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此同时，美国官员在华盛顿研究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提出的建议正是共产党最担心发生的事实。前参议员D·沃斯·克拉克受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委派，到中国调查情况。他马不停蹄地走了许多地方，同各个级别的中国人交谈，回国后递交了一份报告，其主要内容是：立刻向中国提供广泛的直接军事援助，派遣军事顾问，提供经济援助以维持军队开支和稳定货币，还要派人严格监督美国下拨的资金和物资援助是如何使用的。克拉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点点滴滴的援助将不能挽救中国坠入共产主义的深渊。对于中国问题，我们要么全力以赴，要么什么都别做。 要么钓到一条大鱼，要么就干脆收起鱼饵。”
共产党人正在像火山熔岩一样四处蔓延。沈阳及整个满洲都已经丢掉了——和它们一起丢掉的还有中国60％最好的部队。在广阔的南京至苏州的铁锈红色的平原上，在中国中部的最后一支政府军正遭遇一支以前曾击败过他们的敌人。美国军事专家说，南京也只剩下“十天到三周”的时间就可能不保。
在大城市，蒋介石总司令的威望已一落千丈，跌到扬子江水面以下了。一位在上海的美国旅行者在写回国内的信中这样写道：“他的名字在所有的阶级中都是一文不值——他们对他的感觉就像美国人在1933年对赫尔伯特·胡佛的感觉一样。美国使馆在以最快的速度撤回自己的侨民。而美国自己的新闻标题也醒目地报道了糟糕透顶的消息。在头版上是中国——连同该对它怎么办；尽管美国对在中国战争中下多大本钱仍然未有完整的想法，但现在，在堪萨斯城可以听见亚洲的榴弹炮声了。
虽然面临灾难重重，蒋介石外表看起来依然轻松。他出入于他私人的地图室，通过长途电话向他的野战指挥官们发布命令。1948年11月底的一天，他驱车来到国家会议大厦，20分钟后他笑容满面地出来了。他成功地说服了孙科出任新的战时最高内阁的总理。在被问及政府是否计划撤离南京时，蒋说没有考虑过这样的计划。他要求中国人牢记孙逸仙的临终遗言：“你永远不要向敌人屈服。”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周末，总司令的信心发挥了作用——至少是在短时间内。“十天到三周”临近了，共产党没有攻克南京，而且他们还处在对苏州的前沿进攻的短暂休整之中，他们目前正在重新部署，明显想从南面进行合拢包围。
蒋介石曾经预言他会成功。这次他还能行吗？他派蒋夫人到美国，呼吁美国全力以赴援蒋。假如总司令能够将他的国家暂时凝聚在一起，假如蒋夫人能够改变美国的政策，那将会是一个双重奇迹。假如这个双重奇迹不会发生，那么一个时代无疑将宣告结束。
对中国来说，这个时代是一个狂热的表面上取得进步的时代。“西方化”带来了铅工业，带来了立法政府和大众教育；也带来了机关枪、基督教还有卡尔·马克思。蒋介石一直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这个时代的故事就是他的故事。
1943年开罗会议时，弗兰克林·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向蒋承诺，打倒日本之后，将恢复半个世纪以来在与日本人的抗争中丧失的全部中国领土，中国正式成为“五大国”之一。当战争结束时，中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并转向重建工作。蒋所计划重建中国的先锋就是满洲，连同它的煤、铁和工厂一起。在最后一刻，它从蒋的手中滑走了。
在雅尔塔协议中，美国向约瑟夫·斯大林做出妥协的部分代价就是支持俄国在满洲享有“特殊地位”的要求：控制南满铁路、大连和旅顺港。在几个月后被告知这场交易后，蒋不情愿地接受了。更有甚者，在广岛原子弹爆炸三天之后，俄国人出兵满洲，解除了日本人的武装，然后把这些武器交给了中国的共产党人。蒋对此并不惊讶。即使当他与共产党共同对日作战时，蒋经常说：“日本人只是外伤，而共产党却是癌症。“
“援助中国”的意识形态因素（1）
华盛顿对中国的前景做出了如下几个论断：
1） 蒋介石可能会被共产党击败，主要是因为有太多的对他的援助被“贪污”了。
2） 在他走入穷途末路之时，不要对他做什么特别的努力来帮助他，美国也不要压服他下野并为其他人让路。
