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正式宣布说，日本大使东乡茂德和苏联外交部代表莫罗托夫已经找到了“在一些基本原则上的许多共同点……苏日贸易协定必须建立在这些基本原则之上。”在苏联最近的外交活动中，互不侵犯条约往往紧跟着贸易协定，就好像小羊紧跟着圣玛丽一样。
对于中国来说，这个消息令人沮丧。因为苏联和日本每走近一步，中国的灭亡就会加快一些。苏联一直是中国最好的朋友——它比英国、美国和法国更为持久，更为慷慨。但是，没有人比重庆政府知道得更清楚，苏联“熊”已经学会了怎样翻筋斗。
来自北平（日占）和香港（中立）的报道说，上月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指责中央当局没有在中国建立起民主政府，没有任何理由就逮捕了一名共产党军官，而且在日军离他们不到100英里时，还对共产党发动了长达三天的进攻。
11月中旬，东京的短波电台报道了新的冲突：甘肃省发生战斗，共产党要求中央政府提供更多的资金，共产党领导人在朱德的主持下，在延安召开会议，讨论同重庆政府公开宣战的可能性。
政府的士兵每个月可得军饷元到9元，而共产党士兵只能得到1元军饷。政府指责说，共产党曾经保证将部队人数限制在几千人，但是却招募了10万名士兵。共产党人指责说，政府曾许诺每月补贴万元，但实际上只给了3万元。中央军有统一的武器，共产党士兵有8种不同型号的步枪，政府也没有向他们提供火炮、电话线、重机枪，而且几乎没有提供弹药。政府说：为什么要训练装备一支共产党军队来反对自己呢？蒋介石总司令长期以来一直在镇压共产党人。本周，在一次中国人独有的政治活动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蒋介石为行政院院长，从而将孔祥熙降为副院长。然后，它又发表了一个四点宣言，重点强调的是它拒绝签署任何反对共产国际的协议。
斯大林的目标难以捉摸。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只有让日本与中国长久地进行殊死搏斗，他在东方的利益才能得到最大的保障。但是，在苏联的西面，最近的友好政策极大地满足了斯大林的自我意识，扩张了苏联的疆界，并改变了他的态度。他很可能已经决定对日本也采取友好政策，而不是同它开战。
从兔年到龙年
奔流不息的嘉陵江边一座山上，坐落着一家新建的饭店。这里远离重庆闹市，没有空袭的危险——这是为那些不断往来重庆的外国人修建的。除夕夜，身材结实、风度翩翩、作风老派的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为各界名流举行招待酒会，与会者包括外交使节、新闻记者、传教士和当地官员。客人们喝着口感柔和但很上头的黄酒，神情荡漾。
孔博士起身敬酒，用他出色的英语对汇聚一堂的外国人士说，按中国的生肖年，去年是胆小的兔年，而新的一年，非常幸运，是愤怒的龙年——龙是中国的守护神，长着锐利的爪子，吞云吐雾。无论是孔博士的酒会，还是他的期望，都来得太早了。为了取悦他的外国朋友，他选择了东方的新年，但是去年发生的事件，使得今年的希望看起来十分渺茫。
尽管去年是战争和恐惧的象征，开始却是出人意料的好，但年终的溃败使中国的未来一片漆黑。
年初，对手按兵不动。自从日军1938年10月占领汉口后，局势一直非常平静。日本人在等待汪精卫叛离重庆政府，进而使蒋介石政权土崩瓦解。但结果却是汪精卫逃走了，而蒋介石却留了下来。这意味着日本人还要打更多的仗。日本人的计划是南北夹击，一举把重庆吞并。在发动突击后，日本人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便攻占了南昌。但是，随后中国人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这些胜利比他们在过去一年中获得的任何一个胜利都大。
日本人5月发动了试探性进攻，试图控制通往重庆的北部通道，最终目标是拿下汉中，但被中国人粉碎。9月他们又直逼长沙，想控制通往重庆的南部通道。在已占领的山西省内，日本人开始了血腥疯狂的“三光”扫荡。
