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拍照的叶挺将军率领的新四军在扬子江中游流域对日作战中发展成为一支有实力的部队。与此同时，中国实际上自治的共产党政府一直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求允许其精悍的八路军从贫瘠的西北省区向富饶的扬子江流域移动。蒋介石担心新四军和八路军成为其麾下两匹特洛伊木马，命令叶将军把部队向北开到扬子江流域以外。然而新四军却向南挺进，在江的南岸遭遇了蒋的中央军，中央军的士兵奉命向叶挺将军的部队开了火。
随后的9天时间里，中国人与中国人打起仗来。后来叶挺将军受伤被俘。蒋委员长将他送上了军事法庭，并解散了新四军。共产党驻蒋政府的代表周恩来愤怒地对此表示了抗议。远在延安的共产党对此表达了足够多的遗憾与愤怒。
重庆是一座山城，位于嘉陵江和扬子江的交界处。
寂静城市地下是世界上最大的防空洞（估计可容纳3万人），在暗淡的光线中等待轰炸过去后，几百名中国人死亡了——他们不是死于轰炸，而是死于窒息，在狂乱之中，人们疯狂地相互撕扯，想挤出去呼吸新鲜空气。
重庆是世界上唯一一座有大量防空洞的城市。它的防空洞体系被认为绝对安全，可以保护它的40万市民，市政府修建防空洞时曾经赢得人们无容置疑的信任。
当时中华民国没有国歌，然而中国人倒是选择了一支西方舞曲的调子——《雅克兄弟》，并将它重新填词，唱出了“打倒军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压迫”等内容。这是千百年来的第一次，中国的广大民众同声高歌。他们所唱的慷慨激昂的爱国歌曲与西方的同类合唱很相似。孙逸仙博士在1911年建立了中华民国，激发起爱国热情，但没有产生大众音乐。
把中国人组织起来合唱的人现在正在美国，他是一位瘦脸的基督教青年会会员，名字叫刘良模。他目前在宾西法尼亚大学和克罗泽神学院学习。他曾在上海大学当篮球队的拉拉队队长，那段经历使他确信群众合唱有鼓舞士气的作用。1935年，时任基督教青年会秘书的刘先生组织了一个由60名穷人组成的合唱团，教他们唱《救，救，救中国》，曲调来自另一首舞曲《划，划，划你的船》。基督教青年会派刘先生走遍中国，最后中国政府采纳了他的计划。“让我最激动的时刻是，”他说，“指挥1万名士兵合唱爱国歌曲。”
今天，中国人唱歌不仅仅是为了娱乐，还有许多目的——为了扫盲、为了改善卫生。士兵们学唱操练口令和军队条例，学会唱了，他们再去认识那些字。其他广为传唱的歌曲有《你必须帮助士兵》、《苍蝇传播细菌》等等。
西方的节奏和旋律如今好像不再令中国人吃惊了。他们最喜欢唱的一支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它的节奏短促，曲调充满活力。不久前，一群已经飘泊了上万里路的逃难儿童为蒋介石夫人演唱了这首歌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我们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进！
中国需要盟国帮助
华盛顿特区马萨诸塞大街2374号是一栋不起眼的砖房，里面有大量有用的军事信息，但是美国军人对此鲜有耳闻。屋内四壁挂着军用地图，详细标示日军在中国和整个东南亚的部署。屋里椅子上坐着的几个人，他们脑子里塞满了有关日本陆军的信息：日军怎样行动、怎样作战等等。
这里的人了解许许多多有用的信息，但是美国陆军并未从中受益，原因很简单，他们到这里的6个星期以来，没有一位美国陆军高级军官主动挂个电话，或者来敲敲他们的房门。
这栋房子里住的是中国军事代表团，蒋介石委员长派他们来帮助美国计划和组织在远东的战役。代表团团长是思维敏捷、久经沙场的熊式辉将军，成员之一是蒋委员长的外甥陈彼得。他们中有些人会讲日语，也和日本人打过仗。大多数在过去的5年里都和日本人成为战场上的老相识了。
他们于4月13日到达后已递交了介绍信函，给有关当局送去了名片，并租下房子。美方毫无反应。两星期后，熊将军向报界发表了一份声明，他非常明确地指出盟国也许赢不了战争，“除非对所有的战区有一个统一的战略。”没有人理睬。
