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年12月，国民党在跨台前夕，更加疯狂地对进步文艺工作者压迫、摧残，臧克家被迫潜往香港。1949年3月，他到北京，先后任华北大学三部研究员、人民出版社编审、全国文联委员、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等职务。1956年，他编选了《中国新诗选》。1957年，毛泽东同志召见了臧克家，并对诗歌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解放以来，臧克家写了许多颂诗，先后出版了《一颗新星》（1958年）、《春风集》（1959年）、《凯旋》（1962年）、《欢呼集》（1959年）以及长诗《李大钊》等。另外他还出版了文艺论文、随笔集《在文艺学习的道路上》（1959年）、《杂花集》（1958年）和对诗歌问题探讨的《学诗断想》。此外，他还和周振甫合编了《毛泽东诗词》。
作者点评
臧克家有两首短诗被选进中学课本，一首是《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一首是《老马》。他的这两首诗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认为臧克家自己本人也是“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的人，我称他为中国诗坛的“老马”。 1933年，臧克家的第一本诗集《烙印》出版后，茅盾曾断言：“在目前青年诗人中，《烙印》的作者也许是最优秀中间的一个了。”我认为茅盾的评价是非常中肯的。 臧克家的特点就是他不同于新月派、现代派诗人以及中国诗歌会诗人的“坚忍主义”。他能严肃地面对现实生活中的险恶苦难，“从棘针尖上去认识人生”；他能带着倔强的精神沉着而有锋棱地去迎接磨难。在中国现当代诗人中，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位能像臧克家一样在精神上与中国农民息息相通，这是他的最宝贵之处。他始终眼光向下，注视着苦难中的中国大地和挣扎在死亡与饥饿线上的底层人民。不仅他的思想和农民的思想相通，而且他写诗的态度也是农民式的，他是认真而执着地提倡“苦吟”，这在中国现当代诗坛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在当今中国，关于诗歌的艺术特征和走向的争论莫衷一是，许多人甚至认为诗歌已走到绝境，臧克家的诗歌创作和理论主张应能给我们一些启示。他的诗论的核心就是必须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和诗人的时代责任感。他认为诗人要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关键在于要有高尚完美的人格，另外，还要接触现实，深入生活，投身时代的激流，掌握时代脉搏的跳动。只有充实的生活，才能创作出反映时代的诗篇。否则，躲在象牙塔里，咏叹个人小小的悲欢，其诗篇必然内容空洞无物。这样，诗人远离了时代，时代也就必然会抛弃诗人。臧克家的这些关于诗歌创作的论断，值得今天每一个诗人深思。
毛泽东评点郭小川
毛泽东读后曾对人说：这些诗并不能打动我，但能打动青年。……谈到郭小川的《望星空》，毛泽东认为，没有幻想，就没有科学、文学和艺术。应当对这个善于思索、长于幻想的热爱祖国的诗人给以鼓励。 ——摘自陈晋著《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61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 我一向认为他（指郭小川——引者注）是“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他是学马雅的，写的是“楼梯诗”。…… ——摘自范忠程主编的《博览群书的毛泽东》第121页，湖南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郭小川小传（1）
1919年9月2日，郭小川出生于河北省丰宁县风山镇（原属热河省）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家庭。父母亲都知书达礼，父亲郭觉生，前后教了四十多年书；母亲李有芳，当过几年县立女子小学校长。他3岁起识字，5岁读《诗经》，还会背诵许多儿歌，8岁就学着写对联。在小学念书时，郭小川已经明显表现出对文学的兴趣。他喜欢背诗，尤其喜欢《木兰诗》，经常吟诵出其中的诗句：“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幼年从父母那里受到的良好的文学熏陶，为郭小川以后成长为一名革命诗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3年，由于日本侵略军侵占了东北三省，郭小川一家避难到了北平。父母亲安排他在北平的东北中山中学念书。1935年暑假后，郭小川跳班考入了该校高级师范班。在这里，年幼而矮小的郭小川，积极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中，参加示威游行，散发抗日宣传品，他还如饥似渴地阅读救亡杂志，参加宣传抗日的戏剧演出活动。在1936年北平学生举行的“六一三”大示威运动中，郭小川自愿担任纠察队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不久他考入设在北平的东北大学工学院补习班，学名郭健风。在东大，他参加了纪念鲁迅逝世大会，成为学校救亡文艺团体——文艺青年联合会中活跃的一员。在抗日救亡的革命大潮中，郭小川迅速成长起来，开始展露写诗的才华。他开始用“郭苏”、 “健风”、“湘云”、“登云”等笔名写诗，不少作品发表在当时北平的救亡刊物上。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引起了全民抗战，郭小川由东北大学“民先”组织联系，从北平秘密出京经天津坐小船到大沽口，又乘英国商船“顺天号”到烟台，然后折回济南直奔太原，在那里报名参加了八路军。9月22日，郭小川和康世恩等二十多个青年学生，在王震、关向应、肖克等人带领下，坐火车到了八路军120师师部，受到了师长贺龙和师参谋长周士第的亲切接见，并分配到第359旅，成为这个队伍中光荣的一名抗日战士。入伍以后，郭小川先在旅政治部的“奋斗剧社”工作。后随部队从河北的平山，到山西的孟县、榆次，又转到晋南的侯马、洪洞、运城等地。每到一处他都登台演出，控诉日寇的暴行，宣传抗日主张，唤起民众觉醒。郭小川随着部队走遍了晋东、晋南和晋西北、雁北，他以高昂的革命热情，积极工作，不怕吃苦，党叫干啥就干啥。由于对革命忠诚，作风朴实，参军后不到两个月，郭小川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当过旅政治部宣传科干事，兼任过教导营的政治教员。后来，又担任了旅司令部的机要秘书，在王震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在战斗工作之余，郭小川他写了不少诗歌和剧本，有些诗如《党的生日》刊载在当时359旅的《战声报》上。有代表性的还有《热河曲》、《我们歇唱黄河》等。如《我们歌唱黄河》这样热情写道： 我们在河边上住了几百代， 我们对黄河有着最深的乡土爱， 我们知道河边上 有多少村庄， 多少山崖；…… …… 来呀， 你们这脸上没有胡子的， 额上没有皱纹的， 这正是我们歌唱的时代！ 来呀， 你们这和强盗厮杀的战士们， 和浪涛搏斗的水手们， 和土地拼命的农民们， 大胆地跳上舞台！…… 唱吧， 我们的歌声 不叫敌人过黄河！ 