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汉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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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汉朝- 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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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今兵端已启,就不可罢休了。
  他告诫自己,如果天下大乱,一定要保持名节,但也要达观顺变,因为大汉确实该亡了。
  七月,京师周围发生了相当严重的蝗灾。飞蝗遮天蔽日而过,所经田亩颗粒全无。接着又是一场冰雹,京师笼罩在恐慌和凋零的气氛之中。
  十月,临晋侯杨赐薨。天子素服,三日不朝。赐东园棺木,诏令帝国军乐队和羽林骑士鼓吹护驾,公卿百官送葬,谥文烈侯,以其子、侍中杨彪袭爵。
  杨赐,是天子一生中最后一位老师。尽管天子将他和陈蕃、蔡邕看成一类人物,无甚好感,但天子毕竟是三十出头的人了,黄巾之乱,又使天子多少有了些辨别是非的能力,他看到朝堂之上,老臣渐去,不禁有些失落。
  

《品汉朝》第五章 烽火狼烟(1)
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
  座中何人,谁不怀忧?
  令我白头!
  胡地多飙风,树木何修修!
  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
  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汉末边塞歌谣
  皇甫嵩将军开始于中平二年六月与阎忠谈话之后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特别是对在平定叛乱中武装和强大起来的帝国军队及其统帅们的担忧。因为,皇甫嵩将军出身边将家族,他知道,黄巾###之前,帝国就在周边地区与其他民族进行了长期的战争,这场战争比黄巾之乱的规模要大得多,因而锻炼出一大批勇敢善战的军人和将领以及地方豪强。他们当中,既有像皇甫家族这样的忠诚于大汉的鹰犬,也有武装到牙齿、嗜血成性的豺狼。他们甚至会和敌人联手反叛主人,或者,放纵敌寇,胁迫主人。
  就在皇甫将军攻破冀州黄巾之际,即中平元年十一月,边郡北地郡的先零羌和陇西郡袍罕、河关二县的武装民众,公开反叛帝国,他们的军事首领是金城郡湟水一带的归附大汉的月氏胡人北宫伯玉和汉人李文侯,政治领袖是金城郡的富户豪强边章和韩遂。叛军击杀了帝国西北边郡的军政长官、护羌校尉泠征和金城太守陈懿,并攻打四周的郡县,向帝国的核心地区逼进。二年三月,叛军东进,寇略旧都长安附近的左冯翊、右扶风以及京兆尹三辅地区,朝野震动。诏令左车骑将军皇甫嵩出镇长安,###叛军。
  就在皇甫将军厉兵秣马之际,由于开罪大长秋赵忠的事情,他在六月份被夺印削户。好在朝廷委派了司空张温出任车骑将军,以执金吾袁滂为副,拜董卓为破虏将军、周慎为荡寇将军,并辖于张温。这个阵容,皇甫将军还比较放心。
  他解甲回府,不过他并不闲着,他在等待,等待他出马的那一天,这一天一定会来的。
  一天,从他的家乡安定郡来了个人,自称是一个叫王符的人家的。皇甫将军一听,马上让他进来。这是个中年人,穿着丧服。他对皇甫将军说:“家父过世前,嘱咐我将他的著作带给将军。”他解开一只布囊,拿出几大捆竹简。
