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是当时我国历史学界难得的一部著作。旧中国的史学家大都致力于古代史的研究，治清史的不多，近代史更是无人问津。可以说那时近代史是一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范文澜的这部近代史，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大量占有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历史过程的系统叙述，展现了近代历史的真实面目。更重要的是它把中国近代史纳入了科学研究的轨道。该书系统地叙述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过程，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范文澜在出版说明中指出：“自从鸦片战争以后，迄全国解放以前，中国社会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境地，中国人饱受外国侵略者的压迫，现在我们痛定思痛，回顾往事，仍然感到很愤慨。”范文澜指出，中国人民和统治阶级所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他突出了阶级斗争。作者在书中高度评价了平英团、太平天国、义和团的历史功绩，认为平英团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开始，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其光辉成就永不磨灭。他称赞林则徐是清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敢于依靠人民力量抵抗外国侵略，军事上没有败于英国侵略者，而在政治上被投降派的阴谋所败。范文澜通过对历史的叙述，无情地批判了清代封建统治者们的反动路线和倒行逆施的行为，从而证明了反对封建主义，推翻封建统治阶级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中国近代史》出版后，在读者中产生重要影响，人们了解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真正原因，认清了20世纪40年代我国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和革命信心。许多人就是因为读了这部近代史而奔赴延安的。
范文澜小传（3）
这两部著作采用夹叙夹议的方法，语言通俗流畅，生动纯正，叙事要言不烦，条理清楚，写人形象感人，饶有兴味。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范文澜调离延安。1946年他来到晋冀鲁豫边区，任北方大学校长。1948年7月，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吴玉章为校长，范文澜任副校长，兼华北人民政府委员。在此期间，范文澜在为培养解放区各种专门人才而不懈工作的同时，又认真修订了《中国通史简编》，并在文化战线上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尖锐的斗争，写有《研究中国三千年历史的钥匙》一文，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有力的历史根据。 1949年，华北大学迁至北京，范文澜随校进京。第二年，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改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后改为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任所长。 1950年，范文澜决定重写《中国通史简编》。直到1965年，他对这部通史作了全面的修改，但只修改到隋唐五代的第三编，工作就被迫停顿了。在修改中，他对旧书中的不足作了检讨，又吸收了新的思想和考古成果，使全书有了更全面客观的叙述。 1951年，中国史学会成立，郭沫若任会长，范文澜任副会长，主持日常事务工作。他负责领导史学界的工作，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组织各方面专家，落实毛泽东于1941年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的指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具体落实就是《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这套大型资料书的编纂。1951年中国史学会成立时，研究所确定的重点工作之一便是编辑、出版这个《丛刊》，并确定了12个专题，成立了由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组成的总编辑委员会。范文澜既是史学会负责日常工作的副会长，也是《丛刊》的总负责人。1951年以后的十年中，史学会先后共编辑出版《丛刊》10种。1951年出版《义和团》（翦伯赞主编），1952年出版《太平天国》（向达主编）和《回民起义》（白寿彝主编），1953年出版《戊戌变法》（翦伯赞主编），1954年出版《鸦片战争》（齐思和主编），1955年出版《中法战争》，1956年出版《中日战争》（均为邵循正主编），1957年出版《辛亥革命》（柴德赓主编）和《捻军》（范文澜主编），1959年出版《洋务运动》（聂崇岐主编）。这是一项大型的综合工程，共计60册，共2000余万字。每一种书的扉页上都特意印上毛泽东这段重要的论述。范文澜及中国史学会主持这项工作，连年出书，持续不断，无论是工作效率或编选质量，都是令人赞叹的。由于近代史资料十分分散，搜集不易，《丛刊》的出版，集中了大量有价值的、经过整理和考辨的史料，为近代史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54年，范文澜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之后又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1956年范文澜当选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1958年4月28日，范文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一文，认为“厚今薄古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举出孔子的《春秋》、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三部书，都有重视近现代史的特点，并得出结论说：史书自然有多种写法，“但是，明显地反映出当时政治生活的历史著作，究竟是史学的正常形态，是史学的主流，自《春秋》至《国粹报·史篇》都应是代表各个时期的历史著作。此外，不反映当时政治生活的史书，只能作为变态支流而存在。” 毛泽东在报上读了范文澜这篇文章，很是赞赏，过了十天，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讲到范文澜这篇文章，心情仍然很兴奋，说：“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是站起来讲话了）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讲话了，这才像个样子。”