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选》、库尼兹（美）的《苏俄文学中的男女》、《安娜·卡列尼娜》等。此外，他还著有《巴西文学概观》、介绍《铁流》作者绥拉菲莫维奇及评果戈理的《死魂灵》作品，并编写了《高尔基创作四十年纪念论文集》、《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等等。关于高尔基的创作，周扬曾先后写有《夏里宾与高尔基》、《高尔基的文学用语》、《高尔基的浪漫主义》论文，还翻译了《奥罗夫夫妇》等作品。他在1933年4月号《现代》杂志上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是把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介绍到中国来的最早的一篇文章。该文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向中国文艺界介绍并阐释了苏联文学界正在讨论、提倡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理论，批判了所谓的《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错误，论述了文学对生活的依赖关系，并针对当时左翼文学创作的缺点，强调了艺术需要形象思维的观点。随后，在与胡风就文学创作的典型问题展开的论争中，周扬发表了《现实主义试论》和《典型与个性》等文。在这两篇文章中，周扬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阐述典型与个性的依存关系。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周扬小传（2）
“左联“时期，正是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军事围剿和反革命文化围剿的高潮时期。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笼罩下，“左联”的工作开展起来非常艰难。国民党反动派一边采取查禁进步书刊、封闭或捣毁书店的办法，禁止左翼文学的传播，一边采取逮捕、暗杀左翼作家的卑鄙手段，妄想一举围剿左翼文化。柔石、殷夫等左翼作家就是这一时期被秘密逮捕后惨遭杀害的。当时，鲁迅等人都长期被国民党特务监视，周扬也不得不经常变更住所，以此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纠缠。那时，他和其他左翼作家一样，生活主要靠稿费来维持，因此，生活非常拮据。后来，他的夫人苏灵扬在一篇回忆文中曾说道这段生活：“我当时被这批共产党员的精神所感召，也由脆弱逐渐变得坚强些。当时我们的生活很困难，几乎天天为生活作难。……周扬却有句口头禅：‘不要紧，总有办法的。’周扬除工作外，相当一部分时间要用来‘找钱’。”1936年元旦，周扬和苏灵扬唯一的女儿即将出世，可周扬跑遍同志们的家，也没有筹集到送苏灵扬去医院生产的费用。最后好不容易找到郑振铎，才借了20元钱，总算解了燃眉之急。 1936年，根据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党的斗争策略的转变，以及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发表的《八一宣言》的精神，周扬等左翼文化运动的党内领导人认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克服文艺界的宗派主义，提出新的、能够更广泛地团结文艺界抗日力量的文学口号，主张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散“左联”，提倡“国防文学”，号召一切站在民族战线上的作家，不问他们所属的阶层，他们的思想和流派，都来创造抗敌救国的艺术作品，把文学上反帝反封建的运动集中到抗敌反汉奸的主流上。周扬的这篇檄文，是一篇抗日文学的宣言书，是投向日本侵略者的匕首和投枪，在一片火热的激情世界中，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再一次给不同阶层的文化工作者提出了前进的目标。“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得到全国各地文艺团体及知名人士的赞同，“国防文学”运动迅速遍及全国。许多有着不同艺术爱好和人生信仰的作家，由宣言而行动，都一致地表现了为民族的自由解放而努力的共同决心。但在“国防文学”口号的宣传中，有的作者没有看到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的缺陷，鲁迅、冯雪峰、胡风等人适时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作为对于革命作家的希冀和要求。由此，革命文艺界围绕这两个口号，就文艺为抗日斗争服务等问题展开了近半年的尖锐争论。周扬还写了《关于国防文学》、《现阶段的文学》《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等文章。1936年10月，这场争论的结果，促成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的发表，代表文艺界各种派别的21人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宣言的发表，不仅标志着左翼文艺界经过论争统一了认识和思想，达到了更紧密的团结，也为其后的抗战文艺运动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战文###动亦同时轰轰烈烈地展开。随着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文艺界也建立了各种全国性的统一战线组织。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 ）在武汉成立。其口号是“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本着“给民众以激发，给战士以鼓励”的创作宗旨，号召作家积极融入到工农兵群众中间，投入到现实斗争中去。大会选举郭沫若、茅盾、丁玲、田汉、老舍、郁达夫、巴金、张道潘、胡秋原、曹禺、朱自清、夏衍等45人为理事，周恩来为名誉理事，周扬等15人为候补理事。稍后，上海、昆明、广州、香港、延安等地都成立了文协分会。同年5月，周扬发表《抗战时期的文学》，从理论上阐述了特殊时期革命文学的创作方向。 1937年秋，周扬夫妇与艾思奇、周立波等12人来到延安。周扬到延安后，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汇报了几年来上海文化界的情况，还不满三十岁的周扬受到毛泽东的信赖，被党中央委任为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主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等职，负责边区的群众抗日救亡文化工作和教育工作，不久担任由毛泽东、周恩来倡议成立于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职务。从1940年到抗战胜利，周扬一直主持着延安鲁艺的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发展呕心沥血。这段时期，也是他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上逐渐走向成熟和对于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的尝试阶段。周扬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文艺理论家，开始对“五四”前后新文###动的兴起与发展以及“五四”以来的文学巨匠鲁迅、郭沫若、茅盾、田汉、曹禺等人的思想和作品进行研究。先后著有《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从民族解放运动中来看新文学的成长》、《新文###动史讲义提纲》、《关于‘五四’文学革命的二三零感》、《精神界之战士》、《郭沫若和他的〈女神〉》等文。