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发放对象：以原承租公地之现耕农为主要对象。如该现耕农户籍规定不合或不愿承领时，则另行审择发放，其顺序规定为：1、承租公地之现耕农；2、雇农；3、耕地不足之佃农；4、耕地不足之半自耕农；5、无土地耕作之原土地关系人，需要土地耕作者；6、转业为农者。
三、发放面积：以耕地种类的原则、等级的高低，农户耕作能力的大小，以及维持一家六口生活需要等条件，为审定发放之依据。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
四、发放地价：原则上不超过市价。采取分年付款的办法。1、地价数额为发放土地全年正产物收获问题的倍；2、全部地价分10年平均摊还，不付利息；3、每年于收获季节，分两次缴付摊还之地价；4、若地目变更，应即照变更地目改正地价；5、缴付地价，按实物计算。
五、保障与限制：由主管生产机关举办各种生产贷款，在经济上予以扶助；严格限制发放耕地转移及不自任耕作。
对于私有土地，政府强行征收的地主土地，按公地发放的原则，出售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与此同时，政府付给出售多余耕地的地主七成实物债券和三成公营事业公司股票，各种债券10年还清，年息百分之四。
对于土地改革必须坚持三个原则：一是“政府”不能负担太重；二是保证地主的基本生活；三是不能养成国民不劳而获与不费而获的心理。也就是“一个原则，两个办法”。所谓“一个原则”，即“彻底消灭租佃制度达到全面的土地改革”。所谓“两个办法”，即“地主三倾以上的土地，强行依法征收。地主三倾以下的土地，由政府贷款佃农鼓励其自由购买”。“一方面用直接的方法实施耕者有其田，一方面用间接的方法达到耕者有其田”。
这场“土地改革”是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农民阶级的不满，调整了农民与地主、政府的关系，农村土地所有权发生改变，将会把封建势力基本上消灭。这些都能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有所发展。地主阶级也通过政府征收多余土地，把土地转变为资金，纷纷投资工商业，使中国的工业发展有了资金来源，为中国经济的稳定和以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赵子文也在会上发表了《关于中华民国财政、金融的改革方案的草案》。改革方案分为“整顿税务、控制金融、改革币制”等方面。
整顿税务方面：国民政府收回关税主权（关于收回关税的谈判已基本完成），提高税率；整顿盐税，将盐务机构纳入中央财政部，增加税收；实行统税，凡工业品出厂，国家一次收出厂税，各地不得再行以其他名义收取。
控制金融方面：政府设立中央银行，负责经营国库，发行钞票和公债等。在融资方面，以间接融资为主导，政府通过推行低利率政策，为重点产业提供大量成本低廉的资金，保证企业在设备投资和技术革新等方面对资金的需求。
币制改革方面：建议从1927年5月1日起，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定为“龙币”。此后，所有完粮纳税，公私款收付，一律使用龙币。国家做出硬性规定，所有白银都要在限期内到银行兑换成龙币（此举可使国家限制白银外流，并掌握大量白银，还有利于商品交流和经济的发展）。
此三个议案经过几天的小组讨论，最终在大会上以全票通过。期间，徐飞狐奔走于各小组之间参与讨论，并把旅行政策的好处，和不旅行的坏处向各代表一一陈述，对于几个还用上了吓唬手段才得以通过。
注：之所以采取间接融资方式为主的模式，其主要原因是：
一、推行低利率政策，使龙币的贴现率和贷款利率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这种低利率政策及各种限制因素的作用，将直接减轻企业的利息负担，融资成本较小，刺激企业以更强的投资来带动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低利率政策，使大银行之间不可能依靠利率竞争机制取得经营优势，不得不将业务重点放在多吸收存款、扩大贷款，提供充分服务方面，从而为金融机构的稳定经营和发展提供制度保证。
二、证券市场因刚起步，受多种因素制约，极不发达。在利率和内外市场分割的双重限制下，证券市场发展阻力大，发育迟缓。
三、企业自有资金比例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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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几天我需要到外地去学习，估计在本月30号左右才能回来，所以提前几天把这个发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但希望大家不要老是催我，因为最近我确实有点儿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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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一月二十五日，徐飞狐以中华民国政府主席的名义宣布，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蔡元培为院长。中央研究院成立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共九个研究所和一个自然博物馆，聘请一些著名科学家和学者为研究员。如：侯德榜、李四光、茅以升、郭沫若、鲁迅等。这样，初步形成了一支科学研究队伍，中央研究院成为了中国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
二月十四日和十五日，又是喜讯不断，先是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戈达德将应邀于近日来华讲学及进行学术交流；而德、意、苏三国各自援华的人员和企业代表团将于下月中旬抵达。各国的空军战机和其他武器则先期到达。这连续的喜讯使徐飞狐几日的烦恼一扫而光。
为了就会这些科学家，徐飞狐还专门恶补了一下自然科学的一些知识和有关科学家的背景，以备不时之需。
爱因斯坦是一个热爱民主的伟大科学家，但他首先是一个拥有德国国籍的犹太人。自从1922年德国开始大范围的仇视、迫害犹太人之后，爱因斯坦的大半精力就放在了如何解救这些苦难的同胞这方面了。为此他转而开始大力支持以前一直反对的“犹太复国主义”了，为了同胞的生存问题而开始多方奔走。而徐飞狐与爱因斯坦的会谈，就是围绕如何帮助犹太人脱离苦海和以民主、自由的方式帮助犹太人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这些方面来展开的。
