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任其为农工商部全国经济调查会会长。于是他离开了他十分钟爱的温州，开始了对全国经济资源的调查工作。 几年以后，冒广生又被委任镇江海关监督，他仍然对地方文化十分感兴趣。任职期间，他又自出百金与当地人士共筹款600银元重刊了著名的《至顺镇江志》，在书中保存了元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史料。该书曾被清代大学者阮元称赞为“备录故事，多详兴废，物产土贡，胪陈名状……明以来绝无著录，洵为罕觏之秘籍”。冒氏出金组织重刊，为繁荣地方文化做了有益的贡献。不久他又调淮安，来此地仅一年光景，便刊刻了《楚州丛书》。楚州是唐宋时淮安的称谓，丛书则收录了自汉代以来到清代的诗文、碑释、画鉴、书法及专著、方志等共23种。其中有《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射阳先生文存》弥为珍贵，是其后故宫发现《射阳先生存稿》原书以前最完整的辑本。 1928年北伐战争胜利以后，冒广生来到南京，当时戴季陶任考试院院长，正网罗人才，冒广生接受了考试委员一职见《档案与史学》２００１年第２期载顾音海的《冒鹤亭及其收藏》。。 抗日战争时期，冒广生来到上海，一心从事著述。对中国古代典籍中经史子集皆有深入的研究和著述，如经学方面有《京氏易三种》、《大戴礼记义证》、《纳甲说》、《纳音说》；史学方面有《唐书吐蕃世系表》、《蒙古源流年表》；诸子方面有《管子集释长编》未完稿，校释方面有《淮南子》、《晏子春秋》、《文子》、《列子》、《春秋繁露》等；词曲方面有《四声钩沉》、《倾杯考》、《宋曲章句》、《新云谣集杂曲子》、《疚斋词论》等，这些都是颇见功力的学术专著和论文。抗日战争胜利后，冒广生应聘为国史馆纂修，起草人物传记多篇。他在南京和当时名流多有往来，如柳诒徵、汪辟疆、尹炎武、于右任、程潜等。 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曾朴的小说《孽海花》在上海流行。1943年冬，冒广生也读到了这本书，一时勾起他的回忆，决定写些他所了解的一些有关《孽海花》的人物、事迹的掌故，文字着重于书中人名索隐，间附订误琐闻，详载各人籍贯、科分、职业，后来这些书稿收集在魏绍昌先生所编的《〈孽海花〉资料》中，名为《〈孽海花〉闲话》。 一天，冒广生的儿子带来一人，说是要拜访先生，相谈后才知来者原来是游学欧洲归来的钱钟书。谈话间，钱钟书看到冒氏写的《后山诗任渊注补笺》，十分钦佩。后来钱钟书在他的《谈艺录》中记到此次的会见，评价冒氏的《补笺》一书时说：“其书网罗掌故，大裨征文考献，若夫刘彦和所谓‘擘肌分理’，严仪卿所谓‘取心析骨’，非所思存。” 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上海百废待兴，冒广生为旧时文史职员，虽学问深博，政府亦无暇顾及安置，失去工作的冒氏生活一时陷于困境。不久，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得知此事，于1950年7月来到冒老的住所——上海延安路模范村的一所旧宅里，一见面，陈毅市长就说：“仰慕已久，仰慕已久！”又关心地问冒老的生活起居和著述情况，宾主一同笑论诗词。临走时，陈毅对冒老说：“我知道你现在很清苦，我先给您一些钱用，你要保重身体，安心读书写作，生活问题一定会妥善安排的。”冒老十分感激，静心在家中著述研究。不料几天后，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送来聘书，聘冒老为文管会的顾问。为此冒广生专为陈毅市长书写扇面，另请上海画坛巨匠吴湖帆先生作画，以答谢陈毅的知遇之恩。陈毅在调往北京前，还多次殷殷询问冒老的生活及著述情况，使冒广生深感晚年居得其所，生逢其时，交遇知音。
冒广生小传（3）
