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中国钢产量不过535万吨，如今翻一番实在是一个过于艰难的数字。为此，不仅钢铁厂开足马力，遍布全国的几百万座土高炉也开始冒起了黑烟，人们将大量的生活资料投入到土高炉里，甚至连生活必需的铁锅、铁锁都熔了进去。其结果，只有800万吨钢可用，其余的300多万吨土钢根本不能用，但造成的资源浪费（比如大量森林被当做炼钢的燃料，一些铁矿石因为土法上马，质量不过关）和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却极为严重。
大地的褒奖（4）
此时，与“大炼钢铁”一起走进农村生活的还有“人民公社”。
1958年8月1日，河南新乡县七里营的人们在一个公文里使用了一个新名词：“人民公社”。几天之后，毛泽东视察华北农村。在七里营，他对“人民公社”大加赞扬，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包括工农商学兵。”他还特别表扬七里营公社“一大二公”。
消息一传到大寨，陈永贵大为振奋，立即联络了7个村组成昔阳县第一个人民公社——红旗人民公社，后改称大寨人民公社。但随后出现的许多现象却让陈永贵感到困惑。
比如湖北一个乡开大会宣布：1958年某日就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日，第二日便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大会散后，人心浮动，有人直接跑到商店，想拿啥拿啥；有的跑到邻居家里，捉鸡取鸭。甚至有人问乡党委书记：老婆还是不是自己的？党委书记瞠目结舌，不知怎么回答，说要请示上级。许多地方的公社把农民家里的粮食集中起来办集体食堂，好吃好喝，甚至一天五餐，吃饭不要钱，来了就吃，吃完就走，宛若流水席，浪费现象比比皆是。
陈永贵想，如此做法，何以长久？毕竟粮食的总量是有限的，以前人们各过各的日子，精打细算；如今颗粒归公，人们生怕吃亏，猛吃猛喝猛浪费，哪里还有持久之道？
过惯了苦日子的大寨虽然也办起了公共食堂，但并非流水席，而是根据劳动日确定基本口粮，按月发粮票，多吃不补，剩余归己。如此，在尽量公平的基础上，既节约粮食也保证了生活。
对于风靡全国的“大炼钢铁”，陈永贵也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农民不种地，却去炼钢铁，实在是不务正业。当土高炉蒸腾的黑烟飞舞在全中国上空的时候，大寨静悄悄地干着自己的“主业”——种地。
对于甚嚣尘上的“浮夸风”和农业“卫星”，陈永贵更是百思不得其解。他看到《人民日报》1958年8月27日的一篇文章，标题赫然写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两个星期后，又一颗“卫星”傲视中国苍穹：“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花生亩产一万多斤的高产‘卫星’，从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和福建省南安县胜利乡的田野上腾空而起。”
其实，这些数字还只是一个起点。此后，广东连县亩产6万余斤，广西环江县亩产13万斤纷纷出现，粮食似乎不再是实实在在用来果腹的事物，而是美丽而虚幻的彩虹，好看却摸不到。
祖祖辈辈在地里刨食的陈永贵，对于土地就像自己的掌纹一样熟悉。大寨人惨淡经营那么多年，年年搞基础建设，不断施肥改造，才让土地亩产提高到540斤。陈永贵很怀疑那动辄上万斤的产量是否是在地球上发生的事？那宛若孙悟空翻筋头一样一夜十万八千里的产量到底是现实还是神话？
在一次省里的劳模会议上，陈永贵在座谈中明确怀疑这种神话。他说，谁如果真打这么多粮食，就请谁到大寨吃拉面。但人们说，如果真打这么多粮食，谁还用到大寨吃拉面？陈永贵意味深长地说：“那他就连拉面也吃不到了。”
事态的发展让陈永贵不幸言中。1959年，粮食部长沙千里在《人民日报》撰文宣布：1959年，虽然遭受了大面积的自然灾害，但中国粮食产量达到5 500亿斤。其实，当年粮食产量只有3 400亿斤。由于估产过高，当年征购粮食高达1 348亿斤，高征购让许多地方甚至征走了农民的口粮和种子。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大地的褒奖（5）
