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的第四集团军裁军后保二十万人；
其他地方部队裁军后保留十五万人。
各军区由各部队部人数的比例进驻。也就是说，每一个军区都由上边五部分的人员组成，比如广州军区，现需二十五个团的建制，则由第一集团军裁军后保留的部队出七个团；第二集团军裁军后保留的部队出六团；第三集团军裁军后保留的部队出五个团；第四集团军裁军后保留的部队出四个团；地方部队裁军后保留的部队出三个团。而到军区后，再以团为单位编建师级建制，这样一来，个人对于各部队的影响就小了，部队就可以正式国家化了，彻底消灭以前的军队“私人化”。
虽然他们还有不愿，但又拿不出什么好方法，所以只好同意。
至于怎么留强去弱，检验部队的训练情况，徐飞狐提议进行全国性的军队大比武，对军队进行负重行军、强行军、夜战、近战、射击、战术配合……等各方面进行比赛，实行淘汰制，评委由各方代表所组成。
最后一至通过，会议决定从一月二十五日开始，到四月二十五日，为期三个月。前一月为大比武时间，中间一个月为裁军时间，最后一个月是按次序、有步骤地整编阶段。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军队国有化”运动开始了。
经过讨论，全国暂分为十大军区，分别是：
成都军区、昆明军区、武汉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福州军区、兰州军区、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和新疆军区。
在各军区司令长官的人选上，经过激烈的争论，针对各部队实际情况，最后终于通过了。并以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出了任命：
孙良诚任成都军区司令员；
石友三任昆明军区司令员；
张治中任武汉军区司令员；
刘峙任南京军区司令员；
白崇禧任广州军区司令员；
傅作义任福州军区司令员；
黄旭初任兰州军区司令员；
顾祝同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薛岳任济南军区司令员；
李志伟任新疆军区司令员（这个军区，人人都认为是去受罪，都不想去，在徐飞狐提出李志伟时，竟然出奇的一致通过。）
由于政治委员的作用，并不被其他人所重视，所以在此人选上并没有同徐飞狐唱反调的，结果，徐飞狐顺利地把一大批思想工作有经验的人员送到了各军区。
在中高级将领会议上，徐飞狐对他们说：“我们的部队爱成批地涌来涌去，勇气很好，但是缺乏有智术的动作”“如果被人家的大炮和机关枪射击的时候，损失就太大了，因此，现在我们要教育战斗员，三、五成群的战斗，一个、两个的去战斗。”随即徐飞狐提出了“三三制”和“一点两面”的战术，并号召各军区以此为内容展开大练兵活动。
所谓“三三制”是指：在步兵班内分成三个小组，每组三至四人，在班长的指挥下，以疏散、小群的战斗队形进行战斗；
“一点两面”的战术是指：集中兵力在主要攻击点突击敌人，同时以部分兵力从另一面或多面钳制并协同歼灭敌人。在主攻点上要“采取狭窄的战斗正面和纵深的战斗配备”，使主攻点的部队像尖刀和钻头一样，突破敌人的防线并向纵深发展。
至此，全国军队开始大规模整编。
按徐飞狐的布置，陈东在五中全会上提交了《关于中华民国发放公有土地、扶植自耕农实施方案的草案》和《关于实行耕着有其田条例草案》。对公有和私有土地进行改革。
对于公有土地的发放，其主要内容为：
一、发放范围：原则上以耕地为限，包括大部分水田，田地及鱼池、牧地、农舍基地及所配属之水池、水道。在全国出租的公有耕地中，除有关水土保持和公营事业机关生产上必须保留者外，均列入发放范围。
二、发放对象：以原承租公地之现耕农为主要对象。如该现耕农户籍规定不合或不愿承领时，则另行审择发放，其顺序规定为：1、承租公地之现耕农；2、雇农；3、耕地不足之佃农；4、耕地不足之半自耕农；5、无土地耕作之原土地关系人，需要土地耕作者；6、转业为农者。
三、发放面积：以耕地种类的原则、等级的高低，农户耕作能力的大小，以及维持一家六口生活需要等条件，为审定发放之依据。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
四、发放地价：原则上不超过市价。采取分年付款的办法。1、地价数额为发放土地全年正产物收获问题的倍；2、全部地价分10年平均摊还，不付利息；3、每年于收获季节，分两次缴付摊还之地价；4、若地目变更，应即照变更地目改正地价；5、缴付地价，按实物计算。
五、保障与限制：由主管生产机关举办各种生产贷款，在经济上予以扶助；严格限制发放耕地转移及不自任耕作。
对于私有土地，政府强行征收的地主土地，按公地发放的原则，出售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与此同时，政府付给出售多余耕地的地主七成实物债券和三成公营事业公司股票，各种债券10年还清，年息百分之四。
对于土地改革必须坚持三个原则：一是“政府”不能负担太重；二是保证地主的基本生活；三是不能养成国民不劳而获与不费而获的心理。也就是“一个原则，两个办法”。所谓“一个原则”，即“彻底消灭租佃制度达到全面的土地改革”。所谓“两个办法”，即“地主三倾以上的土地，强行依法征收。地主三倾以下的土地，由政府贷款佃农鼓励其自由购买”。“一方面用直接的方法实施耕者有其田，一方面用间接的方法达到耕者有其田”。
这场“土地改革”是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农民阶级的不满，调整了农民与地主、政府的关系，农村土地所有权发生改变，将会把封建势力基本上消灭。这些都能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有所发展。地主阶级也通过政府征收多余土地，把土地转变为资金，纷纷投资工商业，使中国的工业发展有了资金来源，为中国经济的稳定和以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赵子文也在会上发表了《关于中华民国财政、金融的改革方案的草案》。改革方案分为“整顿税务、控制金融、改革币制”等方面。
整顿税务方面：国民政府收回关税主权（关于收回关税的谈判已基本完成），提高税率；整顿盐税，将盐务机构纳入中央财政部，增加税收；实行统税，凡工业品出厂，国家一次收出厂税，各地不得再行以其他名义收取。
控制金融方面：政府设立中央银行，负责经营国库，发行钞票和公债等。在融资方面，以间接融资为主导，政府通过推行低利率政策，为重点产业提供大量成本低廉的资金，保证企业在设备投资和技术革新等方面对资金的需求。
