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中国将来威胁到西方民主国家，那么他们还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来对付她呢？”
“但现代中国是建立在三民主义基础上的。这个国家的传统是与邻邦友好相处，并且一直是个爱好和平的民族。英美的这种恐惧当然是没有理由的。然而，我们应该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民主方向，以得到我们的朋友和盟国的信任与支持，并消除他们的疑虑。”
“如果中国不加紧实现民主化，工业化就无法实现。不实现工业化，就无法完成国家重建。不完成国家重建，革命就是失败的。革命失败就意味着国民党的历史使命没有完成。”
“完成这一使命的责任必须由我们来承担。今天，共产党在与我们对抗。如果我们不前进，他们就会……”
“我再次提醒你们，我们的党是在革命中诞生的。我们的党是左派的……在过去10年里我们曾领导国民革命，打击右派敌人。总而言之，我们要坚持并发展左派的政治思想，这样才能实现国民革命的目标。”
微妙的中美关系
丘吉尔与罗斯福在魁北克关于下一步如何打击日军的讨论内容仍是军事机密。然而，盟军在广西省遭受的军事灾难会迫使中国产生某些变化，并由此使形势好转。
1944年9月，日军没有直接入侵桂林，他们只是从南面包围了桂林。但这与直接入侵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距离把美国空军第14飞行队从中国东南部赶出去的目标只有一步之遥了。第14飞行队在粤汉铁路以东仍有４个简易机场，不过它们是注定要被摧毁的。不久，将只有陈纳德将军率领的最大型的飞机才能够飞抵中国南海。在那里，仅他率领的Ｂ…24轰炸机就击沉了74；600吨日军的运输物资。由他率领的空军支援尼米兹上将计划靠近中国沿海的希望已经十分渺茫。
随着战场形势的恶化，中国军队的士气在低落。日军今年发动了一系列攻势：先是在黄河流域，后来从长沙向南打到桂林。中国军队的节节败退因为：
（1）给养不足的中国军队必须依靠农民，但他们经常进行掠夺，以致失去了本国人民的信任。
（2）由于薪水不足度日所需，所以军官的士气同样低落。他们经常在申领军饷的花名册上登记一些假名字；并出卖多余的军用物资，以应付日常开支。
（3）有几支中国军队今年被自己的民众解除了武装。还有多起事件，军官利用中国军队仅有的几辆军用卡车抢运个人家产，被解除了职务。（长沙陷落后，有四名高级军官因此被枪毙。）
但唯一的一线希望是中国人民的凝聚力将使他们重新振作起来。
蒋介石开始实施改革征兵制度。他最能干的将军之一陈诚正在改组军队，撤消三分之一现有的只在理论上存在的师级建制单位。这样，中国军队各部队就全部实现了满编。同时，中国的盟国也在采取措施修改一些基本条件，使中国的改革更有必要。
美国陆军航空运输司令部通过“驼峰航线”，越过喜马拉雅山把越来越多的物资运到中国。现在的运量是每月25；000吨，而过去通过滇缅公路运输的时候运量只有现在的一半。美国第14和第20飞行队所需的大量汽油都是他们自己运输的。在航空运输司令部运送的物资中，有25…40％是在史迪威将军的亲自监督下分配给中国陆军的，其中包括75…100毫米火炮、卡车、吉普车、轻武器和弹药。
约瑟夫·史迪威将军是一位坚韧不拨、饱经风霜的军人。战争实践让他认识到，自己40年前在西点军校教科书上学到的教导是正确的，即战争需要的不仅是战场上的厮杀。1944年10月底，史迪威将军奉命回国。
在史迪威将军被提升为美国陆军第6位四星将军后仅3个月，白宫发表了一份无力而言辞谨慎的声明。声明没有解释为什么悄悄地解除了史迪威的一系列显赫的职务——蒋委员长的参谋长、驻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海军上将的助理、中缅印战区的美军司令。
从重庆传来关于史迪威的一些其他消息。有报道说，他曾为中国军队制定过新的训练计划。也有报道说当缅甸—雷多公路修好后，将有更多的物资通过这里运往中国。在这些传言背后是中国复杂的政治形势，包括中国与英国在东南亚的利益冲突，以及国内外共产党势力形成的压力。那些了解史迪威的陆军官兵回忆说：“他所完成的工作需要具有超过艾森豪威尔的外交才能的人方能完成。”
