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记得，那时陈景润和他在一个办公楼，科学大会以后，陈景润作为典型被特别树立起来，他是在生活上极度不注意小节、全心全意做科研的人。榜样树立起来后，鼓舞起大家的士气，尤其是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身边人的状态真的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大家的精神都很饱满，白天工作，晚上回去看资料。计算所开始慢慢出新成果了，所谓新成果就是机械。柳传志所在的研究室是做计算机外部设备的，如磁记录器、输入输出设备之类，柳传志是做磁记录器电子线路部分的。
“40岁下海，我还年轻”（2）
计算所的主要研制任务仍然是“国家任务”，他们没有注意到，或者说他们根本不想去过问大洋彼岸的“牛郎星8000”，大家都在大型机上铆足了劲儿。然而，他们不知道，正在着手的为期8年的“757工程”，已经是旧体制下以“国家任务”的名义下达的最后一台大型计算机研制计划了。
工作有激情，但是现实却让计算所的人员陷入苦闷之中，摆在他们面前的严重问题是，一直依靠国家拨款的中国科学院，9万员工，每年3亿支出，而科研成果却很少能付诸实践，或者说转换成那时的人们还很陌生的“经济效益”。战争已经远离，军事工业还能继续存在吗？是生产线转向民用还是成为历史的弃儿？大家都在等待着答案。
所长曾茂朝显然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计算所的财务状况非常糟糕。1984年，全国都沉浸在一种激昂的情绪中，可计算所却开始冷清。一个传言让曾茂朝寝食难安——中央政府就要颁布一个《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已经把计算机列为应用科学，其财政拨款将在下一年削减20％，还将在5年内全部取消。资金没了，不单意味着全所的员工无法开展正常的研究，更意味着大家可能连肚子都填不饱。
柳传志属于敏感的人，他开始琢磨这些事。
他记得当时社会上有个形象的说法，“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大伙儿聚在一起讨论说知识分子的待遇不好、生活条件差。柳传志想了想，觉得这句俗话说得好啊，操手术刀的大夫，还比我们有贡献呢，人家还能救人命呢，我们给国家创造什么了，技术不能变成实际的东西，成不了大气候。
柳传志想调工作了。他回忆说：“不单单是上面说的原因，而且当时我看磁记录的研究方式，很难跟得上国外的先进水平，个人前途没出路。1984年，中关村已经有人开始办企业了，科学院又在号召，我当然就特别想做这件事。”
是的，柳传志不是第一个创业者，更不是最后一个。先行者出现在1980年，中科院物理所最年轻的研究员陈春先到美国加州的“硅谷”转了一圈。他第一次惊奇地发现，美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总是急于把自己的发明、专有技术和知识变成产品，创造几百亿元产值的新兴工业。相比之下的中关村，人才密度不比旧金山和波士顿地区低，但创造的价值却不值一提。陈春先觉得，中关村还有很大的潜力没有被挖掘出来。
1980年10月23日，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发展技术服务部开办。根据后来学者的考证，陈春先是中科院第一个辞职的研究员，他成了在科技大潮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家公司是中关村第一个民营科技企业，7个年轻人，借债500万，加上一间旧车库——和硅谷学生创业之路如出一辙。
“下海”成为当时的流行词。公司一个个出现在中关村大街上，“两通两海”——京海、科海、信通、四通，是当时最著名的四家，都由中科院研究所的工程师创办。他们当中走得最早的，比柳传志提前了至少12个月，而且走得更加义无反顾。
去这三家公司的人多数属于中专生，还不是技术骨干，但待遇比所里的技术骨干好了很多。计算所的人开始议论纷纷。这时候科学院又明确地下达文件，说要在五年之内把应用型研究所的经费逐渐削减为零，让研究所靠市场的力量去生存。
曾茂朝开始行动了。他召集大伙儿，想办一个公司闯闯看。当时柳传志已经调到科学院的领导干部处工作，听到这个消息，立马回来了。
创业之前的柳传志，对资本、资本家完全没有概念。学工科出身的他，从小就喜欢看书，但他没有看过《资本论》，也从来没想过要进入经济领域，而且银行是干什么的好像他也完全不知道，即使他父亲在银行工作。
40岁那年，柳传志下海了。他在最短的时间内弄清了什么叫经济，什么叫资本。他开玩笑地说，或许是因为他父亲的缘故，与DNA有关。
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先生，育有儿女四人，老大叫传善，后改名传志。柳传志说，中国传统的严父慈母模式，在柳家也不例外。“我母亲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我父亲是个有块云就要下雨的人。我是老大，脾气秉性最像父亲。虽然我和父亲也有不同，但他的某些行事原则确实让我特别受用，比如说像诚信，说了话一定要做到。他是一个说了话一定要算数的人，这潜移默化地在我心中产生影响，就是把信誉看得特别重。”
“现在有人觉得我40岁下海很老了，很多人不知道我父亲是63岁才下海，相比之下，我年轻多了。”柳传志提到了父子二人双双下海的事。
“在研究所工作，是件很不错的差事，但我决意要闯荡了。我不甘心在那儿。父亲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我们父子俩达成了共识。按理说，63岁该退休了，但国家的变化会影响到个人的生活，改革为我们两代人提供了共同的机会。在改革面前，我和父亲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年龄，只有一个想法，好好折腾一番。40岁下海，我还年轻。”
从现在的文献资料可以查到，到1984年10月联想成立之时，中关村已经拥有40家科技企业，而且还拥有了“电子一条街”的名声。然而，在当时的改革浪潮中，这样的称谓并不是中性的，更不是完全褒义的，它有时意味着“骗子一条街”。人们这样描述一些企业，“一些不满于现状且具有冒险精神的书生投身商海，拿着形形色色的计算机零件哄骗顾客”。
20万元翻开传奇故事的第一页（1）
