84—85页。
［64］胡侍：《珍珠船》卷3，第4页。
［65］薛论道：《林石逸兴》卷6，见路工编：《明代歌曲选》；第107页。
［66］《明史》卷95，《刑法》3。
［67］余继登：《典故纪闻》卷9，第167页。
［68］陈洪谟：《治世余闻》，第54页。
［69］冯梦龙纂：《古今笑史》，第448页。
［70］褚人获：《坚瓠集》引《艮齐杂说》。
［71］余怀：《板桥杂记》。
［72］宋懋澄：《九籥集》卷2，第266—267页。按：此事与嘉靖时鄞县人余永麟撰《北窗琐语》载杭州故事颇相类。见是书第52页。明末农战史杂识
一、释“毛兵”
崇祯初年，农民起义军每与凶恶的敌手——“毛兵”交战。何谓“毛兵”？明清之际某些史家语焉不详，读之遂使人如坠云雾。如吴伟业载谓：“刘应遇提毛兵入汉，合川将吴国辅兵击贼于略阳，十战皆捷。”［1］“紫金梁众十余万，以秦兵、豫兵、毛兵尽聚泽潞东南，乘虚突犯东北，从沁州武县以陷辽州。”［2］谈迁的记载，大体与吴伟业同，亦失之太略：“陈尧道（即紫金梁）［3］等以秦兵、豫兵、毛兵尽集泽潞东南，遂乘虚掠东北。”［4］“川兵溃于林县，毛兵杀伤甚众。”［5］如此等等。读了这些记载，我们不可能知道“毛兵”究为何物。如望文生义，很容易把“毛兵”错误地理解为是姓毛的将领统率的一支明军，或把“毛”当成是某地名的简称。其实，“毛兵”是明朝地主阶级武装中一支特种兵，考其来源，可谓久矣。
清初史家戴笠、吴芟对“毛兵”的记载较为具体：“（崇祯五年，九月）癸亥，贼数千掠新乡三四日。癸亥，磁州道祝万龄以毛葫芦兵八百人至，贼走陵川。毛葫芦，矿徒也。其头目称脑角。又有盐兵、盐徒也，皆临时招募者。中多亡命，难御敢死，宜于搜山。”［6］于此可知，原来“毛兵”就是“毛葫芦兵”的简称；它的基本成分是矿徒。但是，这种兵为什么叫“毛葫芦兵”？名称奇特，仍令人费解。明中叶丘浚曾指出：“今唐、邓山居者，以毒药渍矢以射兽，应弦而倒，谓之毛葫芦。”［7］按照这种解释，“毛葫芦”是唐、邓一带深山中的猎户，在明中叶还没有成为一支武装力量——“毛葫芦兵”。但检诸史籍，“毛葫芦”在元朝末年，已经形成“毛葫芦军”。《元史》载：元顺帝至元五年，“会盗起河南……募民为兵，出库所藏银为大钱，射而中的者赏之，由是人皆为精兵。金、商义兵为兽皮为矢房如瓠，号毛葫芦军，甚精锐。列其功以闻，赐敕书褒奖之，由是其军遂盛。而国家获其用”。［8］又，元顺帝至正十四年，安丰、正阳的农民军“围庐州……立南阳、邓州等处毛葫芦义兵万户府，募土人为军，免其差役，令防城自效。因其乡人自相团结，号毛葫芦，故以名之”。［9］这就很清楚了：“毛葫芦军”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