还说：“这篇文章讲的道理很重要，研究历史的人应该注意。” 1966年“文革”爆发后，陈伯达之流企图整垮范文澜，诬陷他是“保皇党”，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此时，毛泽东出面干预，陈伯达之流的阴谋才未能得逞。不久，在庆祝1966年国庆大会上，范文澜被安排上了天安门城楼。那天，他站在城楼东头，离毛泽东较远。毛泽东看到他后，特意走过来，对他大声地说：“范文澜同志，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毛泽东用这种特别的方式，公开表示对范文澜的保护。1968年7月20日，毛泽东又派人到范文澜的住处传话，说：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那种方法写下去。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还要包括现代。长期陷于郁闷无为的范文澜，一时获得巨大的鼓舞，他立即行动起来，组织修订和续写的班子，制定计划，其中包括将他的《中国近代史》整个拆散和大规模补充重写，以及制定续写1919至1949年现代史部分的计划。但是，他当时体弱多病，一心想抢时间完成毛泽东的嘱托，而不愿住院治病，终因衰弱病重，未能如愿，于1969年7月29日逝世，终年76岁。他生前发表了一百余万字的著作，所得稿费全部上交国库，身后无一长物。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范文澜小传（4）
1979年，在范文澜逝世十周年之际，史学界同人选取录了他的17篇文章编为《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出版，以表达对这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深深的纪念。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作者点评
建国以后只要对中国历史稍有涉猎者，都会知道范文澜先生，知道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一书。这部通史，为我们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作出过重大的贡献，曾使新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对我国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有了全新的认识。 范文澜先生最初并非从事历史的研究，而是从事古典文论、经学和音韵训诂学方面的研究。他的《文心雕龙注》问世时，在文论界获得好评，其中考据的味道尤其浓厚是一个重要原因。其时，他年仅30余岁，如果他一直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或许会成为龙学大家。我们知道，起初，范文澜对新文化运动并不感兴趣，而是热衷于古文研究，所以连当时最为时髦的语体文他都还写不来，而在大学毕业后作蔡元培私人秘书时，范文澜因此而不得不辞职。后来，他的学术生涯出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大转折，从研究古文转向了研究历史，这一重大转折，既有历史的偶然，也有其人格因素上的必然。“五卅”运动，是他在思想和学术上的一大转折点。他从书斋中走出的同时，就把自己的学术研究和中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他顺应历史潮流，学写语体文，表现出他自觉学习新生事物的学术进取精神，更重要的是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党的事业做了不懈的努力，且数次入狱，表明了他在政治思想上的觉悟、成熟和坚定不移。 他对历史学研究的最早贡献，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了一部前人所未有过的中国通史。这部通史，肯定了历史中的人民革命，辩证地评析了历史中帝王将相的作用，充分提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全面叙述了中华民族的真正历史。由于有了他的这部历史，使后来的中国历史著作有了行文法则。 其实在范文澜的学术渊源中，有着浙东学派注重当代史、经世致用的观点的影响。早在抗战前夕他写的《大丈夫》一书，就已显露出把著述与国家民族命运相结合的倾向。到河南以后，他投身于抗战动员和宣传工作，并针对抗战时局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这都意味着他的学术品格中具有学问要与时俱进的精神。到延安之后，对范文澜学术研究转移有着进一步推动的是毛泽东。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著名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号召：“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整风运动结束之后，范文澜便全力投入《中国近代史》的写作，此后，近代史就一直成为范文澜学术工作的重点。他的《中国近代史》不光是填补了当时史学著作的一项空白，也将离我们相去不远的近代历史研究提升为一门严肃的科学，并使之纳入史学家严峻的眼光之中，而不再是前人的琐谈式或回忆录式的边缘知识。 范文澜对古典文学有着极深的素养，精熟于古代的名家名作，又擅长古文，精研过群经，考证过古史，又善于从当代汉语和人民大众的语言中吸收丰富营养，因而他的著作既有深沉的中国古典文化底蕴，又有鲜明的时代风貌，展示出历史大家所独有的厚重、洗炼、生动的文风，读其书使人感到内容上气势磅礴，语言上文采斐然，思想上新见迭出。 中国历史的撰写还在继续，但每有新著问世，我们都不会忘记这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筚路蓝缕之功。
毛泽东评点胡适
诸文引了章、梁、胡、冯诸人许多话，我不反对引他们的话，但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梁基本上是观念论和形而上学，胡是庸俗唯物论与相对主义，也是形而上学，章，冯……（章、冯二家我无研究），等等。若无这一简单的申明，则有使读者根本相信他们的危险。（注：章，是章太炎。梁，是梁启超。冯，是冯友兰。胡，就是胡适。） ——摘自欧阳哲生编的《历史的回忆·文化名人解析系列·解析胡适》第33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要使他们像胡适之说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 ——摘自欧阳哲生编的《历史的回忆·文化名人解析系列·解析胡适》第33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摘自欧阳哲生编的《历史的回忆·文化名人解析系列·解析胡适》第33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胡适小传（1）
胡适原名洪，字适之，别号自胜生、藏晖室主人，笔名：铁、笑、天风等。安徽绩溪人。1891年12月17日，胡适出生于上海大东门外。1881年，其父胡传北上到京，由张佩纶推荐到吉林办理对俄边务，深得上司的赏识。后来，胡传调往台湾任台东宜隶州知州等职。1893年，胡适3岁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