1984年元旦刚过，###突然决定要去南方看看。这一次的南方之行，留给我们的不单单是“珠海经济特区好”这句简单明了的题词，也不单单是自那之后广为流传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更重要的是，在他离开广东后的几个月，###中央作出重大决定，宣布开放14个沿海城市。中国的对外开放由点及面，最终形成了沿海全境开放的格局。
这一年被后人定义为“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日后很多驰骋一时的公司均诞生在1984年。这一年，王石的公司开始了它的原始积累；张瑞敏调入了一家濒邻倒闭的电器厂，海尔正在日渐成形；刚刚创立的健力宝，利用洛杉矶奥运会的机遇一举成功……
这一年的世界历史，也有如此多的精彩。1984年1月24日，###公司推出了划时代的Macintosh计算机，这一天后来被《时代》杂志评价为个人电脑大众化普及的第一日；这一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在无政府补助的情况下，成功商业运作；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参加奥运会，许海峰获得了中国也是本届奥运会的首枚金牌。我们可以联想到的是，24年后，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联想成为奥运会的合作伙伴。
我们的话题重点还是在用20万元人民币翻开的联想传奇故事。
联想，准确说是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成立的具体日期，没有明确的史实资料记录。有人说是1984年10月17日，人到中年的一群员工聚集在一起，召开了联想发展史上著名的“小平房会议”，柳传志是其中最年轻的。官方给出的说法是那一年的11月1日，这一天，所里将组建公司的报告呈送上级，并于这一天获得批准。
公司的筹备过程其实很简单，因为大家已经铁了心，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个适当的时间，选了一个适当的地点，做了一件适当的事。
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里面的话语让当时的老百姓激动不已。“平均主义的泛滥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一浪地走向富裕”。
辞去公职的人越来越多，人们都在期待着以自己的智慧和资金，在这个躁动、纷争、摒弃传统和追寻未来的时代，开创一个崭新的世界。
终于，这阵风刮到了京城西北一隅的中关村。这里当时已经聚集了70所大学和至少200家科研机构，集中了30万大学生和10万科技人员。
从计算所西大门往东走，你会看到一个用砖块堆起来的深灰色的房子。里面被隔成两间，水泥地面，石灰墙壁，朝南有个门，北面有个窗户。外屋有两个长条凳，沿墙一字排开，里屋有两张三屉桌。没有沙发，没有老板椅，更没有电脑，即使是摆设的那些家具，也是别人扔掉的破东西，修理好了以后再搬进来。
这间屋子20平方米，有人回忆说这儿原来是计算所的传达室。全公司11个人，一直郁郁不得志的柳传志被选中担任主管日常经营工作的副经理。上任前，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找柳传志谈话，问他对公司有什么打算，他信誓旦旦地说：“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
20万元翻开传奇故事的第一页（2）
其实，创业之初的联想根本没有多少资金可以利用。国家下拨的科研经费需专款专用，银行也不会贷款给他们。计算所所长曾茂朝咬了咬牙，把这些年来出租所里大型计算机的收入悉数贡献，一共20万。这是全部的家当，是按照1小时1元慢慢累积起来的20万。
在现在来看，似乎20这个数注定了和联想的光辉历史密不可分。20平方米的初始面积，20万元的初始资金，成立20年之际收购IBM全球PC业务……历史的偶然性，用同一个数字让我们诉说着这个民族企业的辉煌。
联想创办之初最大的优势在于，曾茂朝不想束缚属下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同时下放了三项关键性的权力。一是人事权，计算所办的公司算是处级，但是所里不往公司乱派人，公司可以自主决定人事事宜；第二是财务支配，计算所投入20万元，公司年收入交给所里一部分，剩下的由公司自主决定；第三条是经营决策权，计算所对公司业务不予干涉。柳传志说，计算所巴不得不决策，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干，所以就给了这三条政策。
柳传志当时也不明白该怎么干，但这三条他都很满意。多少年后他回想起来的时候，感慨地说，这三条的作用可是大了去了。
1986年、1987年总结什么叫民营企业的时候，中关村总结说符合四个“自”就是民营企业——自由组合、自筹资金、自主决策、自负盈亏。柳传志一一数下来，说：“我们这不就是吗，20万初始投入，后面大量的钱靠自筹。”
民营和国营的区别何在呢？在那个年代，国家计划内的企业和非计划内的完全不同，计划内的企业国家就要给你指标，年年拨钱，但同时也捆着企业，参与企业的决策。民营就什么都不给你，自己负责自己。柳传志决意永远往民营那堆儿里混，他需要一个自由的体制。再后来，公司就自称是股份制企业，然而用柳传志的话就是，“实际上我们这个性质完全是民营”。
曾茂朝对柳传志和王树和说，你们创办公司是“埋伏一支精兵，也许能在关键的时候发挥作用”。柳传志记得，当时这句话让他热血沸腾。
我们仔细去查找公司档案中的种种细节，可以发现，曾茂朝的许多决定都为日后联想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多年后，柳传志总结道，这些决定确保了联想能够充分利用传统制度中的资源来实现新制度的功效，对他而言更是一种巨大的激励和强有力的后盾。即使是后来企业做大了，已经拥有了非常好的治理结构，科学院还是很照顾，始终不把公司当做一般的国企。2008年联想开办的“联想之星”科技创业高级人才培训班，可以视为联想的反哺行动。
这就样，公司办起来了。1985年春天的时候，公司的牌子制好了，在面向科学院南路的大门挂出来，长22米，宽04米，由6厘米厚的木板制作，黑漆底色，金色仿宋体字，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牌子并列。
随后，公司主要负责人的任职后面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