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和斗争生活中，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和人民诗人，郭小川义不容辞地再次握住诗笔，热情洋溢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斗争和许多普通的斗士” 唱出了最雄壮的颂歌和战歌。 其间，他先后创作出《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在社会主义高潮中》、《把家乡建设成天堂》、《人民万岁》、《让生活更美好吧》和《闪耀吧，青春的火光》等脍炙人口的诗篇。这些诗，随手一掬，都闪耀着哲思的珍珠，都是振奋人心的战斗号角： 它每时每刻 都在召唤你们 投入 火热的斗争， 斗争 这就是 生命， 这就是 最富有的 人生。 ——《投入火热的斗争》 于是 将军的沉重的声音 在我的耳边震响了： “问题很简单—— 不勇敢的 在斗争中学会勇敢， 怕困难的 去顽强地熟悉困难。” ——《向困难进军》 都说 年青人的两腿 能够跟千里驹的四蹄赛跑， 那就让我们 放开英雄的步子 走在时代的前哨。 都说 年青人的精力 能够叫饥饿的人一看就饱， 那就要 毫无保留地 把它投进社会主义的高潮。 ——《在社会主义高潮中》 1955年至1956年，郭小川写了一组诗，题名叫《致青年公民》。组诗一共7首，上面这3首诗便是其中之一。前面的《投入火热的斗争》和《向困难进军》两首诗下面都分别加有副标题：“致青年公民”和“再致青年公民”。因为一些人认为“致青年公民”有从外国移植之嫌，向诗人提出批评意见。于是，从第四首开始，郭小川遂将副标题改为：《在社会主义高潮中》。组诗一经发表，立即引起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批评家的注意。它的巨大魅力，不仅在于内容上充满革命朝气，在于诗歌语言的铿锵有力、抑扬顿挫，还在于它那新颖和富于音律美的排列形式。也有批评家不赞成这种“楼梯式”诗歌形式，说他是生硬地模仿马雅可夫斯基。对此，郭小川在《关于〈致青年公民〉的几点说明》一文中曾解释道：“我之所以采取这种所谓‘楼梯式’的排列方法，私心倒不是想搬马雅可夫斯基的现成格式，恐怕主要是因为我不善于使用中国语言。为了表现稍许充沛一些的感情，我写的句子总是老长老长的（短句子总觉得不够劲），而如果把二十个字排成一行，那读者（尤其是朗诵者）一定会感到难念。”而如果我们试图将这些长句子调整一下：或排成一行，或是对齐，都会使人感觉失去了原诗的力度和音乐性。这是因为，一首诗的格式与诗的内容往往是互相依存互相烘托的，所谓内容决定形式。对于诗歌的音乐性，郭小川不但自己在创作时非常重视，也多次对初学者和在诗论中强调过。他认为，音乐性是诗的形式的主要特征。诗歌的音乐性还是一个群众化民族化的问题。为了把握诗歌的音乐性，作者只有多向我国民歌和古典诗词吸取营养。他自己写一首诗，虽然大多数时候是因为深入生活第一线，激情喷涌，一气呵成，但也不乏仔细推敲，千锤百炼之作。他说：“诗，应当是由一个个最准确表现内容的、新鲜的、富丽的句子所组成。”一首诗，不但要有别具一格的语言，尤其是从人民群众那里学习和积累来的语言，还要有意味深长、引人思索的警句。而他的诗，正是这样实现着，体现着。 txt小说上传分享
郭小川小传（3）
这期间，他曾一度出访，参加国际性的作家会议，遵循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为建立国际文学界的反帝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这期间，他写了不少好诗，歌颂祖国的跃进，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如《县委书记的浪漫主义》、《正当山青水绿花开时》、《雪兆丰年》、《春暖花开》、《天安门广场》等。除此，他还精心创作了优秀的长篇叙事诗《将军三部曲》。郭小川是一位政治性很强的诗人，其政治热情之高，之强烈，远远超出一般作家诗人。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极力讴歌革命，讴歌时代。