是时候了。美国陆军不能无视中国的危局。日本人已经发起一轮新的攻势要摧毁中国。比起过去5年里的其他攻势，这一次日本人成功的机会要大得多——不仅因为缅甸的陷落，还因为自1941年12月7日以来远东的所有灾难。
日本人开始惴惴不安，担心盟国会把中国作为基地，对日本以及台湾、海南、印度###和其他日本前沿基地进行大规模轰炸。特别是山东半岛，它像一只愤怒的拳头举向日本，还有浙江省的大部分沿海地区，从那里四马达飞机可以到达日本本土的大半地区。
山东1938年年中就被日本占领，浙江则是另一回事。浙江从未被征服。这里是蒋委员长的家乡，也一直是冲破日军封锁，进行高度有组织的偷运贸易的中心。
日本人于1941年5月下旬投入了6个能征善战的机械化师，以及至少200架飞机。兵分几路向铁路和货运集散中心金华开进。陆军挺进的同时，42艘日本运输船偷偷驶向福州附近岛屿林立、海盗盛行的海岸。日本人在那里占据滩头，然后向西北进攻，与从南昌向南来的日军汇合——在浙江守军背后形成夹钳之势。
与此同时，为组织盟国的飞机给中国军队的补给，日本人又多派了六个师，辅以500架飞机（用于对付棘手的飞虎队残部），大举进犯中国最西南端的云南省。
如果日本能够最终完全占有中国的主干线铁路——特别是从汉口到广东的南北干线，那么日本将拥有到达除岛屿外的所有占领地陆上供给线，以及一条从新加坡到东印度的海上捷径。
如果日本控制了中国的陆上交通线，那么长期以来被认可的美国海军对日战略——切断日本到中国海的海上交通线就再没有任何意义了。那么麦克阿瑟将军在澳大利亚部署的跳跃海岛、切断海道的战略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作为夺取中国内陆交通线的第一仗，日本人已经对长沙发起了进攻，他们过去曾三次进攻长沙未果。但是这一次，他们在汉口和汉口以北集结了大约8个师的兵力和至少100架飞机以供进攻长沙。对浙江的进攻也同样出于占领交通线的目的：和所有日本在华进攻一样，进攻浙江也是沿着最大的铁路（这里是浙赣线）和与铁路并行的最好的公路。
日本这次多路进犯是战事近5年来对中国最严峻的威胁。如果日本人达到了它的目的，他们不会就此打住。他们可能会趁热打铁，了结“中国事件”。
1942年5月以来，日本人一直在往两处集结大军。一处是中国中部的汉口，另一处是印度###的西贡。后者可能用于对付印度和澳大利亚。但是如果日本目前的进攻得力，两处兵力都可能用来打垮中国——南方兵力从南向重庆开进；中部兵力通过西安插入，把中国北部和中部割开，切断蒋与其苏联朋友的联系。两边同时夹击，将构成对重庆的巨大的钳形运动。
在陷入战火的浙江特别流传着一个说法，说蒋是一只大海兽的化身，这只海兽过去住在奉化附近的水中，在沙石上晒太阳。他们说蒋出战时若是雨天，他就打胜仗；若是晴天，他就打败仗。
这则迷信中包含了对现实的成熟思考。如果蒋在雨天出击，敌人不能动用飞机。既然蒋几乎没有飞机，除了陈纳德准将出色的飞虎队在缅甸驾驶的那几架飞机，而敌人用不用飞机就不一样了。
蒋没有真正的空军，因为美国和英国没有送给他。华盛顿和伦敦乐于相信既然蒋没有飞机也从1937年抵抗日军到现在，他可以一直这样做下去。既然如此，空军可以飞往俄国、英国、中东、澳大利亚，飞往除中国外的任何地方。
但是如果说中国头5年的战斗是艰苦的，现在面临的是最艰苦的时刻。现在日本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自由地集中兵力，它的侧翼已经没有了重要的威胁。菲律宾打掉了，新加坡也完了，香港也完了，印度###已握在手里，澳大利亚的麦克阿瑟还远远没有准备好，西伯利亚的苏联人不想惹事。
中国政府发言人对《纽约时报》记者哈里森·福曼说，中国有三个需要：“一是轰炸和驱逐机；二是轰炸和驱逐机；三是轰炸和驱逐机。”实际上中国还有其他需要：大炮、弹药、汽油。但是中国人现在强调他们最大的需要，也是盟国还能够满足的需要。
有一位美国军官了解中国，并在中国屡建战功，他就是美国志愿飞行队（即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上星期他在昆明说2000架美国飞机就能干掉日本空军。他说日本进攻浙江也不可能打掉所有可用于轰炸日本的飞行场地，中国太大了。