唱吧， 我们的歌声 不许我们周围有破坏者！…… 一曲深情、豪迈、铿锵的《我们歌唱黄河》，激情澎湃，意气风发。它是一支青春之歌！也是一支民族奋进之歌！黄河，我们的母亲河！它更是祖国的象征！千百年来，它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炎黄子孙。为了母亲的尊严不受强盗践踏，为了祖国的领土不被敌人侵犯，无数的中华儿女前仆后继，视死如归。此诗作于1940年“五四”青年节，诗的副标题是：“为绥德二百余人的‘黄河大合唱’演出而作”。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执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与各帝国主义列强相勾结，不顾全中国人民的抗议，疯狂破坏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方针政策。内忧外患，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团结一心，一边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顽强奋战，一边同汉奸走狗、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斗争。其时，年仅21岁的诗人便是这“脸上没有胡子的，额上没有皱纹的”青年革命战士中的一员。站在浩荡奔涌的黄河岸边，看着身边那一张张纯朴、乐观、充满朝气的战友脸庞，诗人发自肺腑，直抒胸臆，用最朴实、真挚、热烈的语言，一气呵成《我们歌唱黄河》。这也正是当时在陕北、在敌后根据地、在抗日前线的千千万万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青年的心声。 1941年1月，部队首长送他到延安学习。从这时起到1945年7月，他在延安马列学院、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和中央党校三部学习。在延安，郭小川主要是从事马列主义政治理论和文艺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积极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他拿起笔来歌颂我们伟大的党，赞誉党的革命事业。1941年郭小川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毛泽东之歌》，他以朴素而诚挚的阶级感情把第一支颂歌献给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另外，在延安这段难忘的日子里，他还写了怀念烈士的《一个声音》，赞美战士革命精神的《草鞋》以及歌颂在敌人屠刀面前坚贞不屈、机智勇敢的平原老人的《老雇工》等诗作。次年5月23日，郭小川参加了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会后他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深入基层，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并把在群众中学到的民间秧歌，改造发展成为新型的秧歌剧。后来又遵照毛主席的指示，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开展了一个文艺大普及的群众性秧歌运动。此外，郭小川和中央党校的其他同志对古老的京剧艺术进行了一次大胆的革新，尝试编演了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该剧公演时，毛泽东两次观看该剧，亲笔写信，称赞这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
郭小川小传（2）
党的“七大”在延安胜利召开后，延安干部遵循“七大”路线奔赴各个战场，投入更加波澜壮阔的斗争。1945年10月，郭小川背着背包，回到自己家乡任热河省丰宁县县长，热西专署民政科长，还领导了县支队清匪反霸工作，他领导的部队被敌人称为“郭部”。1948年夏天，郭小川被调到党的宣传部门工作。从这一年6月至年底以前，他担任中共中央晋察热辽分局的机关报《群众日报》的副总编，兼任《大众报》的负责人。这一年12月，平津战役打响，郭小川随军入关。天津解放后，郭小川担任《天津日报》第一任编委兼编辑部主任，为党报写了大量的社论、短评。在那紧张的解放战争中，郭小川写过《老家》、《给一个瞎子》、《让风暴更猛烈地吹吧》、《会师》等诗作，他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思索诗歌创作问题，常常是信手提笔，没有经过认真的构思，还有一些诗只在本子上写下一些片言只语，但却是他当时思想的真实流露。1949年5月，郭小川随军南下，6月，被调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宣传科副科长，不久任宣传处处长。1951年7月，他又被调到中南文艺战线任领导工作。这期间，郭小川一直在中南地区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经常为党报起草包括社论在内的各种评论。他把自己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的心得体会一一记录下来，写了大量的政论，如《学习阶级分析的方法》、《敢于与善于提出问题》、《农村调查片谈》等等，深入浅出地宣传毛主席倡导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他还与另外两位同志合作，以“马铁丁”的笔名，在当时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上开辟了《思想杂谈》的专栏，通俗地宣传党中央、毛主席的一些指示，有力地配合了当时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思想改造等政治运动。诗人还常常到基层学习、访问，帮助总结工作经验。他在访问了河南省许昌地区后，热情赞扬那里的宣传部门执行了群众路线，并为《人民日报》写了《中共许昌地委的宣传工作》的长篇通讯，毛泽东看了这篇通讯后曾给予好评。 由于郭小川在宣传工作上的突出表现，1953年3月7日，党中央调郭小川到中央宣传部任理论宣传处副处长，一年后又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1955年，他又被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任秘书长、党组成员，以后又担任党组副书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历经战乱，百废待兴。面对前面的困难险阻，需要广大的人民特别是青年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光辉旗帜下，在各条战线上团结进取，努力拼搏，开创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伟业。置身在这火热的建设和斗争生活中，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和人民诗人，郭小川义不容辞地再次握住诗笔，热情洋溢地为我们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