3） 在由共产党绝对控制之下的一个由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可能会成立。有些认可此事的华盛顿的顾问们仍然认为美国应对联合政府进行援助，以期壮大非共产党的力量。但这项工作如何实现还不清楚。
4） 华盛顿还没有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下一步是什么？它还没有防止“中国悲剧”在亚洲其他地方重演的计划。它还没有对一旦共产党全面掌权，“解放中国”的艰苦性做出估计。
英、法两国的领导人抱着同样的希望，即美国“无效之后不要再把有效的钱投给”中国。荷兰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冯·荣仁先生希望不再做拯救中国的另外的努力。稍后，他表示了假如中国走向共产主义，那么其他亚洲国家也会早晚跟随其后的担心。他说：“在印度尼西亚，这种反弹将会是灾难性的。”
假如中国的陷落意味着一个共产主义的远东（正如欧洲的政治家们设想的最终的结局），那么马歇尔计划的美元对欧洲也没多大的帮助。比如荷兰，直到它恢复了以前与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贸易，马歇尔计划所做的一切才能帮助它克服难关。一个共产主义的印度尼西亚将会关闭这种可能性。目前在马来亚，英国正在与共产主义进行一场不顾一切、但有胜算的战斗。在他们的支持者当中，马来亚有近百万在中国出生的华侨，他们目前是###产主义的。假如中国走向红色，那些中国人会趋向于转变；共产主义可能会接着关上马来亚的大门，它目前的贸易美元是每年2亿美元。
克里姆林宫的大战略是建立在假如亚洲走向红色，欧洲就不可能复苏的基础之上。欧洲明显没有理解到这一点，那些大讲欧洲是比亚洲“好的投资地”的华盛顿领袖们也没有理解到这一点。那是同样的投资。
西方对亚洲共产党力量低估的悲剧不是在蒋介石或乔治·马歇尔的错误中发现的。它并不仅仅是对某个个人或某个派别的责备。整整一代西方外交官、军人、新闻工作者、学者、传教士和商人都对亚洲出现的西方化和进步击掌相庆，但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些事实同时具有毁灭性与建设性的双重效应。
对这场亚太危机最好的重新评估可能是最近发布的一个100页的小册子，它带有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第五附属小组的标记（由国会议员弗朗西斯·P·博尔顿领导），美国人可以指望他们的国会拥有几乎所有的东西。这个文件以解析般的精确和道德激情写出的，它解释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可以作为一个类别，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在西方进步主流之外的任何工业落后国家重演。博尔顿的报告说：
“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长期停滞不前，直到19世纪才出现工业能源的运用、生产与组织，大约比充满活力的复兴时期的欧洲晚了400年……中国不得不用15世纪的政治来面对19世纪的进步。即使在欧洲，进步所产生的力量也如那些伟大的宗教战争和法兰西革命一样具有爆炸性……
“在中世纪的欧洲，在现代国家和现代政治出现之前，法律是以古老的习俗为依据的……作为根据新的情况制定新的法律的立法机构，政府是未知的，法律在制定之前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样，法律是会在将来不断变化的法律。从习俗运行作为法律到由立法机构来制定法律，意味着从思想、原则、传统的统治向指挥的权威、组织的权威和我们所称之官僚机构的权威的巨大转变。这是所有事物在本质上的变化，它将社会凝聚在一起，并将一个人类群体演进成我们所称之为的国家或民族国家……
“援助中国”的意识形态因素（2）
“中世纪的西方人同意或赞成已知与不间断的法律的实质。现代西方人却永远不会完全了解他将来的法律，因为它始终处于被缔造之中。同意与赞成不是赋予了实质，而是赋予了有权缔造法律的权威。为了建立民主，不仅必须自由挑选代表，而且还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给代表行使职权的立法机构。在由习俗统治的国家播种民主，要求同时执行两个伟大的任务，而这两个任务在西方是先后执行的……