  这位过世的人字节信,帝国西北边陲的大儒、思想家和政治理论家,他是马融、张衡、崔瑗等大学者的朋友,也是皇甫将军的已故叔父皇甫规将军的挚友。当年皇甫规将军解官回乡,太守来了都不见,而王符一到,将军竟然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倒履出迎,援手而入,同坐欢语。思想家不愿让自己的精神受到世俗的束缚,更不愿意让纯洁的理想去碰撞污浊的现实,所以他甘心做一个隐士,用他自己的称呼,叫做“潜夫”。可这个隐士并没有远离尘世,娱情山水,而是观察、思考、写作。他将毕生的思想,写成一部巨大而系统的著作,对大汉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风俗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作了批判。皇甫嵩将军如获至宝地打开了竹简,书名一下子映入了眼帘:《潜夫论》。
  由于是帝国的边民,王符在《潜夫论》中,特地用了四个章节讨论了帝国的边患问题,分别命名为“劝将”、“救边”、“边议”和“实边”。这,引起了皇甫嵩将军更为浓厚的兴趣。
  多日的研读,令皇甫将军思绪万千。他觉得王符的议论不仅面面俱到,而且一针见血。羌人之乱以及现在酿成的整个西北凉州的羌、胡、汉多民族地域性大叛乱,其根源在于大汉帝国一开始就在战略上采取了放弃凉州的收缩政策。《潜夫论》中指责了孝安皇帝永初年间羌人叛乱时,公卿们主张捐弃凉州、退保三辅的思想。这使皇甫将军想到北宫伯玉寇略三辅时,朝廷委任自己出镇长安的那场御前会议。
  那天,天子大会公卿百官于德阳殿正殿,他的焦虑,不减于听到黄巾之乱的消息。不过,天子的精神大不如那一次了。皇甫将军并不认为这是由于黄巾等危难的国事,让天子操劳至此,而是他的荒淫无度,与他的叔父孝桓皇帝如出一辙。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孱弱削瘦,脸色灰青,毫无血气,许多老臣仿佛又看到了先帝。如果说,孝桓皇帝是因为没有子嗣而按照方士们的教唆,把身子搞得一塌糊涂,当今的天子则完全出于刘氏皇族腐朽的遗传天性,以及从小依赖宦官的生活。
  

《品汉朝》第五章 烽火狼烟(2)
第一个站出来发言的是司徒崔烈,他重弹放弃凉州的老调,把个出生于边塞北地郡的议郎、曾任朱俊将军护军司马的傅燮将军气得暴跳如雷,他顾不得体面和身分,厉声喊道:“斩了司徒,天下乃安!”
  主持朝仪的尚书马上出奏傅燮廷辱大臣,要求天子按罪论处。
  天子没有动怒,他对这个身长八尺的伟岸将军有比较深的印象,此人在跟从朱俊###黄巾时,曾上疏陈述黄巾的乱源在于朝廷奸人太多,中官弄权。因为这个,得罪了大长秋赵忠,傅燮没有得到封赏。故当大长秋进一步提出要治他的罪时,天子亲自阻止了这件事,诏拜议郎。天子问他何故出此耸言?
  “孝惠皇帝朝,匈奴昌顿单于触犯大汉,樊哙将军为之稍加开脱,季布将军犹言:‘樊哙可斩’。如今凉州居天下要冲,是国家的藩卫。高祖皇帝初兴之际,就委派郦商将军为陇西都尉,专门负责平定北地郡。孝武皇帝开拓边境,于元狩二年降匈奴浑邪王。太初元年,置酒泉、张掖二郡;四年,又置匈奴休屠王领地为武威郡;后元元年,再分酒泉郡置敦煌郡。这一切举措,在战略上都是为了斩断匈奴的右臂,打通大汉西北的道路,安定大汉西北的边陲。而今边郡的牧御官吏们,贪赃失和,使得整个凉州刺史部发生叛乱,而崔烈身为宰臣,不念为国家考虑平叛之策,反而要割弃一方万里之疆土,臣私下大惑不解!如果让羌人这样的披发左衽之虏占据凉州,待到他们士甲坚劲,因此为乱,这是天下的至虑、社稷的深忧啊!倘若崔烈不知此中厉害,这是他的愚蠢;倘若他知道这一点却说出这种话来,则是他的不忠!”
