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捧腹大笑。大家都指着艾思奇说：“你出的主意真好！”这小小的插曲，使远在异国的学生度过的夏令生活增添了不少欢乐的情绪。
艾思奇小传（2）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浪潮风起云涌，艾思奇和许多留学生出于爱国义愤毅然弃学回国。1932年，艾思奇来到上海后就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在这里他经常忙于写标语、散发传单，搞飞行###。考虑到长此以往会影响到艾思奇做好理论研究，左翼文化运动的负责人之一杜国介绍艾思奇加入了党领导的“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从此，艾思奇就走上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1933年夏，社会科学家联盟出版了一本综合性的月刊——《正路》，只出到第二期，便被查封。艾思奇在第一期创刊号上发表的文章是《抽象作用与辩证法》，在第二期上发表了《进化论与真实论据》，这两篇哲学文章写得相当深刻，引起了许多读者的注意。 1934年，只有24岁的艾思奇经“社联”安排，由共产党员柳氵是介绍，进入《申报》流通图书馆读书指导部工作。他写的许多文章在《申报》读书问答专栏发表。由于这个阵地能在一定程度上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适应了广大群众的需要，影响迅速扩大。11月，为了满足群众的要求，《读书问答》从《申报》中分出，发展成为独立半月刊《读书生活》杂志。由民主人士李公朴主编，柳氵是、艾思奇、聂征农任编辑。艾思奇在这时撰写的《大众哲学》——原题《哲学讲话》在《读书生活》上连载二十四期，1935年结集出版，初版书名为《哲学讲话》，第四版时易名为《大众哲学》。这本《大众哲学》在解放前已印行了32版，它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少青年在它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贺敬之曾在他的一首诗中这样吟诵： “传递着，传递着，我们的‘火炬’—— 啊！我们的《新华日报》， 我们的《大众哲学》， 我们的《解放》周刊， 我们的《活跃的肤施》。”（即延安——作者注） 后来，每当有人称赞这本书时，艾思奇总是说：“当时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着工农红军取得了长征的胜利，正在进行着伟大的革命实践，广大革命群众向往光明，迫切追求真理，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下，这本小册子才能起一点作用。”1935年10月，由周扬、周立波两同志介绍，艾思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艾思奇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时，除了学习一些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外，还阅读了许多著名科学家的专著。对牛顿、达尔文、海克尔、赫胥黎、汤姆生、艾丁顿等人的著作，他在仔细阅读的同时还很注意吸收他们的科研成果中的精华，并进行深入分析，既肯定其科学内容，又指出其错误所在，对其哲学观点作出自己的评价。他热心提倡研究自然科学和推动自然科学的普及工作，先后写过《怎样研究自然科学》和许多读者问答，名词浅释，给青年指出学习自然科学的方法。他所创作的科学小品，有的以艾思奇的笔名发表，也有的以李崇基（意为崇拜高尔基）的笔名发表，这些作品都发表在《读书生活》杂志上，后收入科学小品集《我们的抗敌英雄》一书（高士其等著，读书生活出版社1936年6月出版）。1936年夏，艾思奇发起组织自然科学研究会，参加的有章汉夫、于光远等20多人。他们坚持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活动，为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做了很多工作。这期间，艾思奇热情帮助高士其走上科普写作的道路，自己以李崇基的笔名写的科学小品有：《谈死光》、《毒瓦斯》、《谈潜水 艇》、《火箭》、《太阳黑点与人心》、《由蝗虫说到鸡生蛋问题》、《女变男及其他》、《中风症与黄河》、《斑马》等。 艾思奇所写的科学小品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鲜明的思想性，强烈的战斗性，不是就科学谈科学，而是常常借题发挥，抨击反动势力，抨击旧制度。比如《斑马》一作中，他介绍了斑马的种种知识后，笔锋一转，抨击起“害群之马”的“不抵抗政策”来了：“斑马如果遇上狮子，情形正和弱小民族遭到帝国主义的进攻一样，那种为生存而搏斗的景象，是非常悲壮的。一听见狮子来了，于是分散着的斑马群就聚拢起来，团结起来。几十个斑马共同排列成一个圆阵，把头都朝着圆阵的中心，把屁股朝着外，开始接连不断地踢它们的后脚。这样一来，圆阵四周就自然地变成了一道铜墙铁壁，即使那狮子有坦克车一般大的力量，枪炮一般厉害的爪牙，也休想进攻分毫。狮子无可奈何，只好在旁边走来走去，逡巡着等机会，等到实在觉得无望了的时候，就也只好罢手，各自走开，而斑马的抵抗政策也算大功告成了。但斑马中也不是没有‘害群之马’，这些斑马常常破坏了大家的抵抗政策。当狮子来攻，斑马都列成圆阵的时候，害群之马只知道恐怖地张望着，却不肯踢动后腿，狮子逡巡到后面看，见这儿有了一个空隙，于是就大吼一声，扑上前去。斑马们辛辛苦苦围成的圆阵，就此完结，而帝国主义的狮子就胜利了。”从科学的角度看，艾思奇的科学小品大都是介绍当时的新科学、新技术，能给读者以新的知识。如《谈潜水艇》是谈潜水艇与鱼雷的知识，对于正在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人民来说，是很想了解这些新的军事常识的。民主与科学是“五四”运动的两面大旗。艾思奇在20世纪30年代，正是用大众哲学提倡民主，反对专制，用科学小品提倡科学，反对迷信。 。 最好的txt下载网
艾思奇小传（3）
抗日战争爆发后，艾思奇调往延安，从此也就开始了与毛泽东互敬相长的来来往往。艾思奇到延安之前，在长征途中的毛泽东就在研究哲学了。不管情况如何艰险，毛泽东对理论研究一直没有间断，许多东西丢失了，惟独一些翻译的马列著作始终带在身边。1936年冬，他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7年又相继发表了哲学名著《实践论》、《矛盾论》。当毛泽东得知艾思奇已经来到延安时，他高兴地说：“噢，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这时，毛泽东还把他的“两论”油印本，亲自签名送给艾思奇和吴黎平，并希望他们阅后提出修改意见。之后，两人所提意见大多数都被毛泽东采纳了。 1938年1月12日，毛泽东在给艾思奇的信中写道：思奇同志： 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华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 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 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再写更好些，但不急在眼前几天。 