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瞩目的现代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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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瞩目的现代名流- 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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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易于教授》表示反对。胡适在文章里说,汉字之所以不易普及,原因不在汉文,而在于教授的方法。所以他说汉文乃是半死的文字,既然如此,应当跟教外文一样,需要翻译讲解,不能从背诵中去求其字义的了解。由此可见,胡适虽然反对废置文言,但是他这时已经指出它是一种“半死的语言”,而把语体文(白话)称为活的语言了。这是一种进步,也成为他在文学革命道路上的起点。接着9月17日,为了送友人梅光迪入哈佛大学,他又作诗一首相赠。胡适本来对文学革命的方向是很模糊的,但这时他想清楚了,也是形势之所迫,第一次提出作诗需要跟作文一样,用白话来写。这个观点提出后,他的朋友梅光迪及其他朋友,激烈反对,于是展开了一场笔战。胡适在争论中,不断思考,到1916年春得出一个观念: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他说:“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写了一些文章指出:在中国文学史里面,曾经有过许多次“文学革命”,自《诗经》以下,中国诗歌的流变,便是一连串的革命;散文也是如此。他们这群留学生,经过几次辩论后,梅光迪也被胡适说服了,赞成他的主张。胡适更加坚信自己的主张正确,在一首《沁园春》词里,他很有信心地高呼:“诗学革命”开始了。于是,8月21日他在日记里归纳出文学革命的八个要点:(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语。(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字俗语。(五)须讲求文法。(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须言之有物。同一天,他写信给陈独秀谈了自己的主张。这就是《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这篇文章在《新青年》上发表后,在文化界引起强烈的反响。钱玄同非常赞赏,写信给陈独秀表示自己有此看法。陈独秀认为胡适的文章写得太平和了,于是作了一篇《文学革命论》,紧接着在第二期上发表,正式打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与此同时,胡适收到陈独秀的信,信中说,让他到北大,愿把文科学长的位置让给胡适。胡适后来写文章说:自己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做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他的朋友陈独秀。他们彼此谦虚,说对方是急先锋。其实他俩的文章在当时都成为青年的“圣经”。随着资产阶级的文化启蒙运动的开展,白话文成为正式的国文,这在我国文化史上是一桩极其重大的事,对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有巨大的影响。  1917年5月22日,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通过博士论文的最后答辩考试,他的论文题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自此,胡适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结束了七年的留学生活,归国到北大教书。是年寒假,胡适奉母命回家结婚。12月30日,举行文明婚礼,胡适穿的是西装礼服,戴礼帽,江冬秀穿花裙,两人相对,恭恭敬敬地行了三鞠躬,胡适发表一通讲话,说如何改革旧礼节等等。这在当时的农村是—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引得乡亲们纷纷议论。  胡适到北大时年方27岁,正值青年,人称胡博士,在当时教授队伍里算是比较年轻的了。他在北大主要是讲中国哲学史。1919年2月,胡适将讲义整理成《中国哲学大纲》(上卷)出版了。是书一出,颇受学术界的重视和欢迎,不到两个月又再版了一次。同年,他与钱玄同、刘半农、马裕藻、周作人、朱希祖等人拟订一个标点符号方案并向###提出,请颁布实行。当时北京的###接受了他们的意见,于1920年2月2日将他们提的方案通知各省区,转发各校采用。  胡适在北大除教课外,仍积极从事于文学革命的活动。1918年1月,他加入《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与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李大钊、沈尹默等人轮流负责编辑。从此《新青年》完全发表白话文文章了,而且从这年的第二期开始,每期都刊有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等人的白话诗,白话风气一时大开。后来胡适将回国前后所作的白话诗集中起来于1920年春出版,题为《尝试集》。  是年,《每周评论》出版,因胡适不主张在《新青年》上谈政治,故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话。他的愿望是想学习欧洲的文艺复兴,专致力于新文化运动,撇开政治,有意识地为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于是他写了许多人文哲学和教育方面的文章,如《实验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易卜生主义》、《建设的文学革命》等,另外,他还发表了许多演讲,如《品格之养成为教育之无上目的》、《大学开女禁的问题》、《娘子关外的新潮流》等。  1920年3月,胡适发表了《中学国文的教授》一文。在文章里,他根据过去###的规定及自己的经验,对中学毕业生国文应达到的标准提出四条要求。对中学的教育,特别是国文教育有着积极的作用,作出了巨大贡献。  

胡适小传(4)