后来周扬又多次撰文和发表讲话，提出重新认识鲁迅，重新学习鲁迅的重要性。对于鲁迅，周扬曾以四句诗来概括他和表达自己的崇敬：“横眉俯首，百代宗师，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曾说：“论读马列主义的理论书，鲁迅可能没有我们读得多。但是鲁迅有丰富的社会经验，我们远远比不上他。他结合自己对中国社会的深刻理解来学习马列主义，所以他比我们更懂得马列主义的精义。”在美学上，他先后发表了《我们需要新的美学》、《“文学的美”的论辩的一个看法和感想》等文章，并翻译了俄国著名美学家别林斯基等人的美学理论方面著作。尤其是对于俄国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文艺理论批评家和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周扬对他的美学思想非常推崇。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俄国卓越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的学术立场是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列宁对车尔尼雪夫斯基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马克思说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大部分作品都知道，列宁称赞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唯一真正伟大的俄国作家，始终站在完整的哲学唯物主义的水平上。周扬先后写过《艺术与人生——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与现实之美学的关系〉》、《唯物主义的美学》等文，翻译过他的《艺术与现实之美学的关系》即《生活与美学》。《艺术与现实之美学的关系》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位论文。当时，在欧洲的美学界占据统治地位的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美学，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部著作以极其可贵的理论勇气给予了黑格尔的唯心美学以尖锐的、猛烈的批判，表现出强烈的唯物主义倾向，周扬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十分赞同并大力宣传。对于我国美学事业的发展，周扬一生都极其关注。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在昆明召开前后，周扬还发表了《关于美学研究工作的谈话》和《重视美育教育，加强美育研究》，对青年一代的中国美学工作者提出要求和希望。对于作家如何正确处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周扬身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许多文章和讲话中都一再强调文学来源于生活和“美即生活”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他的《文学与生活漫谈》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说：“我是主张创作家多体验实际生活的，不论是去前线，或去农村都好。因为这，我曾被讥为‘前线主义者’，但我却至今不以我的主张为错误。”
周扬小传（3）
1942年5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周扬当即以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眼光，充分肯定了《讲话》的重大思想意义。他不但自己认真学习《讲话》的精神，在课堂上讲给鲁艺的学生们听，帮助他们学习和领会《讲话》的深刻内涵，也在各种文艺活动场合热情宣传和贯彻《讲话》精神。周扬一生都孜孜不倦地从事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解说和应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周扬写了批判托派文艺理论的《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给予文章和作者以极高的评价。为贯彻《讲话》精神，在积极倡导新秧歌运动中，周扬写了《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一文并指导文艺工作者与群众一起，改造旧秧歌，使之成为反映阶级斗争、人民群众现实生活的新内容。1943年春节期间，鲁艺排演的《兄妹开荒》等，就是这种熔戏剧、音乐、舞蹈于一体的新秧歌剧。对群众在文化上的创造，周扬不仅重视，而且满腔热情地歌颂与扶持。次年，他又先后发表《开展群众新文艺运动》、《论秧歌》等文，并组织编选了《中国人民文艺丛书》。1943年底，他亲自写了一篇报道式的文章，向大家介绍一位不识字的劳动诗人——孙万福。他把孙万福带有丰富色彩、带有诗的结构和风格的言语，一字一句记下来，写成了五首真正庄稼汉的诗。最后他为孙万福祝福，祝福他在明年第一在粮食上，第二也在诗上有更好的收成。对赵树理等人的作品，周扬也热情地评论过。 同年秋，周扬鉴于鲁艺的同学没有参加文艺座谈会，便邀请毛泽东主席给大家讲课。那天，毛主席穿了一身灰布军衣——裤腿膝盖打了两块补钉，到“鲁艺”篮球场给全体师生员工讲课。号召大家：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走向社会。他一边幽默地讲，一边做着动作：“把屁股从资产阶级那边坐到工农兵方面来”。1943年，周扬任延安大学校长兼延安大学鲁迅文艺学院院长，按照党中央的决定，要将该院办成为中国革命培养一批高级文艺干部的学院。他遂将延安著名作家、艺术家，聘为“鲁艺”学院的教授、副教授、讲师。例如“鲁艺”文学系的教授、讲师就有艾青、萧军、高长虹、何其芳、陈荒煤、舒群、周立波、公木、欧阳凡海、严文并、李又然同志；萧三、丁玲、艾思奇等人被聘请为校外教授。“鲁艺”的大部分学员解放后就脱颖而出，成为又红又专的作家、音乐家、戏剧家、美术家、表演艺术家、新闻骨干、文化行政管理干部。“鲁艺”——这个毛泽东同志亲自关怀的艺术大熔炉，为当时各解放区，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文艺干部。在此期间，周扬还组织编写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1944年5月由解放社出版。短短几年中，此书由不同出版社多次再版，成为革命文艺工作者随身携带的工作“指南”。周扬为该书写了长篇序言，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和毛泽东文艺思想。他在序言开篇中即称：“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革命文艺指示了新方向，这个讲话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因此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课本。”在回顾革命文艺兴起和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历程后，周扬一针见血地指出：“无产阶级文艺家应当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这是一个伟大然而困难的任务。我们文艺工作者一方面没有和群众紧密相结合，他不懂得、不熟悉群众；另一方面又没有完全摆脱过去文学的陈旧传统，他们比较地习惯擅长于揭露旧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