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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政治哲学 前言（5）
［10］ John Bryan Starr；“Mao Tse…tung’s Theory of Continuing the Revolution under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Its Origins；Development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971。
［11］ John Bryan Starr；“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Mao Tse…tung’s Theory of Continuous Revolution；”Asian Survey II∶6（1971）；610…628。
［12］ 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见［美］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181页，香港，南粤出版社，1973。
［13］ 参见上书，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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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冲 突（1）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1］构成毛泽东政治哲学的核心观点是冲突或矛盾，以及由此引起的变化。在毛泽东的政治著作中，他所论及的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都是以冲突和变化概念为基础的。在他看来，政治领域里各个方面合乎规律的、恒常的冲突和变化，与自然界的冲突和变化的情形是相同的。由于他的认识论是建立在上述核心观念基础之上的，因此，他不只把他的政治理论看成是这种冲突和变化观点的阐发，而且看成是这一观点的例证，从而服从于支配着自然界和政治现象的同一发展规律。因此，为了理解毛泽东有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逻辑，我们必须从探讨冲突这个基本概念出发。
对毛泽东的冲突、矛盾和变化思想，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加以考察；第一，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的那样，他把冲突理解成在社会和自然界同样存在的一种既定的、自然的状态；第二，他认为冲突是普遍的；第三，他把冲突看成是这个世界的一种有益的特性，因为它所引起的变化是积极的、进步的；第四，他深信，冲突是社会和自然界一种永恒的状态。从这四个方面入手探索作为毛泽东政治哲学核心的冲突和变化观点的起源、性质及其内涵，系统阐述我的看法，这是本章的目的所在。
冲突的客观性
尽管毛泽东的有关冲突的思想与近代西方社会和政治思想以之为基础的某些根本原则是相背离的，但是，作为社会和自然界正常状态的对立力量相互作用的观点，却依然是十分古老和普遍的。这种观点不仅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历史渊源中可以找到，在欧洲和美国的现代思想的历史渊源中同样存在。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事实证明：对那些细心观察自然界的人来说，对那些存有人类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并受其变化规律支配的观点的人来说，这是一种自然而然就会产生的见解。这种有关自然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观点———我们称之为“前普罗米修斯式”的观点———在欧洲理性传统中的前古希腊思想，在中国传统中的前儒家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
为了探讨这种关于对立力量相互作用的早期观点，以及这种观点与毛泽东所使用的冲突概念的关系，我们必须首先作一些基础的语言学的区别。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对立看成是两项若干种可能的关系中的一种；推而言之，也可把冲突看作是对立面之间两种可能的关系类型中的一种，另一种关系类型则是互补的。不管是将冲突还是将互补看成是对立面间关系的适当方式，无论哪种看法都会对人们有关变化的观念和态度产生影响；反之，对待变化的态度和观念如何，也会影响他们对对立面关系的认识。当然，有关对立和变化的思想在概念上是可区分的，但无论在早期古希腊思想中还是在古代中国思想中，它们的出现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两大思想体系中，只要涉及互补性要素内在联系的对立观念，自然都与把变化理解为重复、预定和循环的观念相适应；相反，只要涉及相互冲突要素的关系的对立观念，都导致了把变化理解为直线的、进步的观念。
论 冲 突（2）
在艾菲斯的赫拉克利特的著作中，人们可以看到以对立力量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自然观的证据：“爱与恨，醒与睡，生与死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互相转化着。” ［2］赫拉克利特在讨论对立问题时，主要强调的是对立面之间的互补性，而不是冲突。但他强调互补性时，也并没有忽视冲突的发生：“事物集聚在一起……尤其是二极或‘对立面’……在某种意义上是整体或连续性，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又不是整体，而是分裂或对立；在某种意义上，对立的双方倾向于聚合、统一，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它们又倾向于分离、多元性。”［3］当赫拉克利特从互补的角度论述对立的因素时，他很自然地把变化看成是循环的；而当他把对立的因素当作彼此相互冲突的东西来看待时，变化这一范畴所蕴涵的性质就不同了：“人们必须懂得，冲突是普遍的，合乎自然规律的，一切事物必然要经过冲突方能产生。”［4］
当古希腊思想发展到成熟阶段时，对立力量之间偶尔是相互冲突的关系而大部分时间则是互补关系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被抛弃了，或至少有一部分是彻底地转变了。相反，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中，本性相反之物相成的观点在塑造中国传统中后来的思维模式方面，其影响要比古希腊的传统思想来得更深更广。
在中国思想史上，最早对对立力量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广泛兴趣的系统阐述，可以在《易经》中找到。这部经典著作各个不同部分的形成年代，在学术上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是，这个注释本所依据的占卜系统，人们通常认为形成于公元前11世纪。这个由许多三线形（即经卦———译者注）和六线形（即别卦———译者注）构成的体系，是以连线和断线的组合为基础的。连线代表支配或强盛的原则，而断线则代表退隐和柔弱的原则。三条连线或断线的一切可能的组合，构成八个三线形；两个三线形组合成包括六组线条的整体，就构成一个六线形，这种六线形总共有64种可能的组合。