梁漱溟到此，他的《乡村运动理论》有许多怪议论，可去找他谈谈。 有空可来谈，但请在星一、星五两天以外之晚上。敬礼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18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毛泽东 一月十二日夜 对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在1936年10月22日发电给叶剑英、刘鼎，嘱其速购一批书给干部阅读时，就“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要经常选择真正的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的《街头讲话》之类）”。1941年1月30日，毛泽东在给当时在苏联的两个儿子去信时，勉励他们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并给他们在苏联的“各小同志”送去一批文学、历史、哲学书，其中就有一本《大众哲学》。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外出视察前也指名要带《大众哲学》，以供途中阅读。 延安时期的艾思奇担任过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教员和延安马列学院教员兼任哲学研究室主任。毛泽东、张闻天等都在那里讲过课，他们一起研究、讨论哲学问题。艾思奇在延安住的窑洞，离毛泽东的窑洞很近。毛泽东经常找他去谈话，有时毛泽东也去艾思奇住处。1937年已是中国共产党领袖并已写出《实践论》、《矛盾论》等光辉专著的毛泽东在读到艾思奇的《读书与生活》这本书时，他不厌其烦地作了长达19页的长篇摘录，而且还提出了差异就是矛盾的卓越见解。在这里，毛泽东所摘录的只不过是出自一个初到延安只有27岁的青年所著之书，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附信一封：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存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见艾思奇著《哲学与生活》第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6月版。。 毛泽东 这封信的第一句话就对艾思奇的著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而且谈到得益很多，又将摘录稿送艾思奇阅正。在用商量口气提出疑问时，毛泽东不是约来聚谈，而是亲自登门造访。 艾思奇也十分敬仰毛泽东，非常佩服毛泽东的伟大气概、胆略和渊博的学问。他把毛泽东的摘录及给他的信看得弥足珍贵，一直珍藏在身边。直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大举进犯延安，党中央作了战略部署，疏散老弱病残和带幼儿的妇女，诱敌深入，在情况紧急时才将毛泽东的这封信交给夫人###一说：“报社、电台领导人员要跟随党中央转移，可能有战斗任务，要轻装。这份毛泽东手稿由你保存，千万不可丢失。”1960年，当康生、陈伯达闻知这事，当即派人将毛泽东给艾思奇的信件手稿拿去准备出版，并让他本人和所谓“当代书家”陈伯达题词写跋，艾思奇以“不要招摇”为由，毅然索回。这份手稿除身边工作的少数同志外，从未轻易示人，其间又经历了十年浩劫，在四十多年后仍然幸存。1979年，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一书重印时，书中收录了两篇关于毛泽东的信及摘录文章。 在1938年9月，毛泽东提议成立延安“新哲学会”，艾思奇、何思敬、周扬等18人，还联名在《解放》周刊第五十三期上发表了《新哲学会缘起》。新哲学会由艾思奇、何思敬主持。毛泽东作为这个学会的会员，他十分关心学会的工作，经常参加讨论研究问题。有一次，总结学会的工作时，艾思奇把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一书的写作和发表，也算在哲学学会的成绩之中，引得到会者的哄堂大笑，毛泽东也笑了。当艾思奇意识到自己的这种讲法欠妥时，也跟着笑了。但是，谁也没有介意，之后这件事在同志之间传为佳话。 艾思奇在这以后又担任了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还兼任文化工作的多种职务，如陕甘宁边区文协的常务理事、青年艺术剧院理事、延安诗会理事、鲁迅研究会理事等。他在上海时就写过不少关于文艺方面的文章，担任文委秘书长后，继续撰写这方面的文章。艾思奇爱好文艺，他还特别喜欢海涅的诗，利用业余时间，从1931年开始翻译海涅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这本书于1945年出版。
艾思奇小传（4）
1939年中央宣传部也成立一个哲学小组，组长是张闻天，指导员是艾思奇，参加学习的有朱德、李维汉、徐特立等。每次开会都是事先由艾思奇拟好提纲，按提纲学习讨论。为适应哲学学习需要，艾思奇编选了《哲学选辑》一书，还和吴黎平合作，完成了###交给的编写《科学历史观教程》一书的任务。 毛泽东的光辉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就是由艾思奇任主编，于1940年在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上发表的。此间，艾思奇在这个刊物上也发表了《论中国的特殊性》、《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想的评述》等重要文章。在延安举行的新哲学研究会第一届年会上，艾思奇作了会务工作报告，毛泽东出席并讲了话，还设宴招待了哲学界同仁。 延安整风开始时，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报告，便随即召集艾思奇等十多人会议，提出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由艾思奇任主编。1945年，艾思奇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次年任《解放日报》总编。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针对当时许多人误解实事求是的问题，艾思奇写了《不要误解“实事求是”》一文，其中写到：“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同志那里学习到许多东西。我们只要举出他在1929年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会议所作的决定来看……就可以看出，他怎样善于在分析事实的时候，就同时考察出正确地对症下药的办法。” 不久，蒋介石掀起###高潮，为配合对抗日根据地的疯狂进攻，其抛出了《中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