在会谈之初，徐飞狐就说了一番令战时犹太人视为希望的讲话，并被广泛流传于犹太人中间。
“犹太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我们都是勤劳、善良的民族，都曾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为世界的文明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同时，我们也都是多灾多难的民族。中国近代被列强瓜分，险些亡国灭种；而犹太民族则由于历史原因，失去了家园。现在中国已基本完成了统一，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帮助同样受苦的犹太民族完成建国的心愿。并向全世界的各族人民表示，中国向来是以友好、平等的方式对待那些友好的朋友的，只要他们愿意到中国来，我们将会一视同仁，给予他们本国公民应有的待遇。”
这一番表白也同样打动了爱因斯坦的心。同时徐飞狐还私下里表示，愿意向国际犹太复国组织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并保证：若是在其他地方建国有困难的话，中国可以在亚洲选一块地方，让他们建国并提供援助。而对于爱因斯坦教授个人，徐飞狐则郑重的向他提出了邀请：
第一， 请爱因斯坦担任正在筹建中的中央物理研究所所长。这个所长代表地位和荣誉。如如果高兴，可以出些主意，如果不高兴，也可以撒手不管，日常事务有党务秘书办得妥妥贴贴；
第二， 选爱因斯坦当中央科学院院士，年薪12000元龙币（一龙币兑换五美元）。
第三， 聘请爱因斯坦为清华大学教授。爱因斯坦教授有授课的权利，只要他有兴趣，但却没有讲课的义务。讲多讲少，讲课内容和时间，均自便。大学里的一切事务，可一概不必过问。
最终导致爱因斯坦接受邀请的是中国学者的那种对真理的强烈的求知欲，以及中国人民和平、友善的态度。最后，在各方的盛情之下，爱因斯坦结束了对中国不平凡的访问，并带走了一批中国学者，与他一道返回德国，进行必要的科研设备的引进。
而对戈达德的接待也同样令当事人满意之至，与他在美国所受之遭遇简直是天壤之别。由于这次戈达德是来华履行自己每年两个月的讲学工作的，所以就给了徐飞狐充分的时间来争取他。
戈达德到中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与徐飞狐会晤。同样的，徐飞狐也给他开出了极为优厚的条件，以吸引他到中国来。除了一系列的名誉外，还承诺将倾全力支持他的研究。在戈达德讲学的两个月时间里，通过在美国的林波、栗静等人的努力，先后将其研究室内的设备，按国际最新的型号，分批购入，在南部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研究实验室。徐飞狐的这种态度深深的打劫了戈达德，并最终促使戈达德留在了中国。
对于德、意代表团，由于早已签订了密秘的协议，所以他们此次来，是指导中国有关人员设计、建造工厂的；相对来说，说服苏联人就没那么简单了，虽然他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中国，可他们也不愿意见到中国的富强，所以只同意将在许可的范围内在中国进行有限的投资。
德、意、苏三国代表团的来华之行同样吸引了英、法、美、日等国的眼球，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除了已经同德、意、苏三国签订过合同的工程外，其他工程面向国际社会公开招标。不过徐飞狐做了要求，那就是全部经费分五年付清。就是这一条补充，使中国少付了几千万，节约了中国国家建设的资金。
针对一些社会问题，国民政府召开了专门的会议，进行讨论、指导、解决。
针对中国人吸食鸦片的情况，专门就《中华民国禁烟法》召开了“强化国民身体素质即打击毒品专项整治会议”。徐飞狐亲自到会，发表讲话。要求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开展新形势下的禁烟运动。由各省、特别市的一把手亲自来抓，在半年的时间内，清缴、消除鸦片等各种毒品，半年后全国将不再出现吸食、走私、贩卖毒品事件。中央将派调查组暗中调查，若发现有整治不力的，将直接于以免职，波及法律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从重从严处理。
《中华民国禁烟法》规定：“凡走私毒品在一克以上的（含一克），立即枪决；若因领导督察不力而导致毒品流通的，可叛十年以上至无期徒刑，参与贩毒的，将处以极刑……”
为了调动国民建设的积极性，充分发挥文艺的作用，徐飞狐专门召开了文艺坐谈会。提出了“文艺要为祖国建设服务”的口号。并鼓励他们多写一些反帝、反压迫，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好剧本，并把这些剧本尽早带到群众身边。特别是那些有关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徐飞狐专门点了日本）。使人民充分了解帝国主义的凶残本质，使他们懂得只有努力工作，使国家富强了才能不被欺负。
并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送戏下乡”活动，把这些有教育意义的内容，编为人民喜欢的各类戏剧，并保证每一个自然村，每一个月殾能看到至少一场戏剧。
同时，徐飞狐还派出了宣传队，深入基层，宣传思想和政府的新政策，宣传北伐军的反帝反军阀的胜利事迹和意义，建立对领袖的个人崇拜。
对于怎样处理那些封建会、道、门的问题上，徐飞狐是考虑再三，日本可以利用黑道势力，中国难道就不行吗？
为了规范和合理利用黑道资源，国民政府宣布，凡中华民国境内的会、道、门，均需于规定时间到有关部门登记，违者将按危害国家安全之非法组织之名义，一律封杀。对各会、道、门的统计和实力测定后，根据不同的实力分配不同的任务，暗中资助各势力向国外发展，即“控制国内，发展国外”。对于那些成效显著的将给予额外的奖励。使之成为国家的“第五纵队”。
例如：上海的青红帮，在国家收缴上来鸦片后，由他们负责销往国外，所得利润他们可得四成。其他还有专门向国外负责贩卖军火等业务的。这些均在国家有关部门的领导和控制之下进行的。
对于那些违规向国内销售的帮派，处置将是极其严厉的。所以在一方面是民族大义，另一方面是丰厚利益，各会、道、门均乐于接受。
币制改革之后，中央银行把储备的白银全部换成了黄金。
……
经过一年暴风骤雨式的改革，1928年4月，中华民国政府宣布，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