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易于教授》表示反对。胡适在文章里说，汉字之所以不易普及，原因不在汉文，而在于教授的方法。所以他说汉文乃是半死的文字，既然如此，应当跟教外文一样，需要翻译讲解，不能从背诵中去求其字义的了解。由此可见，胡适虽然反对废置文言，但是他这时已经指出它是一种“半死的语言”，而把语体文（白话）称为活的语言了。这是一种进步，也成为他在文学革命道路上的起点。接着9月17日，为了送友人梅光迪入哈佛大学，他又作诗一首相赠。胡适本来对文学革命的方向是很模糊的，但这时他想清楚了，也是形势之所迫，第一次提出作诗需要跟作文一样，用白话来写。这个观点提出后，他的朋友梅光迪及其他朋友，激烈反对，于是展开了一场笔战。胡适在争论中，不断思考，到1916年春得出一个观念：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他说：“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写了一些文章指出：在中国文学史里面，曾经有过许多次“文学革命”，自《诗经》以下，中国诗歌的流变，便是一连串的革命；散文也是如此。他们这群留学生，经过几次辩论后，梅光迪也被胡适说服了，赞成他的主张。胡适更加坚信自己的主张正确，在一首《沁园春》词里，他很有信心地高呼：“诗学革命”开始了。于是，8月21日他在日记里归纳出文学革命的八个要点：（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语。（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字俗语。（五）须讲求文法。（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须言之有物。同一天，他写信给陈独秀谈了自己的主张。这就是《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这篇文章在《新青年》上发表后，在文化界引起强烈的反响。钱玄同非常赞赏，写信给陈独秀表示自己有此看法。陈独秀认为胡适的文章写得太平和了，于是作了一篇《文学革命论》，紧接着在第二期上发表，正式打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与此同时，胡适收到陈独秀的信，信中说，让他到北大，愿把文科学长的位置让给胡适。胡适后来写文章说：自己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做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他的朋友陈独秀。他们彼此谦虚，说对方是急先锋。其实他俩的文章在当时都成为青年的“圣经”。随着资产阶级的文化启蒙运动的开展，白话文成为正式的国文，这在我国文化史上是一桩极其重大的事，对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有巨大的影响。 1917年5月22日，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通过博士论文的最后答辩考试，他的论文题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自此，胡适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结束了七年的留学生活，归国到北大教书。是年寒假，胡适奉母命回家结婚。12月30日，举行文明婚礼，胡适穿的是西装礼服，戴礼帽，江冬秀穿花裙，两人相对，恭恭敬敬地行了三鞠躬，胡适发表一通讲话，说如何改革旧礼节等等。这在当时的农村是—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引得乡亲们纷纷议论。 胡适到北大时年方27岁，正值青年，人称胡博士，在当时教授队伍里算是比较年轻的了。他在北大主要是讲中国哲学史。1919年2月，胡适将讲义整理成《中国哲学大纲》（上卷）出版了。是书一出，颇受学术界的重视和欢迎，不到两个月又再版了一次。同年，他与钱玄同、刘半农、马裕藻、周作人、朱希祖等人拟订一个标点符号方案并向###提出，请颁布实行。当时北京的###接受了他们的意见，于1920年2月2日将他们提的方案通知各省区，转发各校采用。 胡适在北大除教课外，仍积极从事于文学革命的活动。1918年1月，他加入《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与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李大钊、沈尹默等人轮流负责编辑。从此《新青年》完全发表白话文文章了，而且从这年的第二期开始，每期都刊有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等人的白话诗，白话风气一时大开。后来胡适将回国前后所作的白话诗集中起来于1920年春出版，题为《尝试集》。 是年，《每周评论》出版，因胡适不主张在《新青年》上谈政治，故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话。他的愿望是想学习欧洲的文艺复兴，专致力于新文化运动，撇开政治，有意识地为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于是他写了许多人文哲学和教育方面的文章，如《实验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易卜生主义》、《建设的文学革命》等，另外，他还发表了许多演讲，如《品格之养成为教育之无上目的》、《大学开女禁的问题》、《娘子关外的新潮流》等。 1920年3月，胡适发表了《中学国文的教授》一文。在文章里，他根据过去###的规定及自己的经验，对中学毕业生国文应达到的标准提出四条要求。对中学的教育，特别是国文教育有着积极的作用，作出了巨大贡献。
胡适小传（4）
从1919年起，###每年都办有“国语讲习班”，直到1922年为止。其间，胡适都积极支持讲习班，并亲自讲课。他的《白话文学史》一书，就是在这个班上的讲稿，也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是过去学术界所没有的。 1921年，胡适对《红楼梦》作了《红楼梦考证》。毛泽东评价说：“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历史的回忆·文化名人解析系列·解析胡适》第339页，欧阳哲生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除《红楼梦》外，胡适先后对《儒林外史》、《西游记》、《三国演义》、《三侠五义》、《官场现形记》、《儿女英雄传》、《镜花缘》、《老残游记》、《海上花列传》、《醒世姻缘传》等十余种古典小说进行了考证。从1920年到1933年，十四年之间，他以“序云”、“导论”等不同方式，为上述小说写了约30万字的考证文章。 在当时社会环境与朋友的鼓励下，胡适与丁文江、高一涵等人开始筹备办一个《努力周报》来发表言论，为社会进步贡献一点力量。1922年5月7日，该报第一期正式出版。胡适作《努力歌》一首，代替发刊词。后来《努力周报》在政治上没有多大作为，他们又办了一个副刊《读书杂志》来讨论读书心得。在这份报刊上，曾展开了两次大的讨论：一次是“玄学与科学”之争，另一次是古文讨论。