从1919年起,###每年都办有“国语讲习班”,直到1922年为止。其间,胡适都积极支持讲习班,并亲自讲课。他的《白话文学史》一书,就是在这个班上的讲稿,也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是过去学术界所没有的。  1921年,胡适对《红楼梦》作了《红楼梦考证》。毛泽东评价说:“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历史的回忆·文化名人解析系列·解析胡适》第339页,欧阳哲生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除《红楼梦》外,胡适先后对《儒林外史》、《西游记》、《三国演义》、《三侠五义》、《官场现形记》、《儿女英雄传》、《镜花缘》、《老残游记》、《海上花列传》、《醒世姻缘传》等十余种古典小说进行了考证。从1920年到1933年,十四年之间,他以“序云”、“导论”等不同方式,为上述小说写了约30万字的考证文章。  在当时社会环境与朋友的鼓励下,胡适与丁文江、高一涵等人开始筹备办一个《努力周报》来发表言论,为社会进步贡献一点力量。1922年5月7日,该报第一期正式出版。胡适作《努力歌》一首,代替发刊词。后来《努力周报》在政治上没有多大作为,他们又办了一个副刊《读书杂志》来讨论读书心得。在这份报刊上,曾展开了两次大的讨论:一次是“玄学与科学”之争,另一次是古文讨论。在中国学术史上,这两次讨论都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1922年9月,北洋政府###召集学制会议,讨论学校系统改革学制问题。胡适出席了这次会议,而且是学制起草人之一。这次会议拟定的学制至今仍在使用,影响深远。1923年,北京大学出版《国学季刊》,胡适在“发刊宣言”里提出三点意见,谈国学的整理方法。  1925年初,胡适因为出席了北洋政府召开的善后会议,很受舆论的批评。一些报刊多认为此会为军阀的分赃会议。而胡适却不以为然,他想在政治上也进行一次尝试。社会舆论对他批评并不由此而告终。当时的问题集中在他对封建帝王的态度上。第一,他支持陈炯明的联省自治,反对孙中山的武装革命。第二,他反对国民军驱逐溥仪出宫。第三,他接受溥仪的召见。这些都是不得人心的事,遭到了社会的谴责。  1926年春,胡适到上海治痔疮,病好后没有回京,3月初在沪出席“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会议,旋即与英方委员往汉口、南京等地访问。6月,胡适作《我们对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发表在《现代评论》上。这篇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对西方文化的认识。7月,胡适与英方委员苏狄尔教授乘火车经莫斯科去伦敦,出席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会议,会后曾到大英博物馆及巴黎国立图书馆检阅敦煌写本,发现荷泽大师神会和尚语录二万多字。这对他写中国中古思想史很有帮助。在英期间,胡适受英国各大学之聘请,作了十次学术演讲,讲题为《中国与传教士》、《中英文化关系的增进》等等。胡适12月离英赴美,又作了多次讲演。1927年6月底,胡适经日本回到上海。6月,他被选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并兼任秘书,握有实权。  1928年4月,胡适受聘为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到任后,鉴于经费不足,各学院遂裁并为文理学院与社会科学院,自兼文理学院长,请高一涵任社会科学院院长,聘梁实秋、陆侃如、冯沅君等在文理学院任教。胡适对青年才子像沈从文等,不拘资历,大胆聘用。胡适当校长,采取“无为而治”的办法,但每星期总有一天到校去上课,讲文化史等课,听的人总是很多。自从胡适接掌该校后,各方面都有改进,可以说是中国公学的黄金时代。后来出的人才不少,理科比较闻名的有吴健雄。胡适常以此事为自豪。  1929年1月,胡适因事离开上海,到北平出席协和医学校的董事会。胡适在北平小住后即回上海。这年4月,国民党政府发表一道保障人权的命令,内容抽象、笼统。胡适认为这道命令没有具体规定,于是写下了诸多文章进行批判,如《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和《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胡适的上述言论,引起国民党人极大不满,因此,他们组织力量对胡适进行批判。  1930年4月,他发表了《我们要走哪条路》一文,胡适说去年我们几个朋友讨论的是“中国的现状”问题,今年我们讨论的是“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胡适先谈个大概,于是他提出目前的任务:要铲除和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的国家。根本方法,不是暴力革命,而是用自觉的努力作不断的改革。这篇文章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在政治上的主张。  1931年1月,胡适到上海出席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第五次常会,争取中华基金会支持十万元,作为合作条款,供设立研究讲座及聘请专任教授等用。会后,胡适被邀来北平重整北大,胡适任北大文学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经过八个月的筹划,北大文学教育有所发展。  1934年,他发表了《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针对当时社会上对教育缺乏信心的各种非议,作出了评论。胡适任职北大期间,即邀请他的好友徐志摩来帮助他佐理校务。胡适、蒋梦麟等人改组北大,对出版工作也是很重视的。1931年起,他们陆续恢复了一些刊物,其中有《北大日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1932年5月,胡适等人又创办了《独立评论》周刊,用它来发表他们的政见。这个刊物一直办到1937年7月为止。胡适在其创刊号的引言中说:“我们叫这个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仗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个刊物,后来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入侵的情况下,还在宣扬避战求和的主张。  

胡适小传(5)
“九一八”事变以后,胡适看到国土被日本吞食。一次,胡适对他的一个老乡说:“日本真要动手打,我们只有同它打,拼到底。”从这句话中可看出那时胡适的一些思想动态。1933年春,长城抗战结束,胡适为抗战烈士公墓碑撰写碑文,纪念英勇作战的死难烈士。“一二·九” 爱国学生运动中,他一方面批评政府不该调用武装殴打徒手的学生,另一方面对学生的罢课横加指责,说什么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不但不能引起同情,还可以招致社会的轻视与厌恶。“西安事变”爆发后,胡适在给张学良的电文里,骂张学良“是国家民族的罪人”。说什么张和他部下的举动“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是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是妨害国家民族的进步”,并宣称拥护政府。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蒋介石决定在庐山召开全国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举行谈话会,讨论对日政策。胡适被邀到庐山,受到蒋介石的召见,接着参加会议。胡适在教育组对国防教育发表了四点意见。这次在庐山,胡适发言最多。他还说:“哪有猫儿不叫春?哪有蝉儿不鸣夏?哪有虾蟆不夜鸣?哪有先生不说话?”可见他对时局是很关注的,特别在教育方面。8月,北大、清华、南开,三个大学酝酿在长沙设立临时大学,胡适被提为北大代表。此校10月1日在长沙开学,后搬到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该校在抗战时期培养了不少人材,作出应有的贡献。胡适对这所学校的创建,建议颇多,可以说他是发起人之一。八月,他被聘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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