“大跃进”的恶果开始显现，再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单方面撕毁与中国的合同，中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农村开始出现了非正常死亡人口。1960年，全国粮食产量只有2 870亿斤。当时的湖北省省长向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告急，说：“李副总理，你就是砍我的脑壳，也要给两亿斤粮食！百姓们没法活了。”李先念沉吟良久，苦涩地说：“你就是砍了我脑壳，我也拿不出两亿斤粮食。”
此时，朱德到江西永新考察，在这个当年红军浴血奋战，得到过人民全力支持的地方，他发现人们在用红薯叶充饥，一时悲从中来，说：“我对不起永新县的乡亲们。”
1961年初，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来到农村调查研究：
毛泽东组织3个调查组，分别去了浙江、湖南和广东。
刘少奇在湖南长沙县天华村住了一个多月。
周恩来去了河北邯郸。
朱德去了四川。
陈云去了江苏青浦。
###和彭真去了北京顺义。
调研的成果体现在这一年6月的《农业六十条》里：允许农民养猪、种菜，经营家庭副业。刘少奇在总结“大跃进”的错误时，说“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农村的公共食堂被解散，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包产到户”和自由市场。
此时，安徽宿县褚兰公社冯楼村的60多岁农民刘庆兰的创造让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大为叹服。在困难时期，刘庆兰带着患肺病的儿子进山垦荒，凭一把锹和一把四齿扒，4年内居然开荒种地50余亩，产粮一万余斤，交给生产队近5 000斤，还有现金、牲畜若干。就在不远处的一个200余人的村庄，种地500亩，每年应上交2 100斤粮食，却总不能完成任务。
曾希圣提议实施“农业生产责任制”，实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其实就是包产到户。1961年8月，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猛增到748％；两个月后，这个数字达到844％。此时，安徽省经过调研发现，落实“责任田”的生产队粮食平均亩产达284斤，比上年增产389％，成效明显。
一些人对此又起争论，反对者认为这是“单干”、“倒退”。其核心是人民公社制与“责任田”制的冲突，是“一大二公”与农民自主性的冲突。对此，中央的意见并不统一。###借用刘伯承的话说：“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毛泽东原本支持“责任田”的实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责任田”的性质疑虑重重。在他看来，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是克服人民公社平均主义的有效途径，是调整和完善人民公社制的最后红线。但包产到户显然远远越过了红线，是“单干”，难道不是农村的“资本主义”吗？
在1962年1月的中央扩大会议上，“责任田”被批判，因为这是“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曾希圣被免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既没“大炼钢铁”，也没大放“卫星”的大寨，在三年困难时期，因为自己的实事求是获得了大地的褒奖。虽然连遭旱灾，但他们在1959年亩产仍高达600斤，1960年高达650斤。按照上级的要求，大寨每人留下400斤余粮，每户向国家卖“余粮”3 500斤。他们还把粮食借给周边的村庄，有的曾因为大寨不放“卫星”而嘲讽过大寨，但陈永贵依然给予他们帮助。
对于大寨人来说，每年400斤粮食不算多，但在那个时代，却已堪称“富裕”。虽然还不能保证人人都吃饱，但总算能勉强果腹。
当时的郭凤莲还在武家坪村读小学，留给她的最深记忆都和吃有关。有一天下午，郭凤莲与几个小伙伴在院里游戏，玩着玩着，几个人饿得不行，下午的太阳还高高挂在天上，等大人回家还不知要等到何时。孩子们饥饿的眼神在屋里院外搜寻，可是哪里还有吃的东西轻易出现在眼前！
渐渐地，孩子们的眼神聚焦在院里的大磨盘上。几个孩子焕发出惊人的力量，她们居然把磨盘抬了起来，把磨盘底下的面扫出来，然后放到锅里煮好，蘸了点辣椒，几下就吃了个干净。然后，再刷锅洗碗，恢复磨盘。大人们回来后，啥也没发现。只是再磨面的时候很奇怪，怎么磨了半天才磨出来。