“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社会仍然保留着这样一种状态，思想在每个人的意志里面起到较大的作用，而在有组织的政府中却起到较小的作用。这对共产主义是非常有利的条件，靠精心阐述与雄心勃勃的理论学说，共产主义准备以新学说代替老学说……
“在西方，我们对自己不用指南就可以向前、用研究来找出某一个问题的解决办法的能力持有某种信心，因为我们几个世纪以来都是这么做的。那不是一种轻易能够传承的信心；它也没有像马克思主义一样包装起来。”
贪污被当作为什么美国不能“援助中国”对付共产党的理由，解释给许多中国的领导人听。针对博尔顿报告给定的背景，贪污具有不同的一面。它不只是旧中国的一个陋习，也不是一个坏运气。它是在占世界3/4的工业落后国家中，美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正常现象。这3/4的工业落后国家，正如英国和其他国家得出的一样，不能置于西方思想的监护之下。它将融入到民族主义、工业主义和进步潮流中。当它走到那一步的时候，它就会在那里挣扎而踌躇不前。
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了成效。它几乎适用于所有14亿目前既没有彻底民主化也没有彻底公有化的人。假如它在中国没有被打败，那么也就没有理由奢望它在世界3/4的其他任何地方会被打败，共产主义与西方之间的斗争都有赖于这些地方的支持。
按照杜鲁门主义，美国承担了在世界范围内与共产主义做斗争的责任。在相对容易取胜的欧洲战场，它正在缓慢地，但并不确定地赢得胜利。在更大范围的战场上，它正在输掉这场战争。
美国仅是依靠少数几个工业发达国家所组成的防御，它是今天的防御，但不属于明天。在10年之内，共产主义可能会在现今落后的大部分国家实现工业化，有可能使世界丧失斗志，并转而对付我们。
我们在中国的目标并不完全是那种对我们朋友的援助。它是为了挽救我们自己，击退共产主义。
在亚洲，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正在上演。陷入困境的国民党继续向西方盟友伸手要求援助。1948年12月初，宋美龄在南京登上一架美国海军的飞机，启程前往华盛顿来请求援助。
政府官员对蒋夫人访美并不热心。1943年，当时美国把主要精力放在赢得西部战场胜利上，她曾来美国要求给予东部战场同样的援助。她深深地打动了国会，她的坚毅给各级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是她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主席乔治·马歇尔拒绝改变盟军的战略。现在任国务卿的马歇尔冷静默然地等待着这位世界上最有魅力的求援者，她是来为国民党政府的生存而奔走的。
美国向蒋介石表示“更多的同情”。杜鲁门总统把国务卿马歇尔叫到办公室，用25分钟时间，讨论了紧急援蒋的可能性。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也来到白宫请求提供紧急援助。走向杜鲁门的办公室后，顾维钧说杜鲁门总统给他以鼓舞，他说，按照东方观念，“他是极负同情心之人。”
国民党大势已去（1）
到了1949年，蒋介石几乎都要再次提出辞职和与共产党和谈的请求。但当西北军司令陈企群（音译）提议进行再一次和谈努力时，蒋介石却怎么又拒绝了呢？当蒋介石正在南京组织防御时，强硬的白崇禧却发电报要他靠边站。即使蒋的结拜兄弟，前总理陈诚也敦促他“退居归隐”，让另外一个共产党不那么反对的人去提出和平的建议。副总统李宗仁已经呼吁停火，立即进行和谈。
不久之后传来了共产党广播的“战犯名单”——包括了整个国民党的领导层。委员长大发雷霆：“毕竟我也为中国做过贡献，他们竟然把我称作战犯！我们怎么能和这样的人谈判？”尽管李副总统的名字也在共产党的黑名单上，但他对中国现在所处的危机没有夹杂那么多的个人感情。可是，其他国民党的领导人却站在蒋一边。《大公报》指责“那些主张和谈的政客为斯大林的传话筒”，将“有关和平的传言”说成是“意在破坏国民政府的糖衣毒药”。
激烈的辩论持续了5天。政府官员和将领纷纷从内地涌入以加入。在新年前夕，大约30名领导人聚集在蒋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