在中国学术史上，这两次讨论都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1922年9月，北洋政府###召集学制会议，讨论学校系统改革学制问题。胡适出席了这次会议，而且是学制起草人之一。这次会议拟定的学制至今仍在使用，影响深远。1923年，北京大学出版《国学季刊》，胡适在“发刊宣言”里提出三点意见，谈国学的整理方法。 1925年初，胡适因为出席了北洋政府召开的善后会议，很受舆论的批评。一些报刊多认为此会为军阀的分赃会议。而胡适却不以为然，他想在政治上也进行一次尝试。社会舆论对他批评并不由此而告终。当时的问题集中在他对封建帝王的态度上。第一，他支持陈炯明的联省自治，反对孙中山的武装革命。第二，他反对国民军驱逐溥仪出宫。第三，他接受溥仪的召见。这些都是不得人心的事，遭到了社会的谴责。 1926年春，胡适到上海治痔疮，病好后没有回京，3月初在沪出席“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会议，旋即与英方委员往汉口、南京等地访问。6月，胡适作《我们对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发表在《现代评论》上。这篇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对西方文化的认识。7月，胡适与英方委员苏狄尔教授乘火车经莫斯科去伦敦，出席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会议，会后曾到大英博物馆及巴黎国立图书馆检阅敦煌写本，发现荷泽大师神会和尚语录二万多字。这对他写中国中古思想史很有帮助。在英期间，胡适受英国各大学之聘请，作了十次学术演讲，讲题为《中国与传教士》、《中英文化关系的增进》等等。胡适12月离英赴美，又作了多次讲演。1927年6月底，胡适经日本回到上海。6月，他被选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并兼任秘书，握有实权。 1928年4月，胡适受聘为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到任后，鉴于经费不足，各学院遂裁并为文理学院与社会科学院，自兼文理学院长，请高一涵任社会科学院院长，聘梁实秋、陆侃如、冯沅君等在文理学院任教。胡适对青年才子像沈从文等，不拘资历，大胆聘用。胡适当校长，采取“无为而治”的办法，但每星期总有一天到校去上课，讲文化史等课，听的人总是很多。自从胡适接掌该校后，各方面都有改进，可以说是中国公学的黄金时代。后来出的人才不少，理科比较闻名的有吴健雄。胡适常以此事为自豪。 1929年1月，胡适因事离开上海，到北平出席协和医学校的董事会。胡适在北平小住后即回上海。这年4月，国民党政府发表一道保障人权的命令，内容抽象、笼统。胡适认为这道命令没有具体规定，于是写下了诸多文章进行批判，如《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和《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胡适的上述言论，引起国民党人极大不满，因此，他们组织力量对胡适进行批判。 1930年4月，他发表了《我们要走哪条路》一文，胡适说去年我们几个朋友讨论的是“中国的现状”问题，今年我们讨论的是“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胡适先谈个大概，于是他提出目前的任务：要铲除和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的国家。根本方法，不是暴力革命，而是用自觉的努力作不断的改革。这篇文章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在政治上的主张。 1931年1月，胡适到上海出席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第五次常会，争取中华基金会支持十万元，作为合作条款，供设立研究讲座及聘请专任教授等用。会后，胡适被邀来北平重整北大，胡适任北大文学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经过八个月的筹划，北大文学教育有所发展。 1934年，他发表了《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针对当时社会上对教育缺乏信心的各种非议，作出了评论。胡适任职北大期间，即邀请他的好友徐志摩来帮助他佐理校务。胡适、蒋梦麟等人改组北大，对出版工作也是很重视的。1931年起，他们陆续恢复了一些刊物，其中有《北大日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1932年5月，胡适等人又创办了《独立评论》周刊，用它来发表他们的政见。这个刊物一直办到1937年7月为止。胡适在其创刊号的引言中说：“我们叫这个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仗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个刊物，后来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入侵的情况下，还在宣扬避战求和的主张。
胡适小传（5）
“九一八”事变以后，胡适看到国土被日本吞食。一次，胡适对他的一个老乡说：“日本真要动手打，我们只有同它打，拼到底。”从这句话中可看出那时胡适的一些思想动态。1933年春，长城抗战结束，胡适为抗战烈士公墓碑撰写碑文，纪念英勇作战的死难烈士。“一二·九” 爱国学生运动中，他一方面批评政府不该调用武装殴打徒手的学生，另一方面对学生的罢课横加指责，说什么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不但不能引起同情，还可以招致社会的轻视与厌恶。“西安事变”爆发后，胡适在给张学良的电文里，骂张学良“是国家民族的罪人”。说什么张和他部下的举动“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是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是妨害国家民族的进步”，并宣称拥护政府。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蒋介石决定在庐山召开全国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举行谈话会，讨论对日政策。胡适被邀到庐山，受到蒋介石的召见，接着参加会议。胡适在教育组对国防教育发表了四点意见。这次在庐山，胡适发言最多。他还说：“哪有猫儿不叫春？哪有蝉儿不鸣夏？哪有虾蟆不夜鸣？哪有先生不说话？”可见他对时局是很关注的，特别在教育方面。8月，北大、清华、南开，三个大学酝酿在长沙设立临时大学，胡适被提为北大代表。此校10月1日在长沙开学，后搬到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该校在抗战时期培养了不少人材，作出应有的贡献。胡适对这所学校的创建，建议颇多，可以说他是发起人之一。八月，他被聘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