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年代，大寨被树为中国农村的代名词，从大寨村、大寨公社，到大寨县，人们恨不得把全国都建成“大寨”。随着大寨声名日隆，郭凤莲也一步步走上了人生的高点。
1977年8月，郭凤莲当选为###十一大代表，中央候补委员；1978年，当选为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
1978年8月，郭凤莲随中国农业代表团赴美国访问。在20多天的时间里，郭凤莲走过了美国13个州，她默默地对比着中美两国农业的特点。美国人口少，土地面积大，森林面积大，水利灌溉条件好，一户人家经营一个农场，种田几千公顷，农牧俱备。郭凤莲想，要比自然条件，大寨是比不过美国农场的；整个大寨村才几百公顷，人口多，土地少，就算把地种出花来也达不到美国农场的生产条件。大寨能仅仅依靠人均几亩地就实现社会主义吗？那么，大寨要怎样才能实现富裕呢？
现实不能给予郭凤莲答案。就在郭凤莲感到困惑的时候，历史已渐渐对那个年代的逻辑失去了耐心，对富裕生活的向往在人们的心灵中占据了日益重要的地位，一些人走在大寨的前面寻找到了答案，又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即将来临。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1）
1978年12月18日，北京。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场上，在169位中央委员和112位中央候补委员中间，有一位31岁的年轻女性，她默默地坐着，茫然地感受着眼前热烈的气氛和一项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决策。她是山西大寨党支部书记、中央候补委员郭凤莲。
一切变化让她目不暇接。一直以来作为中国农村典范的大寨，在这次会议中却难觅踪影。郭凤莲感到有些意外，她还没有意识到，眼前这一切将被后人视为人类历史上少有的转折点之一。这是中国新的起点，也是大寨16年辉煌的结束，她和大寨由此将开始艰难的蜕变。
此时她并不知道，其实在此之前，变化已开始酝酿。当辛勤的劳动并不能让人们收获富裕，甚至不能让人吃饱饭的时候，一些朴素的道理重新回到人们心中。
1978年，安徽大旱，全省绝大多数江河断流，土地龟裂，受灾农田6 000多万亩，粮食减产。
在省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心急如焚地说：“我们不能眼看农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体耕种，充分发挥各自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度过灾荒。”
1978年9月15日，肥西县山南镇黄花村在区委书记汤茂林的主持下，悄悄召开会议，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在1979年多打点粮食度过饥荒。他们让群众种“保命麦”，每人借三分，谁种谁收。对外称联工分不联产，对内则说明是包产到户、责任制。当夜分田到户。第二天天还没亮，根本不用吹哨，人们就下地播种，荒芜的土地出现了很多年没见过的热火朝天的景象。
同属山南镇的小井庄听到消息后，在全村的支持下，干脆把地分了，先干一年再说。龟裂的土地硬得连牛都犁不动，小井庄人就用锄头一点一点地锄开。一周时间，全村就种下了70亩小麦和30亩油菜。不几天，老天真的下大雨了，庄稼长得格外好。人们把“分地”和大自然的雨都称为“及时雨”。
不过这场“及时雨”，却惹得波涛汹涌。在山南镇的街道和小井庄的墙上，一时间都贴满了大字报：“筑防风墙，修拦水坝，坚决抵制肥西单干风。”一封状告汤茂林的信送到了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手上：《汤茂林领导10万人到何处去？》
当人们还在争论不休时，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已签订了“秘密协议”，按下了18个鲜红的手印，搞起了大包干。由此开始，中国农民选择了与大寨全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1979年2月6日，安徽省委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万里提议将山南公社作为试点，年底总结，好就干下去，不好就收。他还说：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用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
消息一宣布，整个肥西县甚至其他各市县都动了起来。
当时，群众这样概括“包干到户”：
“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并且编了首顺口溜：“大包干，就是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仓库。”
然而，随着这种做法的影响扩大，争论在更大范围内出现了。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提出包产到户是倒退，会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给生产造成危害。编者按要求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到户的地方，必须坚决纠正错误。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2）
与此同时，有的地方甚至刷出大幅标语，“坚决反对安徽分田单干”。已经包产到户的农民，顿时忐忑不安，不知何去何从。
5月21日，小井庄会计李祖忠正在地里干活，突然通知有领导来家了。李祖忠心里七上八下的，扛着锄头边走边想，分田单干怕是闯大祸了！到家门口，看见站着4名公安，李祖忠吓坏了，进屋一句话也不敢说，直看着屋里坐着的一位白发老人。没想到老人第一句话是，“分田单干是好事，你们走了第一步”。后来才知道这位老人就是万里。
安徽的农村改革，在###中央高层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从一开始就予以极大的关注，他主张不争论，也不强制，让人们对农村改革有一个“看”的过程。同时，###用行动默默地表示鼓励。
###对当时四川省委负责人说：“在农村政策方面，你们的思想要解放一些，万里在安徽搞了个《六条》，你们可以参考。”
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四川省委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时称“四川十二条”。这个规定强调要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规定特别肯定了四川不少地方已经实行的“定额到组，评工到人”的办法，四川省成为全国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又一个发源地。