11月，日本人又采取新的行动，这一行动让所有中国人提心吊胆地等了整整一年，这就是，打入西南交通系统——该系统承担着中国战用物资90％的运输。这场战役是战争的一个明显的转折点。
与通常一样，中国人打算先让日本的细手指伸向它的目标——南宁，然后再从翼侧攻击，一举斩断。但这次中国人失算了，日本人的企图得逞。日本人立即开始轰炸中国的生命线，包括从印度到中国的法属铁路线。
中国军队全线开始反击，但惨遭失败。1940年2月中旬，在南宁附近的一次大战役中他们也遭到重创。日军称，有6800名中国战俘落入他们手中。
与此同时，日本海军不但参加了对重庆的狂轰滥炸和包围，而且还严密封锁了海岸线。
颇为有名的中国游击队不再像前一年那样活跃了，但是他们仍然像蚂蚁一样地忙碌着。上周，一位日军发言人称，上月在上海南部与游击队发生的冲突不少于295次。但游击队的胜利越来越难：他们的补给线断了，而日军的报复性进攻则越来越有效，越来越残酷。
中国的前景并不被看好。由于欧洲战场的影响，盟国的支援实际上几乎停止了。美国上周考虑给予中国2000万美元的贷款，但这一数字只有中国向美国要求的1/3，与其需求总量相比，尚不到1/10。
中国在一线有200个师，有200万正规军，另外还有200万训练有素的后备军，在敌人后方有大约有50万游击队员。在人员数量上，中国占据优势。日军在战场上共有40个师，共万人，但都疲惫不堪。让中国人倍感痛恨的是，有10万左右的伪军在为敌人卖命。
但中国现有的人力仍不够用，无论是勇气还是士气都相差甚远。中国无法与日本飞机、卡车、大炮和铁路线相比，也赶不上日本的技术和战略，无法阻止他们在战争中的狂轰乱炸。而其中最严重的——为此可能打败中国是是运输线路被阻断。
日本人已经放弃了占领重庆的念头。其目标是：1、西安──连接中国北部和重庆的主干；2、兰州──俄国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关键地；3、把西南完全切断。
从1940年2月的局势来看，除非美国给予中国大量援助，或者日本内部发生巨变，但这似乎都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中国的军队可能会像瓦格纳的《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巨龙法弗纳那样——长久地吟唱着最后的悲歌，然后自刎而死。
战争三周年
重庆一座山顶上有一个小公园——去年5月这里发生了血腥的一幕，有200名中国人被炸死，因为他们自认为如果藏在树底下或躲在灌木丛里会安全地躲过空袭。这里还出现了一种新游戏，叫做“抓叛徒”。五个纸做的木偶头放在地上，每个代表着投靠日本的汉奸。几步之外，笑嘻嘻的中国人排队来一试身手，5分钱投一次，用松柏条做成的套圈扔向汉奸头。如果有谁把最大的汉奸汪精卫给投中了，就可以得到5圆的“国家复兴券”。
除了这一游戏以外，还有许多令中国人感到好笑的事情。与他们的欢笑不无联系的是，还有“国家复兴”这个名词。
其中一件事是，一支新成立的军队在福建沿海登陆，这是一支可怜兮兮的伪军，它的首领是集诗人、学者、绅士、政治家为一身，而单单不是战士的汪精卫。日军称，这支由5万中国人组成的军队拥护“新秩序”。而它的名字，大概只有日本人才能想得出来：和平与国家复兴军。
颇为严肃的国家复兴军终于从意向变成现实了，看起来好像是第一次日军有意要撤出。日本的南中国军队司令部发了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宣称日军最近在南宁所取得的胜利在东亚地区是史无前例的；声明还称，汪精卫傀儡政府即将成立，中国的南部铁路线被切断，日本也不再想扩展所占领的区域。最后，它声称：“今后我们的军队是将对付中国的挑衅举动。”
这并不意味着和平。只有日本人被赶走或撤出，蒋介石才会和谈。但这的确给了精疲力竭的中国一点喘息机会。而且它还意味着，即使日军仍有能力打击中国，但是在东京发生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严重制约了日军的行动。
这些麻烦越来越明显了。连续三周来的批评（这种情况在近期的日本算相当罕见）在会议上爆发了。2月初，斋藤崇雄说国家对战争厌倦了。然后议员小口说，当前日本的短缺和困难，如果轻工业和一度繁忙的出口业，不因为战争而做出牺牲的话，是可以避免衰败的。牧野良三议员警告说，“现在民心不稳。”但是军事大臣畑俊六断然拒绝了公开军事开支的要求，而当争吵达到白热化时候，他很冷静地中断了会议议程记录。