但是，他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和1958年的“大跃进”中却表现得有些跟不上形势，甚至有些“右倾”。翻检郭小川的诗作，写于1958年甚或1959年表现“大跃进”生活的诗，直接的只有《县委书记的浪漫主义》和《爆竹两三声》以及《捷音破晓》三首，加上间接有关的《送同志们》、《春暖花开》、《正当山青水绿花开时》、《雪兆丰年》、《朗诵会上的一段奇闻》等（诗中有些意境或有些诗句反映了“大跃进”生活），也不过七、八首。而《县委书记的浪漫主义》和《爆竹两三声》又都是写于1958年3月，亦即“大跃进”的前期，而在“大跃进”高潮期，他几乎没有写什么直接反映“大跃进”的诗。 1960年春，郭小川到内蒙古自治区的草原钢城包头深入生活，进行参观访问。看到祖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内蒙古结束了“手无寸铁”的历史，看到蒙古族第一代钢铁工人变山石为宝的壮举，那草原上流淌的钢花，如春风一般催动了诗人心上的欢乐之花。他学习并运用民歌形式，写下了《平炉王出钢记》，为草原上喷射出来的“跟天安门的焰火成了对对”的钢花欢呼。全诗共分三个部分：“五一节的焰火飞上天安门”、“看钢人等看那打头的钢”、“平炉王的钢水出来了”，诗人在第一部分一开头即用民歌的格式欢唱： 响了一声硬雷震开个云， 五一节的焰火飞上天安门。 天安门的焰火万里路上明， 一照照到包头钢铁城。 包头钢铁城有个平炉王， 举起胳臂能够得上天堂。…… 烟囱吐豪气，炉心滚热浪， 平炉王立马追镫要出钢。 云头里打闪遍地明， 天上天下齐惊动。 天上的星星摆开溜， 草原的青蒿张开手。 大青山落了十丈三， 乌拉山矮了一大半。 大风砂扔了喇叭筒， 黄河水停了呜哇声。这首诗既融有陕北民歌的风格，也明显有群众口语化的色彩。诗人不直接描写平炉王井架的高大和巨大的产钢量，而是通过一系列对比手法的运用，来达到这一目的。如“大青山落了十丈三，乌拉山矮了一大半”，作者通过对草原上自然景物的描写，烘托出平炉王的高耸入云的雄姿。“大风砂扔了喇叭筒，黄河水停了呜哇声”，更显示出平炉王撼天动地的宏伟气魄。他在结尾部分写钢水的涌现：“又一片焰火冲进九重霄，平炉王的钢水出来了。/ 流出来的钢水红艳艳，活象一串子太阳落草原。/ 喷出来的钢花金棱棱，好似千万颗星星闹天宫。”既形象又生动。这也正是诗人向新民歌和群众语言学习的结果。早在1958年，郭小川就在一篇题为《诗歌向何处去？》一文中提出，社会主义诗人要向“人民群众的诗——新民歌”学习，吸取其中精华部分的养分，再为广大的劳动人民写出革命新诗。对于植根于中国的土地、植根于人民群众中的充满活力和生机的新民歌，郭小川至为推崇。他说：“新民歌就是诗歌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离开了它，就悬在半空，随时都会跌落尘埃。……它真正是社会主义的、现代的、民族的东西，它摆脱了我国古代的旧思想和现代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束缚；它的身上，既没有封建八股腔，也没有洋八股调。它的基本倾向，真正地体现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 1959年至1961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严重困难时期。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国民经济的基本比例完全失调，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处于严重的不平衡状态，加上自然灾害和一些国际原因，全国物质生活处在严重匮乏之中。但人民以顽强的毅力和革命干劲，克服了无数困难，经受了种种考验，冲出了低谷，取得了巨大的胜利。1962年初，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对“大跃进”以来的主要错误和问题进行深入总结，“左”的思想倾向受到遏制。郭小川认真学习领会毛主席的讲话，并获得了一年的创作假期。1961年2月，他被安排到辽宁钢铁和煤炭生产基地的鞍山、抚顺参观访问，搜集素材进行创作。东北发生的巨大变化使他十分激动。他热情饱满，劲头十足，决心把中国工人阶级克服困难的冲天干劲写出来，既是歌颂他们，也鼓舞全国人民。