1944年9月，当中国军事形势处于5年来最严峻的时刻，史迪威回到了重庆，会见他的上司蒋委员长。与他同行的是另外一名美国军人、白宫高级外交事务代表赫尔利少将。赫尔利此行是要与蒋委员长会晤并为亚洲司令部寻求一套新的解决方案。他对会谈充满了希望。
正处于微妙的外交形势中，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蒋委员长收到了一份类似最后通牒的报告，要求他同意授予史迪威将军全权指挥中国军队。对于一个经历了7年战火的国家元首，无论有什么样的正当理由，这样的要求都是不可接受的。
蒋介石与史迪威现在只有分道扬镳，这个结局是无法避免的。
同样在中国，还有一位民族英雄，他就是深得蒋委员长信赖的陈纳德少将。他率领着一支规模小但战斗力很强的空军部队。另外还有数千名的美国技术人员工作在中国。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将继续下去，但会有所改变。上周，中国的记者没有对这种改变做出报道。周末，美联社收到这样一条消息：
“重庆，10月29日。史迪威将军已正式离开蒋介石。”
“编辑：美国新闻检查删去388字，中国新闻检查删去104字，只留下上面一句话。”
史迪威将军卸任后，中缅印战区分解了。中国战区由具有学者风范、现年48岁的魏德迈少将负责。魏德迈自1943年10月以来，一直担任蒙巴顿海军上将的副参谋长。他是一名西点军校毕业生，在德国军事学院学习两年（1936…1938年），担任过马歇尔将军的作战参谋。他将担任蒋委员长的新任参谋长。
史迪威的新职务没有宣布。陆军部说：“他将担任一个新的重要职务，但目前保密。”
弗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宣布驻中国的大使克拉伦斯·高斯辞职与召回史迪威没有任何关系。
在重庆，蒋介石的连襟、外交部长宋子文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召回史迪威将军纯系个人性格问题……”
延安整风，重庆重组
《解放日报》上的一组题为《野百合花》的四篇文章披露了延安的一些新特征。文章作者叫王实味，是一位具有16年党龄的中###员，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学者。最近流传到国外的这四篇文章是为共产党的一场自我批评——整风运动而写的，这场整风运动由中国共产党政府的领袖毛泽东发起。
作者在解题时说，写这组文章的主旨之一，是因为野百合花“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其用意是善意地对革命阵营内部种种不良的现象予以批评。
这些文章发表后不久，王实味即被赶出抗日作协，罪名是动摇党的领导。
在共同抗日的第一年（1937…1938年），延安与重庆不安地实现了停火和平。但是在过去6年里，华北实际上爆发了一场没有公开的内战。在内战中，共产党取得了显著的胜利。这不仅因为共产党的积极政策，也由于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没有把全部力量用来对付共产党。共产党现在领导着8；000万人口，包括河北、山东、江苏、安徽和浙江等地。他们赶走日寇和国民党的军队和政府后，进入这些地区。
重庆的军事情报称已经获得了许多中共高层发给其军事和政治工作人员的指令。其中一条指令是延安准备获取对由重庆政府控制的江苏北部的政权。
正如史迪威将军及其他人报怨的那样，蒋介石确实调动军队对延安实施了封锁。但实施封锁总比公开打内战要好。延安也是作战前线，如果蒋介石放松封锁，或许整个中国最终落入民主力量手中。
蒋委员长开始采取措施加强政府。
军政部长由年轻（44岁）且工作一丝不苟的陈诚将军担任。他是中国号称最有才干、最忠诚的军人之一。就是这位陈将军，去年击退了日军对重庆的第一次进攻。同样是他，帮助组建了目前正在缅甸北部作战的中国远征军。
陈诚作为蒋委员长的得力干将，多次参加过清剿军阀和共产党的战役。然而，在所有国民党将领中，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对共产党心存感激的。作为一个对民主政治信念坚信不移的现实主义者，他与周恩来很投缘。周恩来是延安派出的中共代表，于上周返回重庆。