2月下旬，汪精卫宣布他的政府于4月1日成立。汪精卫和他的日本支持者共同宣布在下半年“尽快组建”。
“它长300步，宽8步；如此宽敞，10个骑兵可以轻易地骑着马并排过桥。”这是1277年年轻的马可·波罗第一次看到卢沟桥时有感而写。这座依然挺立在那里的桥，660年后一个炎热夏夜发生的事件使它被载入了史册。
1940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件”三周年。与此同时，西班牙、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芬兰、挪威、丹麦、苏格兰、波罗的海国家，甚至法国，要么投降，要么屈服于武力进攻。此期间，曾一度被认为是胆小懒散的中国人，拿起武器开始反抗，与所谓的三个最为顽强和不可捉摸的国家之一进行斗争。全世界，包括中国人自己在内，都为这一英雄事迹而震惊。
在日本进攻的第一年，攻势出奇地快，有点类似急行军的速度，从北京到天津，从北到南，一块块地失陷了。上海在顽强的抵抗之后也失陷了。中国军队在南京保卫战中，赶上了疯狂的日军上演历史上最为可怕的一幕，杀人、奸淫、放火、抢劫，部分日本人的报复行径造成了50万市民丧命。
在名义上占领了万平方英里土地后（其中居住着亿百姓），日本人信心十足地（因此也是半诚恳地）提出议和，中国拒绝了。日本人开始试图安抚占领区时，又被游击队员戏弄。此间，台儿庄战役使日军在众多的中国士兵打击下，遭到了近年以来最为惨重的失败。
第二年，日军的闪电攻势放慢了，几乎停滞了下来。其主要战绩有：占领汉口，它曾是南京失陷后政府的所在地，这之后就转移到了重庆；可怕的轰炸和紧接下来的广州失陷，把香港到内地的运输线路切断了；对沿海地区直至香港的投资；出于战略考虑对海南岛的占领；以及对重庆的狂轰滥炸——这不但没有摧毁中国人的士气，反而更加坚定了信心。
第三年，1939年的夏天，山西省爆发了一场中国军队令人振奋的胜利。日本人对自己的高要求产生了动摇，在长沙做出了挽回脸面的举动。可是他们反而挨了一记耳光，重庆方面称之为“最大的一次单场胜利”。绝望之中，日本人发起了一场出人意料的进攻，这一次他们胜利了，在南宁，他们切断从印度通往中国的弹药运输线路。对中国来说这是个不小的打击。而本月初宜昌的沦陷使日本多了一个有利的基地，可以对重庆施加更大的空中轰炸。但1939年至1940年日军所取得的最大胜利是由德国在波兰、挪威、法国等地所取得的。
希特勒的每一场胜利都直接影响到日本的胜利。每一次盟军受到重创，都会使法国、英国和荷兰对他们在远东地区利益无暇顾及，而他们都曾是中国的主要外援。日本人清楚地认识到，要是把这三个国家与中国切断联系，那么他们就肯定能够赢得中国战场。因为中国唯一的朋友兼战友苏联，要从西伯利亚横穿2000英里路程，路途极其难走。一次穿行就会使大多数的卡车受到致命损伤，而中国现已接收苏联的援助占整个外援的10％。
所以此前日本采取的对付法国和英国的战役，不仅仅对中国的第三年抗战至关重要，还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中国合唱：“救，救，救中国”
日本并不是与一个统一的中国作战，而是与一个不稳定的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联盟作战。没有共产党军队的帮助，蒋介石委员长不可能打败日本。但是蒋介石不愿意为他们的帮助付出太高昂的代价——不能打败日本人后让共产党控制中国的政府。所以蒋介石不得不采取一种灵活的政策，一方面给共产党有限的武器、金钱和活动自由，让他们继续对日作战，另一方面又不能让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在中国的南部取得主导地位。1941年1月下旬，为了防止共产党南下，国民党与之发生了一次不愉快。
喜欢拍照的叶挺将军率领的新四军在扬子江中游流域对日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