1957年初春，冒广生来到北京探望儿子冒舒湮，住在儿子家。来京后，冒老致书陈毅以叙旧情。陈毅当时已是元帅了，得信后即派秘书持一封亲笔信到冒老下榻之处，诚邀冒广生参观故宫博物院，并在御花园品茗。冒氏欣然应允前往，同行者有多年的好友程潜和谢无量。６月，应陈毅之请，冒广生撰写了《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文章见报后，《人民日报》记者来到冒老住所采访，写了一篇专访《八五老人一席话——访冒广生先生》，此文也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两篇文章后来在海内外多家报纸上转载。 转眼已是夏天，一天上午，冒广生在北京的儿子家中接到国务院来的一个电话，说午后有位中央领导人来探望他。他一时奇怪，是谁呢？陈毅元帅来时是不会先通电话的，不久陈毅来电话告诉他说是周总理要来看望他。下午3时，一辆黑色轿车在大门口戛然而止，只见轻车简从、身穿浅灰色中山服的周总理，稳步缘梯拾级而上，儿子舒湮忙迎上去。总理问：“冒老在家吧？”“父亲正等候大驾光临。”总理握着舒湮的手端详着说：“我们在重庆见过面，当时还不晓得你是鹤老的公子。”冒广生也跟着迎上来。总理笑盈盈地说：“我听陈毅同志说鹤老来了，早就想来探望的，政协正在开会脱不了身，昨天刚闭幕，今天才有空。抱歉，抱歉！”冒老说：“你是大忙人，我怎敢惊动呀？”总理在沙发上坐定后，呷了一口茶。当时北京仲夏燥热，总理却装束齐整，连领口也未解扣。舒湮刚刚打开电扇，总理却摆手阻止说：“老人家怕受不了风寒，还是关上的好。”然后开始了话头：“峋芝叔父和鹤老是多年同事。他自从李纯死后就不再当官，晚年信佛，穷困潦倒。解放后，我接他上北京住，前几年才去世。鹤老来迟一步，可惜缘悭一面了。” 原来峋芝是总理的六叔父周嵩尧，字峋芝，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考中丁酉科举人，晚冒广生一科。在晚清时，周嵩尧曾任内阁侍读，转授江北提督、巡抚王士珍的总文案。王士珍赏识他的才干奏知朝廷，钦命邮传部郎中，掌路政司。冒广生当时先后任刑部和农工商部郎中，二人同为京官中的江南同乡，因结为至交。入民国后，周嵩尧任江西督军李纯的秘书长，不久内调袁世凯的最高军事参议院性质的统率办事处任秘书。 冒老听了总理提到当年老友，不禁感喟，回忆往事说：“峋翁为人颇重节概。我曾在他手下当淮安关监督，一别数十年了。我是光绪甲午举人，他是丁酉举人，相隔一科。他的著作《晚香斋诗存》和笔记刻本都还在吗？”总理说：“我早年学写旧体诗，也可能受家叔的影响。鹤老的诗词，我也拜读过。您在淮安时，好像还刻过《楚州丛书》，保存了地方文献。”冒老笑道：“这算不得什么！我每到一个地方，总爱搜集当地文献刻印集子，也算是对地方的报答吧。在瓯海关任内，我刻过《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搜罗了自谢灵运以来迄至二黄先生的集子。在镇江关时，也刻过《至顺镇江志》。”总理问：“二黄先生指的谁？”冒老说：“晚清著名瑞安学者黄绍箕，字仲韬，和绍第，字叔颂是昆仲。叔颂先生是我岳丈，是宗江、宗英的祖父。”总理说：“原来冒黄二家还是至亲。”总理顺手取过茶几上冒老的折扇，欣赏着张大千的画，似乎喃喃自言自语：“张大千的画确实有功夫。”又指着扇面上的题诗问：“马叙伦先生好像说过，冒氏的祖先是蒙古色目人。这个姓，跟匈奴单于冒顿有关么？”提到族源，冒广生说，依据家谱记载，先世系出元世祖忽必烈第九子镇南王胱欢的后裔，与冒顿无干。“那你们是‘黄带子’了。”总理风趣地说。谈话中，不觉时间飞逝。总理起身要走了，对冒老说：“今天太难得了，我有这样两小时的休息。能见到鹤老，我更高兴。毛主席委托我捎个口信，他看到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想见面谈谈，希望鹤老多住几天。”冒老要起身相送，总理坚决阻止他下楼，冒老只得站在楼梯口与总理挥手告别见《大地》1998年6期舒湮的《再忆周总理话家常》。。 果然不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毛主席派来两辆小车来接冒老去中南海。汽车缓缓开进中南海后，只见毛主席早已等在门前，见到车来，忙趋步向前迎接，与冒老握手问好。让入书房后，二人叙谈良久，话题谈到时局时，毛主席说：“你们过去提倡革新，我们后来号召革命，大家都是为了救中国，是一条道路上的人。”冒老一时感到如沐春风。后来又谈到诗词上去，这时冒老将带来的自己的著作《疚斋词论》、《宋曲章句》、《四声钩沉》、《倾杯考》四大本赠给了毛主席，主席接过书十分高兴。