为了创作，他不顾劳累和身体不好，甚至放弃了春节回家休假，和钢铁工人生活在一起，和他们同战斗，共欢乐。经过长期积累，他创作出《鞍钢一瞥》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出钢的时候》和《追踪老孟泰的脚步》等反映钢铁工人生活的诗篇……接着他连续写出了几十首好诗，结集出版了《甘蔗林——青纱帐》（196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和《昆仑行》（1965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两本诗集。这两本诗集中的诗，和诗人过去创作的诗歌相比，既保持了原有豪迈雄伟的气派，又有了新的发展。以《厦门风姿》、《甘蔗林——青纱帐》、《乡村大道》、《祝酒歌》、《秋歌》、《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西出阳关》、《夜进塔里木》、《昆仑行》等为代表，它们以其深刻新奇的主题思想、对现实斗争的独特的思考与见解和优美完整的艺术形式、生动而具有民族气派的艺术风格，强烈地传达了我们的时代精神。可以说，这些诗表明了郭小川的诗歌创作跃上了新的高峰，标志着郭小川的诗歌创作进入了思想和艺术上全面成熟的时期。这些作品富有时代的战斗精神，且特别注重美的开掘及诗歌形式的创新，今天我们读起来依然激情喷发，在以往的诗评论中，一般都以为这一时期郭小川的作品讴歌了火热的生活，或颂扬了劳动者的崇高品格，但在我们看来，这些激越慷慨的作品在歌颂人的精神的同时，还张扬了一种人生的选择，或一种在生活困境中应该保持的姿态与情怀。
郭小川小传（4）
正当郭小川的诗歌创作如日中天之际，全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70年1月，郭小川和作协机关的干部一道，下放到湖北咸宁向阳湖畔的“五七”干校，从此，他和大家一样参加围湖造田的重体力劳动。郭小川以他诗人特有的生活态度和精神面貌来到了湖北咸宁。在这里，他仍坚持创作，坚守自己革命诗人的战斗岗位。他先后写了《柿情歌》、《欢乐歌》、《花纹歌》（以上3首诗人称之为《江南林区三唱》）、《新路歌》、《长江组歌》、《赠友人》、《万里长江横渡》、《祝诗》、《长江边上五七路》等。这些诗在当时自然大部分得不到发表机会，有的只能在干校墙报上刊登，有的或在###上朗诵。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恶劣环境里，诗人凭着自己对党对毛主席的信念，保持他胸怀的磊落光明，保持着他当年年轻战士的天真，继续放声歌唱：“此刻呵，/正是继续走上征途的，/新的起点；/我们的道路，/也许是曲折的，/然而前程正远！/……我们能够，/能够贡献自己的一切，/为了我们的毛主席，/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能够，/能够改造我们自己，/成为毛主席的真正战士，/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赠友人》）读着郭小川写的这些诗句，我们很难想象作者是一个正在“五七”干校被“改造”的文化人。1972年夏天，周总理打破江青等人的阻挠，对中央文化部的运动进行了干预。总理指示，在干校的十二级以上的干部，统统先回北京，能工作的工作，不能工作的先养病。但“四人帮”嫉恨郭小川，把他污蔑成文艺黑线上的“代表人物”，抗拒总理的指示，独独扣下了郭小川！1974年12月，咸宁干校撤销，郭小川随原属中国作协的一批干部并入天津附近静海县的团泊洼“五七”干校，继续劳动和接受“审查”。在团泊洼，尽管环境更加恶劣，郭小川仍不顾病体，努力研读革命理论著作。从1975年春天起，他学习了四卷本《列宁选集》，接着又钻研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1975年9月，郭小川在团泊洼被隔离审查，突然听到了毛泽东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他怀着无比激动和振奋的心情，挥笔写下《团泊洼的秋天》，表达了一个共产主义革命战士坚定不移的革命斗志。诗中写道： 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