当时郭凤莲正在长身体，有一次干着干着饥饿就上来了，于是借着上厕所的机会，偷偷掰了一个玉米，跑到大人们看不到的地方，点堆小火，把玉米塞进去，一会儿就可以吃。还有收核桃的时候，偷偷吃一个半个的，决不敢多吃，因为吃核桃容易弄黑嘴唇，有时不小心弄上了，就得用石头磨磨嘴唇边，把黑迹磨去。
其实，这样的事在整个童年也不过两三回，不是饿到一定程度，郭凤莲他们是不会做的。那时候，大寨村里面，道两边都是###树。在郭凤莲的印象中，那些###总是红灿灿的，个儿特别大，似乎以后再也没见过那么红、那么大的###。但当###落到地上时，孩子们都会拣起来送到村支部办公室，没有人会偷摘一个###吃。
对于郭凤莲来说，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还是快乐的，即使是与艰难、饥饿的对抗也是在一个单纯而激扬的氛围里完成的，以至于她认为生活的一切本该如此。透过女孩朦胧的双眼，多难家事国事，纷繁世事，艰难时局，反复探索，都不过是一个玫瑰色的梦而已。不过，很快命运将在她的肩上放一个沉甸甸的担子。从此，她将挑起自己和大寨的兴衰荣辱。
穷山沟里出好文章（1）
“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这八个字，40岁以上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这八个字曾经牢牢地与大寨联系在一起。
1963年8月，一场特大洪水袭击了大寨村，七天七夜的洪水弄得山流地冲，房倒窑塌。140眼窑洞塌了113眼，125间房子塌了77间，180亩土地被冲毁。洪水过去后，大寨简直一贫如洗，也就只有库房的粮食还存下一点，但好在人没死，牲畜还在。
原本就在艰难中度日的大寨人面临着最严峻的生存挑战，是向邻村请求帮助，还是向政府请求救济？人们似乎别无选择。
如今，在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的一部纪实影片中，还记载着陈永贵当时的决定，他说：“地是冲毁了，家也塌了，庄稼倒了，我们只要有人，家塌了我们会盖，地冲了我们能修，庄稼倒了，我们一个一个能扶起来；我们只要有人在，什么事情都能办，有我们这个一把锄头两只手，一条扁担两条腿，一定能够战胜这个穷山恶水，一定能够战胜这个自然灾害，加上我们党的领导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我们集体经济的优越，一定能够战胜灾荒。”
大寨人选择了一条最艰苦的道路，他们试图用自己的肩膀扛起灾难。没有人知道结果会怎样，人们只是默默地走向面目全非的土地和被毁坏的家园，用加倍的辛劳来追寻幸福与富裕。陈永贵代表大寨人表态：“不要国家的救济款，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物资；向国家卖粮不少，社员口粮不少，集体的库存粮不少。”
在那些像钢铁般不停地劳动的人们中间，就有年仅16岁的郭凤莲和22名同样年轻的少女们，她们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3岁，最大的也不过17岁。
多年之后，郭凤莲回忆道：“正困难的时候，天不亮，人都下地了，干到晚上看不见路的时候才能回来，回来还得加班修房子，修完了房子回去以后吃酸饭，酸饭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白开水下点小米，再放点咸盐，再放点野菜，这就是酸饭。男同志少吃点窝窝头，糠面窝窝头，我们女同志吃一碗酸饭都睡觉了，没有办法。”
那时候，除了恶劣的自然条件，最大的敌人还是饥饿。快到中午的时候就已是饥肠辘辘，人们盼着午饭赶紧送到地里。人人的饭量都变得奇大无比，一个四口之家用的大锅，每人都可以喝一锅稀饭，有时是玉米面条上放点萝卜丝，没有什么营养，也没有什么油，很快就饿了，头犯晕。陈永贵会对大家说，把那腰带往紧的勒一勒，就不饿了。
宋立英的记忆同样如此：“那会儿确确实实是苦，冬天是吃冰碴饭，一天两顿饭，黑夜还得加班干，冻的冻的，我们也都不叫苦，也不叫累，怎么能修好，多打下粮食，咱们吃饱肚子，给国家作贡献。”
1963年11月，天特别冷。下午到五六点的时候，寒冷仿佛能够冻僵一切。少女们手上起了泡，开裂了，流血，然后再冻成冰。谁也没有戴过手套，没有穿棉鞋，没有钱去买，有的人甚至不知道什么叫手套，什么叫棉鞋。
数九寒天，陈永贵会点燃一堆玉米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