币制改革方面：建议从1927年5月1日起，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定为“龙币”。此后，所有完粮纳税，公私款收付，一律使用龙币。国家做出硬性规定，所有白银都要在限期内到银行兑换成龙币（此举可使国家限制白银外流，并掌握大量白银，还有利于商品交流和经济的发展）。
此三个议案经过几天的小组讨论，最终在大会上以全票通过。期间，徐飞狐奔走于各小组之间参与讨论，并把旅行政策的好处，和不旅行的坏处向各代表一一陈述，对于几个还用上了吓唬手段才得以通过。
注：之所以采取间接融资方式为主的模式，其主要原因是：
一、推行低利率政策，使龙币的贴现率和贷款利率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这种低利率政策及各种限制因素的作用，将直接减轻企业的利息负担，融资成本较小，刺激企业以更强的投资来带动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低利率政策，使大银行之间不可能依靠利率竞争机制取得经营优势，不得不将业务重点放在多吸收存款、扩大贷款，提供充分服务方面，从而为金融机构的稳定经营和发展提供制度保证。
二、证券市场因刚起步，受多种因素制约，极不发达。在利率和内外市场分割的双重限制下，证券市场发展阻力大，发育迟缓。
三、企业自有资金比例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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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几天我需要到外地去学习，估计在本月30号左右才能回来，所以提前几天把这个发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但希望大家不要老是催我，因为最近我确实有点儿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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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一月二十五日，徐飞狐以中华民国政府主席的名义宣布，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蔡元培为院长。中央研究院成立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共九个研究所和一个自然博物馆，聘请一些著名科学家和学者为研究员。如：侯德榜、李四光、茅以升、郭沫若、鲁迅等。这样，初步形成了一支科学研究队伍，中央研究院成为了中国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
二月十四日和十五日，又是喜讯不断，先是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戈达德将应邀于近日来华讲学及进行学术交流；而德、意、苏三国各自援华的人员和企业代表团将于下月中旬抵达。各国的空军战机和其他武器则先期到达。这连续的喜讯使徐飞狐几日的烦恼一扫而光。
为了就会这些科学家，徐飞狐还专门恶补了一下自然科学的一些知识和有关科学家的背景，以备不时之需。
爱因斯坦是一个热爱民主的伟大科学家，但他首先是一个拥有德国国籍的犹太人。自从1922年德国开始大范围的仇视、迫害犹太人之后，爱因斯坦的大半精力就放在了如何解救这些苦难的同胞这方面了。为此他转而开始大力支持以前一直反对的“犹太复国主义”了，为了同胞的生存问题而开始多方奔走。而徐飞狐与爱因斯坦的会谈，就是围绕如何帮助犹太人脱离苦海和以民主、自由的方式帮助犹太人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这些方面来展开的。
在会谈之初，徐飞狐就说了一番令战时犹太人视为希望的讲话，并被广泛流传于犹太人中间。
“犹太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我们都是勤劳、善良的民族，都曾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为世界的文明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同时，我们也都是多灾多难的民族。中国近代被列强瓜分，险些亡国灭种；而犹太民族则由于历史原因，失去了家园。现在中国已基本完成了统一，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帮助同样受苦的犹太民族完成建国的心愿。并向全世界的各族人民表示，中国向来是以友好、平等的方式对待那些友好的朋友的，只要他们愿意到中国来，我们将会一视同仁，给予他们本国公民应有的待遇。”
这一番表白也同样打动了爱因斯坦的心。同时徐飞狐还私下里表示，愿意向国际犹太复国组织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并保证：若是在其他地方建国有困难的话，中国可以在亚洲选一块地方，让他们建国并提供援助。而对于爱因斯坦教授个人，徐飞狐则郑重的向他提出了邀请：
第一， 请爱因斯坦担任正在筹建中的中央物理研究所所长。这个所长代表地位和荣誉。如如果高兴，可以出些主意，如果不高兴，也可以撒手不管，日常事务有党务秘书办得妥妥贴贴；
第二， 选爱因斯坦当中央科学院院士，年薪12000元龙币（一龙币兑换五美元）。
第三， 聘请爱因斯坦为清华大学教授。爱因斯坦教授有授课的权利，只要他有兴趣，但却没有讲课的义务。讲多讲少，讲课内容和时间，均自便。大学里的一切事务，可一概不必过问。
最终导致爱因斯坦接受邀请的是中国学者的那种对真理的强烈的求知欲，以及中国人民和平、友善的态度。最后，在各方的盛情之下，爱因斯坦结束了对中国不平凡的访问，并带走了一批中国学者，与他一道返回德国，进行必要的科研设备的引进。
而对戈达德的接待也同样令当事人满意之至，与他在美国所受之遭遇简直是天壤之别。由于这次戈达德是来华履行自己每年两个月的讲学工作的，所以就给了徐飞狐充分的时间来争取他。
戈达德到中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与徐飞狐会晤。同样的，徐飞狐也给他开出了极为优厚的条件，以吸引他到中国来。除了一系列的名誉外，还承诺将倾全力支持他的研究。在戈达德讲学的两个月时间里，通过在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