在这部充斥六线形的著作中，每一卦都伴之以相应的卦辞，其中对对立力量的阐述，强调的是它们的互补性，因此，它主张一种观点：“宇宙通过变化或转化的作用方式，使每一事物获得其真实的本性和命运，并且与宇宙相和谐。这也就是进步和连续性意义之所在。”其实，六线形本身常常排列成一个圆形，暗示每一卦都以循环的顺序引起另一卦。
用连线和断线象征的主导和退隐力量之间的互补性关系，是通过阴和阳这种专用名词而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形式化的。这一思想学派的开山鼻祖热衷于研究这些术语和概念，因为它们支撑着《系辞》第5章的评注：“一阴一阳之谓道。”［5］阴这个词代表着退隐原则，寒冷、黑暗和柔弱，这些都是内在的，隐藏着的，像是云影和山影一样；阴这个词最初是指山脉和峡谷的背阴面。阳这个词代表着主导原则，温暖、光明和刚强，这些都是外在的，显露的，它描绘的或是在阳光下迎风飘扬的旗帜，或是个托着有孔的玉圆盘的人（可能是一个主持宗教仪式的男性舞者），这玉圆盘是上苍和光明的象征；阳这个词最初是指山脉和峡谷的向阳面。［6］“太极图”（一个分成光明与黑暗两个部分的圆形，其中的每一部分又都包含着另一部分的一点［7］）以象征的方式反映了这两种力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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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冲 突（3）
虽然《易经》并没有忽视对立力量的冲突，但主要强调的还是这两种对立力量的互补性。正如威尔海姆所指出的那样，从这种侧重中所引申出的是三种不同的变化。而这一点在《易经》这部古典著作中已经作了区分：“不变、循环变化和相继变化。”实际上，不变是基础，只有以不变为基础，变化才可能发生。《易经》把和谐和秩序看成是转变的条件，它们总是让位于变化。［8］
如同阴阳学论中，道家思想也特别明确地强调本性相反之物的内在联系。道家的著作中到处都是关于本性相反之物以及由这些对立面的互补关系所致的循环变化的论述。《庄子》中的如下一段话就表明了这一点：“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而万物以形相生，故九窍者胎生，八窍者卵生；其来无迹，其往无崖……此其道与……渊渊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终则复始也。”［9］《道德经》对对立力量的互补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变化的循环性质阐述得更为清楚：“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10］
李约瑟深信不疑地指出［11］，以这种方式关注对立面的结果是，把焦点集中在对立力量的联系上面，而不是集中在它们彼此分离的特性方面。出自《道德经》的另一段话证明了这一观点：
有无相生，
难易相成，
长短相形，
高下相盈，
音声相和，
前后相随，恒也。［12］
这里所描述的关系，严格说来，没有一种能够理解为是相互冲突的，这一事实表明，关于对立力量的互补关系的观念是占统治地位的。
然而，在公元前五六世纪出现的种类繁多的思想流派中，只有儒学（通过其众多的变形流派）在中国的社会生活领域中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学派。与道家的思想家相比，孔夫子不那么倾向于把人类看成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并受其规律支配。总的来说，他的学说更关心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关心的是和谐而不是冲突。那些持传统观点的人，即认为孔子不仅悉心研究过《易经》，而且还写过《彖传》（这是《十翼》的头两篇，以后成为经典的组成部分）的人［13］，对这种解释提出了质疑。
然而，不论采取哪一种立场，人们都必须承认，儒家学者企图将《易经》中有关对立面的思想与孔子本人的学说结合在一起。其中，那位把儒家学说抬高到后来占据国家意识形态地位的哲学家董仲舒，进行了实现这一结合的工作。董仲舒把儒学与后来逐渐被称为儒家“阴阳学派”的学说联系起来，通过儒学强调和谐和稳定的框架对《易经》的内在联系的逻辑作出了解释。董仲舒指出，自然界存在着对立面，但由各种卦所代表的对立力量是互补的，而不是矛盾的，它们一起构成了统一的整体。既然实现和谐和稳定是儒家追求的目标，那么，阴和阳这两种对立力量就应当为人类所驾驭，以便实现和谐和稳定。董仲舒直率地把阴阳理论糅合进儒学的框架内，对儒学的和谐概念和阴阳学说的对立概念都进行了微妙而又重要的修正：现在，和谐被看成是人类努力奋斗所要达到的一种目标，而不再仅仅是世界的一种自然本性。由于把和谐当作有道德的人类活动的结果，董仲舒及其门徒为这种看法留下了余地：即，如果顺其自然的话，这个世界自然而然会充满冲突，而且，按照儒学家所规定的价值标准，这个世界也是邪恶的。这样一来，尽管儒家学说开始承认冲突不可避免，但它还没有走得这么远，以至接纳冲突会产生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主张，接受在解决冲突的过程中会不断产生新的冲突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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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冲 突（4）
* 李约瑟通过研究朱熹和宋代新儒学，讨论了科学与中国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模式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结论：“朱熹的哲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有机论哲学，因而，宋代新儒家学说粗看起来，已达到了类似于怀特海的地步；但是并没有经过与牛顿、伽利略相对应的阶段。这样，它们只体现与战国时期道家和墨家思想家相类似的情形。据说，道家与墨家早于黑格尔而具有了辩证逻辑的萌芽，然而，它们却没有经过亚里士多德和苏格拉底的逻辑阶段。”见Science and Civiliza－tion，458页。
这里，我们看到，传统中国两个主要的哲学流派都认识到了对立面及其变化的关系的问题。儒学在汉代成为社会和政治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它们运用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强化互补性的方式，解决了阴阳学说中对立面的冲突或互补关系之间存在的模棱两可的问题。当儒学变成既为现存政治秩序提供解释又为之辩护的国家意识形态或教义时，这种倾向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然而，儒学在政治领域里上升到统治地位，并没有使道家的思想受到削弱。事实上，道家思想，以及这种思想对自然界中对立力量之间的关系究竟应当被理解为冲突还是互补这一问题相对笼统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