1979年6月15日，正值麦收时节，万里来到凤阳，得知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后粮食产量由3万多斤一下子提高到了12万斤。面对心存顾虑的县委领导，万里坚定地说：“就让它干嘛，不就一个生产队吗？翻不了天。”
到1979年底，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在全国尽管还只是个别地方试行，比重仅占9％，但各地纷纷仿效，数量迅速增加。
到1980年春，肥西全县97％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粮食产量大增，比上年增产136％，向国家贡献的粮食是上年的3倍。
“大包干”，砸碎了“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也吹响了破除人民公社的号角。中国的改革正是从这里率先取得突破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包干”使农民与集体的关系，由过去的行政指挥关系变成了以承包合同为内容的经济关系，农户成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成为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微观主体。农业、农村经济这种微观层次或微观基础的变化，使人民公社成了一个空壳。
1979年，四川广汉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的牌子被小心翼翼地摘下来，代之而起的是向阳乡人民政府。耐人寻味的是，与50年代人民公社成立时的喧闹不同，它的消失悄无声息。没有广播，没有登报，四川省广汉县的向阳公社成为全国第一个重建的乡政府。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劲风让大多数中国人欢欣鼓舞，却把郭凤莲吹得有些迷惘。回到大寨后，她还是像过去一样，一边组织社员们学习文件，一边利用冬季农闲和大家一起修地垒坝。慢慢地她知道了小岗村所发生的一切，但是她还不想改变大寨的方向。
郭凤莲的内心并不平静，因为质疑大寨的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多。大力支持小岗村包产到户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明确宣布：安徽决不再组织参观大寨。多年之后，他回忆道：“如果不反掉学大寨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就不可能提出和坚持以生产为中心，这实际是最初也是最重要的拨乱反正。”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3）
这让刚过而立之年的郭凤莲感到猝不及防，她似乎已经感觉到，大寨执掌了16年的中国农村建设大旗将从自己手中悄然滑落。
1980年11月，###中央83号文件转发了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文件指出：历史已经证明，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
郭凤莲当时思想上有点接受不了，尤其是在参加各级会议的场合，当人们用复杂的眼神看着她的时候，郭凤莲如芒刺在背，着实难受。
1980年9月，郭凤莲收到了一份意外的通知。这份来自昔阳县组织部的通知说：即日起你调离大寨村，工资定为行政24级，工龄从今天算起。郭凤莲默默地离开了为之奋斗了近17年的大寨。
那天，郭凤莲向宋立英告别时，忍不住哭了，哭完后说：“还是走了，服从党的调动。”
同月，在北京，陈永贵向第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提出“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请求”，得到批准。1983年春，他写报告给###中央，请求到基层工作，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
小岗村农民1978年冬天的冒险，在一年多后，变成了近1/3中国农民的选择；又过了7个月，这个数字变成了4/5多。1982年的第一天，###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1984年，99％的农民选择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的农村焕发出重生般的活力。
大寨的道路成了过去时。
然而，郭凤莲和大寨的转身却显得格外艰难，对于包产到户，大寨人确实在很长时间都想不通，接受不了。宋立英和一些群众说，辛辛苦苦30年，一夜又回到解放前。
郭凤莲被调离后第二年，大寨才开始试行生产责任制，但是由于宋立英等党员群众的反对，1982年又走了回头路。大寨成了“老大难”。
1983年，昔阳县委专门成立了一个土地承包工作组进驻大寨，一待就是整整40天。当时担任党支部书记的贾长锁最后对所有村民说，“别再让领导为难了，土地按好坏搭配，以抓阄的形式下放，男劳力每人5亩，女劳力每人1亩8分，集体的果园、牲畜、水利设施等等改成集体承包”。大寨包产到户，比其他地方整整晚了两年，贾长锁完成了承包的组织工作后就卸任了。
此时，大寨没有了排成长队来参观学习的人群，只有寂寞的风吹过曾经火热的虎头山和梯田。“郭凤莲”这个名字，也从人们的视野中长久地消失了。
剪报是郭凤莲在那段沉寂的岁月里养成的习惯，她将与大寨有关的报道都剪贴了起来，细细地思量着、揣摩着。当时的郭凤莲是痛苦的，又是幸福的。幸福是因为她收获了家庭的温暖，以往聚少离多的丈夫和孩子们给了她最大的精神安慰。
26年后，郭凤莲感慨地说：“在困难之中才显真情，我感到了家里头的温暖，我丈夫和孩子们对我的这种爱护、体谅、理解比在60年代跟70年代还强烈！就是感到很不容易地走过来，现在又在政治上受了这么大的波折，他们非常同情我。我感到我们真正的感情产生在80年代。”
郭凤莲享受着以前没时间享受的天伦之乐，但这并不能抵消她思想上百思不得其解的痛苦，她不明白大寨的问题出在哪里。
那时候，她特别喜欢一本小说——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托尔斯泰用男女主人公在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沉沦与复活，鞭笞了贵族阶层的传统观点，用农民的眼光重新审视社会现象。《复活》伴随着郭凤莲度过了将近两年等待分配的时光，也是两年思考的时光。我们很难猜测这部著作给郭凤莲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也许开始尝试用一种新的目光和逻辑去审视走过的路，这本身就是一种重生。郭凤莲已经意识到：无论是自己，还是大寨，都需要复活，需要重生。
她曾经说：“人生的道路很难，坎坷太多，也知道了怎么坚持，怎么鼓起勇气坚持。正确的东西应该坚持，什么时候也不要把它否定了。”
在那时候，有一个消息曾让她泪流满面。1985年，陈永贵患肺癌住院。半年之后，病情恶化，他立下遗嘱：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火化，骨灰运回大寨，撒在大寨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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