临走前，毛主席问冒老：“冒先生今天来可有一言相赠？”冒老坦言说：“现在党内正在整风，我是经历过几个朝代的人，共产党能把中国搞得这样强大，譬如一头雄狮，身上也不免长几只虱子。古人云：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主席听后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我一定记在心里！”冒老起身辞别，主席亲自送冒老上了汽车，还用手遮住车门上沿，怕冒老碰了头，一片尊敬之情令冒老终生难忘。 冒广生回到上海，身体渐不如前，陈毅曾多次邀其去京参加政协，皆因病未能成行。1959年8月10日，冒广生先生在上海病逝，遗体葬于苏州灵岩山五龙公墓。冒广生墓在“文革”时被毁，“文革”后其后人在北京植物园内樱桃沟建了一个衣冠冢，赵朴初先生为其写了碑文。1997年，北京文物局批准将冒广生先生墓定为海淀区文物保护单位。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作者点评
冒广生是出身书香世家的旧式文人，他身上具有典型的中国士大夫的气质，他一生中经历了几次社会大变革，戊戌变法他是积极的参与者，辛亥革命后他是留任的前清官员之一，民国时期他也能发挥自己的才干，做一些有益于地方文化传播的事业。他国学基础十分深厚，他对地方文化事业的关心比对海关的政务要多得多。这种研究文化和当朝做官的矛盾在中国古代文人中早就取得了十分协调的统一，是有悠久传统的。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朱熹，明代的王阳明、杨慎，清代的纪晓岚、毕沅、阮元、龚自珍等莫不如是。甚至如张之洞者，不光是朝廷大员，在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开了创许多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事业，而其在学术上的研究也是颇有建树的。这种以官护文，以文立官的现象，是我国封建社会千百年来保存下来的一种优良传统，它在冒广生身上又一次得到体现。 从他对历次革命运动所表现的态度上，我们可以断定他的思想是倾向进步的。他不光以文会友，而且以同志交心，他曾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相交极深。林旭被捕前夕，他竟能不避杀身之祸，与林旭相伴通宵，足见其之为人。中国在上世纪的前半叶，战争频仍，冒广生作为一个有着极深的家学渊源的旧式文人，最终离开了政坛，回到了自己所熟悉和爱好的古典文化中去，从事研究工作，而且成就卓著。 他对经学、史学、诸子、诗词都有深入的研究，学术面颇广。尤其在词学上的成就，应该说在近代词史上占有一定的学术地位。他的《小三吾亭词话》，保留了大量近代词人的词作和学术行踪，是今天研究近代词人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后被收入唐圭璋先生编的《词话丛编》。他在词学理论上的贡献则有：他提出了词来源于唐诗中的五、七言绝句的观点。他认为词的本体是绝句，而以简驭繁，用增、减、摊、破的方法来加以变化，渐进为词；他指出填词不一定要墨守四声，古人之词中早有先例，并认为：“无论词曲，是陶冶性灵之事，非梏桎性灵之事，……若于句之首字、三字，平仄亦不许移易，甚至通首平、上、去、入，一字不许移易，何苦在高天厚地之中，日日披枷带锁作词囚也。”这一论断不光说明他对词体研究之深，更表现出他有一种敢于冲破束缚的革新精神，可以说是当时沉闷词坛中的一声洪钟。 新中国的到来使他的生命又一次迸发出青春的火花。他不是远离政治，也不是抱着旧式文人的逆反心态来挑新中国这头雄狮身上的虱子，而是以一种赞赏的目光看待身边发生的一切，所以他能和陈毅畅所欲言，和总理灵犀相通，和主席促膝而谈。这一点是许多旧时代从事文学研究的文人难以做到的。他对主席说的几句话是他一生政治和文化阅历的切身体会，也表达了他对新中国的热爱之情，还可以从中感受到他当年参加戊戌变法时的青年理想在今天得以实现的欣慰之叹。
毛泽东评点郑振铎
文物的事情问郑振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