财政部长由温和能干的俞鸿钧担任。他现年48岁，以前担任过上海市市长和重庆政府的财政部副部长。他为自己取了个英文名字，以表达对美国的认同。
陈诚将军接替的是何应钦将军的职务。何应钦现年55岁，1930年以来一直担任此职。俞鸿钧接替的是孔祥熙的职务。孔祥熙现年63岁，是蒋委员长的连襟，目前正在美国。何应钦和孔祥熙曾经支撑着中国度过了最艰难的战争岁月。现在，驾驶中国这条船渡过激流险滩的重任就落在了两位继任者的身上。但是，孔祥熙仍然担任行政院的副院长，而何应钦则保留了陆军参谋长的职位。
蒋委员长对其他6个政府部门也进行了调整：朱家骅接替国民党要人陈立夫，担任###长。陈立夫改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王世杰博士接替梁寒操担任宣传部长。梁寒操改任海外部部长。行政院秘书长张厉生接替周钟岳，担任内政部长。周钟岳改任考试院副院长。
只有幻想主义者和政治婴儿，才会指望蒋委员长的政府改组能够立刻改变中国人所面对战争的进程，并消除重庆政府和蒋介石本人所遭受批评的根源。但就在连他的朋友都对改组的作用发生怀疑的时候，蒋介石表现出了新的决心。
像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一贯表现的那样，中国始终在努力自救。但仅凭政府重组是赶不走日寇的。中国最需要的是盟国的援助——枪炮、坦克和飞机。
几乎与政府改组同时，蒋委员长对中国的战时生产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新成立了一个由翁文灏领导的中美联合生产委员会，负责协调所有与战时生产有关的单位。美国派来了由以前的战时生产大王唐纳德·纳尔逊率领的经济代表团，给翁文灏提供帮助。
美国专家的精力主要集中在使中国的高炉生产出更多的钢铁。中国无法生产的合金钢材及其他关键材料仍然通过喜马拉雅山的“驼峰” 航线空运过来。美国也将增加液体燃料生产，以备美国卡车重新驶上滇缅公路之需。
改革的冲击波落在了翁文灏的肩上。他面临着许多困难：（1）寻求交通工具，把原材料运往工厂，把成品运往前线；（2）防止通货膨胀对战时生产的影响。
一个美国人眼中的国共相争
1944年10月，蒙大拿州的国会众议员迈克尔·曼斯菲尔德突然收到一份白宫召见的请柬。罗斯福总统对他说：“迈克，我要你代表我出使一次中国。”
23年前，迈克尔作为一名海军陆战队员在北京和天津服役过两年时间。从那以后，他再没到过中国。但作为蒙大拿州立大学远东历史教授和众议院外事委员会成员，他一直是中国的坚定的朋友。他带着一长串准备好的官方问题，踏上总统赋予的奔赴中国的使命。
1945年1月，迈克尔·曼斯菲尔德返回华盛顿，交给国会一份长达7；000字的报告，陈述他中国之行的所见所闻。他写道：“中国的情况的确很糟糕。……中国士兵死于营养不良……中国的房屋，房顶漏水，地基不稳，能否修复是个问题。”
当迈克尔·曼斯菲尔德离开中国时，他认为中国的最大问题是援助的物资运输问题。他此行实地调查后改变了看法。他沿着未完工的雷多—缅甸公路视察，一路上看下来，了解到通过“驼峰航线”每月空运量（1945年11月份）可达34；929吨；公路即将完工，等公路完工后，运输量可大幅度增加。在重庆和其他地方，他与美军将领和中国领导人会谈。随着他的所见所闻的丰富，他越发感到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是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分裂。延安中共领导着9；000万人口。曼斯菲尔德说：
“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是国内的国共两党分裂问题。国民党越来越不得民心，普通民众怕国民党兵，怕国民党的收税官。农民造反、省级政府官员的批评、学生抵制被征兵抓壮丁，这些都是有力的证据。……蒋总司令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共产党，他认为共产党过于强大，如果不加以限制，总有一天可能取代国民党……”
“共产党自行制定法律，自行收税，自行发行贷币。共产党与其说是革命者，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