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中央军委主席团，主持军委实际工作。会上决定重组新四军军部，并决定驻国民党统治区的八路军各办事处实行撤退。 随后，周恩来、叶剑英抓紧做苏联、英国和美国的外交工作。蒋介石感受到了来自国际的压力。周恩来灵活地运用了日、英美、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中国共产党在皖南事变上的政治反攻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充分展示了他善于审时度势展开外交的才能。
在国内外强大的压力下，蒋介石在这一年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不得不宣称：“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召开，此次大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并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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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勇晤蒋
经过八年抗战，日本正式宣布投降的前一天，在重庆的蒋介石急电毛泽东：“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随后，电文更是公诸《中央日报》。
8月16日，毛泽东接到蒋介石的电报，一时难以决断，回复电文简短且措辞委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8月23日，延安枣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如何对待蒋介石的邀请电。会议决定周恩来去重庆，至于毛泽东是否要去重庆，大家意见不统一。
周恩来首先表示想先去“侦察”，最主要的是看看蒋介石开的盘子。主席是否亲自去，根据谈判情况而定，总要谈得拢才能去，对蒋介石的阴谋须有所考虑。
朱德支持毛泽东去重庆，认为毛泽东出去有利，而且此次安全系数比过去要好些。去，对将来选举运动有利。朱德还幽默地说，“让蒋介石当总统，我们当副总统吧。”
彭德怀接着说，我主张主席暂时不去，等我和老蒋打一下，把他的气焰打一点下来，主席过几个月再去时机成熟些。
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事基本上定了下来。24日，毛泽东回电：“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乘机离开延安，飞抵重庆。
国共谈判历来艰难曲折，这次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往日的国共谈判，毛泽东只是坐镇延安，靠无线电波遥控指挥，具体的谈判由周恩来出面。这一回，毛泽东从幕后走到台前，为了未来国家的命运，与蒋介石正面交锋。
在毛泽东一行抵达重庆的当晚，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为毛泽东举行了欢迎宴会，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等出席。蒋介石一身戎装，毛泽东一身朴素的中山装，他们缓缓走向对方，紧紧握手。这是历史上二人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握手。
晚上回到林园，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这儿戒备森严，让人简直有“笼中鸟”的感觉。这样，毛泽东于次日搬到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的一幢房子里居住，周恩来为其安排了最为凉快的一间屋子。为不影响毛泽东的休息，周恩来还关照所有工作人员上下楼或在房间时不要穿皮鞋，在三楼工作的电台人员则干脆打起了赤脚……
重庆谈判的四十余个日日夜夜里，毛泽东与蒋介石面对面进行了5次会谈，每次都是唇枪舌战；周恩来、王若飞和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等也进行了多次会谈。毛泽东一行还接受了从国民党政府到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接连不断的宴请。每次宴会，众人都会争着向毛泽东敬酒。而为毛泽东挡酒的始终是周恩来，他很快成了“焦点”，但仍然脸泛红光，神采飞扬：“我们不能打乱仗，无论谈判还是喝酒，应该平等地进行。我提议，所有能喝酒的先生都举杯，我代表毛主席敬大家三杯。”连续几个三杯后，国民党方面再也无人应战。
回八路军驻红岩办事处时，工作人员问周恩来：“你怎么一杯也不让主席喝？他只要喝半杯你就可以少喝三四杯啊。”“我怕酒里有人做手脚，放毒……”周恩来喃喃地说。
赴重庆谈判，毛泽东算是深入龙潭虎穴，他在国民党当局的《情报日报》里被称为“何先生”，从踏入重庆山城的第一级台阶起，所有的言行和社交活动情况均被记录在案，供蒋介石阅知。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特意安排张治中的卫士作为毛泽东住处的外围警卫，负责外部站岗，内部警卫则由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的中共人员负责，而如果毛泽东出行，周恩来必与之同车。
重庆谈判由毛泽东亲自出马，他举重若轻，面对危险谈笑风生，定下谈判基调，与蒋介石唇枪舌战，尽显领袖风范。周恩来相随左右，一方面尽心准备谈判，一方面悉心照料毛泽东的起居，小到住宿、挡酒，大到安全保卫，事无巨细，事必躬亲。
1945年10月10日，国共签定《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后来又称《双十协定》）。次日，毛泽东安全飞离重庆，返回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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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决战
重庆谈判带来的和平并没有维持多久。
1946年6月下旬，由美国政府支持的蒋介石集团在自认为内战准备已经就绪后，便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对解放区的大规模进攻。
蒋介石凭借430万军队和优势装备，企图在3至6个月内首先消灭关内解放军，而后消灭东北民主联军。当时解放军只有127万，力量对比十分悬殊。
但是，毛泽东指出，“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8月6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时，说出了他那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名言。在毛泽东主席制定的“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指导下，人民解放军奋起自卫。