其他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士同样认定中国在军事上有重要意义，而美国忽视了它——再不抓住机会可能就来不及了。
哲学家走了
在派驻美国的各国外交官中，没有几个比文弱而富有魅力的胡适更受欢迎，他是中国最知名的学者，自1938年以来任中国驻美大使。1942年9月初，蒋介石召回胡大使，代之以魏道明博士，蒋委员长没有讲原因。
当然，51岁的胡博士以其学者身份不屑于宣传蛊惑，而大家都知道美国《租借法案》对中国的援助微不足道。但是对于胡博士在退还其政府拨来的6万美元宣传经费时所说的：“以我的演说为宣传足够了，不必花你们任何钱。”许多美国市民都认为他所言不虚。事实上，热情、睿智、具有政治家风度的胡博士本人可以说是中国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
他的免职尤其令人不解的是，自从美国参战以后，中国非常讲求实际的外交部长宋子文就一直驻守在华盛顿，这两个人做搭档，几乎可以说是外交上难以抗拒。如果中国没有得到应得的，那过错在美国而不在中国使馆。胡博士的朋友们希望一直流传在华盛顿的谣传是真的：蒋介石委员长在国内对胡博士另有重任。
胡适曾经说哲学是他的职业，文学是他的爱好，政治是他的义务。这是一种谦辞。作为一个哲学家，胡适是实用主义哲学代表人物之一约翰·杜威的著名弟子。胡适出生在上海，是一位地理学家的儿子，从小就智力出众。在中国革命前的黑暗时期，作为英语教师的他变得越来越萎靡放荡，还曾经因为与警察吵架而坐过牢。后来他振作起来，考取了庚子赔款留学生，来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然后又于1915至1917年间，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继续深造。胡博士的四卷本留学日记现在仍然是中国的畅销书。
对胡博士来说，文学远非仅仅是爱好。他本人便是中国文字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领导了一场举世瞩目的白话文运动，在几年时间里，将中国的书面语言改造得与口头语言非常接近，从而打破了士大夫的文言文垄断，使普通人也容易学习读写。1930年他成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一直到离开那里就任美国大使。
胡博士从很久以前就开始通过著书立说阐明其政治主张。在性格上，他是一个和平主义的自由派。他曾多年猛烈攻击蒋介石委员长的###的政府，其文章后来结集为《人权杂谈》出版。但是当日本染指中国之后，胡博士抛弃成见，投到委员长麾下（但他没有加入国民党）。他不断显露其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早在1937年10月，他在旧金山的一次演讲中告诉美国人：“现代世界已经由无线电波和越洋快船连成一个整体，再也不存在孤立的国家了。……上次大战中，具有扩张野心的国家的军国主义分子的愚蠢行径把你们拖人战争中，同样的情况在目前这场战争中将会再现。”
由于被解职的打击，胡博士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和平的世界，与胡夫人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共享天伦之乐，并继续写他的《中国文学史》。但现在还不存在这样的世界。
胡博士的继任者魏道明博士是一位在巴黎学成的国民党律师，精明干练。在1928—1929年他担任中国司法部长期间，他使中国现代法院的数量翻了一番。后来就任南京市长，他主持了这个新首都的大部分现代化建设。与日本开战后，他成为行政院（蒋委员长的内阁）秘书长。去年他被任命为驻法国维希政府的大使，但他未就任，在过去的8个月里，他一直待在华盛顿。
作为大使，他毫无疑问将得到其精通政治的妻子郑毓秀的大力协助。他的妻子出身富有的官宦家庭，很早就成为了一个革命者，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