与此同时，周恩来则积极活跃在另一条战线上，揭穿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幌子。1946年11月15日，蒋介石召开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关闭了和谈的大门。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举行中外记者会，严正宣布：中国共产党决不承认这个“国大”，和谈之门已被国民党当局一手关闭。中共“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 1946年12月16日，周恩来被任命兼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领导了国民党统治区波澜壮阔的第二条战线。这条战线，以学生为主体，有广大工人、农民、教员、职员、爱国民主人士等参加，展开了同国民党反动派迅猛异常、一浪高过一浪的斗争。周恩来回到延安后，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47年又兼代总参谋长，他还与毛译东一起擘划和指挥了这场东起胶东半岛，西至天山南北，由东北长春到南海之滨的广东，相去万里、历时3年多的解放战争，取得了举世震惊的胜利。毛泽东在1950年2月27日曾经回顾说，“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抗战结束后，朱德年事已高，但大半生都在炮火纷飞的战争中度过的他却是老当益壮。在重庆谈判期间，为了配合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谈判桌上的艰苦斗争，朱德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名义指挥各解放区对从平汉、津浦、同浦、正太和平绥等铁路干线推进的国民党军队给予坚决的阻击，集中力量发起了上党、平汉（邯郸）、平绥、承德战役，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歼敌11万余人，尤其是上党战役歼灭锡山部13个师万多人，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共谈判中的地位，对毛泽东重庆谈判起了直接的配合作用，就在上党战役即将结束的时候，国共双方签署了《双十协定》。
1947年3月，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集团约25万大军进攻陕北，当时人民解放军在陕北的兵力不足3万人，情况万分危急。毛泽东果断决定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撤离延安，3月18日晚8时，毛泽东、周恩来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撤离延安，开始了历时一年之久艰苦的陕北转战。3月底，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朱德和刘少奇等赴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
1947年3月到5月，西北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率领下，采用“蘑菇战术”，连续进行了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战役，三战三捷，为西北战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同年秋，朱德亲临华北前线指挥作战。10月，指挥晋察冀野战军取得清风店战役的胜利，对扭转晋察冀战局起了关键的作用。清风店战役的硝烟还未散尽，朱德便挥剑直指石家庄。他风尘仆仆来到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驻地，亲自研究战术，坐镇指挥。11月6日打响的石家庄战役，不仅占领了敌军在华北的一个战略要点，使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区连成一片，而且还首创了人民解放军夺取重要城市的先例，为尔后进行城市作战提供了重要经验。
1947年10月10日，在国共《双十协定》签订两周年纪念日，毛泽东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在战略决战期间，由中共中央书记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5位书记组成的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在西柏坡指挥了规模最大的革命战争。他们日日商讨分析战局，夜夜开会确定方策，统筹全局，提挈全军，把气势恢弘、波澜壮阔的战略决战一环紧扣一环、一步紧接一步地推向最后胜利。
在这个领导集体中，毛泽东是最高统帅。周恩来、朱德为毛泽东军事方面的主要助手，他们参与制定战略决战的所有重大决策。可以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在战略决战中所表现出的炉火纯青的军事指挥艺术，融进了朱德的丰富智慧。而周恩来在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范围的大决战的同时，还为筹划建立人民的国家政权殚精竭虑。
解放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率领人民解放军在那段可歌可泣的动人岁月中用他们的智慧合演了一部最威武雄壮、最有声有色、最震撼人心的活剧。
“赶考”之路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在神州大地上，西柏坡只不过是千里太行山脉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山坡，这里的山不高、峰不险、石不奇。然而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西柏坡则是与嘉兴南湖、井冈山、瑞金、遵义、延安同样令人肃然起敬的红色圣地。
1947年5月，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1948年3月23日，转战陕北370天的毛泽东、周恩来率中央机关在陕北吴堡县川口，告别陕北的父老乡亲，东渡黄河，于5月27日来到西柏坡，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会合于此，开始了他们辉煌的事业。当时的中共中央大院，是一处低矮狭小、土坯垒就的农村房舍，参差的四合院落，素墙灰瓦，横屋厢房，屋角窗下，茂槐修竹，蓊蓊郁郁。大院自东往西，依次是周恩来、任弼时、毛泽东、刘少奇的住房，后院是朱德的住房，毛泽东住处的西邻便是军委作战室。周恩来的小院距毛泽东的小院只有一步之遥，小院外边有一个大碾盘，每遇难以决断的重大问题，毛泽东便常来推碾，周恩来在另一边帮助。朱德那三间窑洞式建筑前有一个宽大的院子，他便常于晨风中习拳舞剑。毛泽东的小院里有一棵高大的楸树，楸树旁边有一个磨盘，五大书记常常在这里围坐，研究战略问题，谈笑间，布下雄兵百万，弹指间，樯橹灰飞烟灭。
那是怎样一段难忘的岁月啊。几位朴实无华的领袖，一个亲密无间的大家庭，深厚的革命情谊，旺盛的革命热情，协作的团队精神，整齐的前进步伐，同甘共苦的工作作风，使中国的革命事业越过一个个惊涛骇浪，一步步驶向胜利的彼岸。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在新中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用诗人般的语言讲述了一个深刻而严肃的哲理，这就是至今仍令人深思的“糖衣炮弹”的问题，提出了全党同志“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著名论断。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