  傅将军的振振有词使得天子和公卿们下了平定凉州的决心。
  对西北采取放弃的政策,是从世祖光武皇帝光复本朝以后开始的。这与高皇帝开创的大汉帝国风格迥异,特别是与孝武皇帝一朝北击匈奴、开拓西域的雄武气魄大相径庭。以国力论,本朝并不逊于前汉,而且,本朝还曾经动用了小部队和几个勇敢的使者,就成功地迫使王莽篡汉时期纷纷背叛大汉而投向匈奴的西域诸国重新归顺。这便是本朝大学者和历史学家班彪先生的小儿子班超创下的伟业,他年少时就不愿意像他的哥哥班固一样继承父业,做个文人,于是他扔掉笔,穿上了军装。此外,本朝安丰侯窦融之侄、光禄勋、车都尉窦固,其曾孙、外戚大将军窦宪,都曾于孝明皇帝朝和孝和皇帝朝大破匈奴和西域叛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从地理上看,这些征服的地区尚在凉州的西北,而且大汉还在这些地域设置了行政机构和卫戍区。再则,居住在凉州的羌人比起匈奴和西域诸国来,其文明进化、部族人口以及武装力量都落后一大截。《潜夫论》中说羌人开始叛乱时,“党羽未成,人众未合,兵器未备,或持木枝,或空手相搏,草食散乱,未有都督,甚易破也。”又说:“虏或持铜镜以像兵器,或负案板以类盾牌,惶惧扰攘,未能相持。”
  为什么大汉竟然对付不了这样的敌手?为什么甘心让羌人扰乱凉州,再次切断大汉西部的通道,丢失了班超和窦宪的成果?又是为什么,大汉的子民也参加了凉州的叛乱?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推究起来,首先要追溯至世祖光武皇帝的立国姿态。
  从周武王灭商那个遥远的年代直至大汉,所谓中国,指的是黄河中下游流域,其政治和文化中心有两个,一是华山以西、渭水流域的长安一带,当叫宗周。一是华山以东、洛水流域的洛阳,当时叫成周。华山在她们之间设置了天然的关隘——函谷关,所以习惯上又称长安一带为关西或关中,洛阳一带为关东或山东。长安一带,周、秦皆为都城。这不仅因为这两个国家根源于此,而且有着高屋建瓴的军事地理优势,渭水流域富饶的大平原、函谷关的天险,使之成为进退有据的地区。而洛阳的营建始于周公,开始的目的,是作为来自关西的征服者周人,控制关东商代遗民以及其他各个氏族的军事据点。由于周公是中国历史上制礼作乐的圣人,加之洛阳被认为是天下之正中,西周被戎狄扫荡以后,洛阳就成了都城。这个都城,更多地具有文化象征的意味,因为她的军事价值远逊于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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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汉朝》第五章 烽火狼烟(3)
高皇帝是楚地沛县人,他和他的战友们都是关东人,尽管他们曾经打进秦都咸阳,但他们不想去远离故土的关西享受高官厚禄;再则,高皇帝想开创一个在声誉上比得上周代的帝国,因而他决定以洛阳为都。可谋臣们不让,原因是天下初定,并不安宁,洛阳的规模又不及秦帝国的旧都。一个叫娄敬的谋士对高皇帝说:“陛下您取天下的方法和周文王、周武王不同,他们是以德服人,因此可以不依靠天险。而您得天下,杀了这么多的人民,使天下人肝脑涂地,已经谈不上有什么仁德了。不如现实一些,入据关西。陛下您也曾和人打过架,应该知道关键在于卡住对方的脖子,摁住对方的背吧?进了关西,您就算是卡住天下的脖子,摁住天下的背了。”
  高皇帝粗暴地说服了他的战友们,车驾幸关中。到了关中,高皇帝很高兴,硬让娄敬改姓了刘,因为高皇帝的家乡土话中,娄和刘本来就发一个音。不过,高皇帝的思乡病还是加重了,最后臣下们只得在长安城里造了一个和高皇帝老家一模一样的村子,并将他的老父亲和一些穿开裆裤时的朋友们安置在里面,给高皇帝提供了一个仿真旅游景点。
  事实证明,关西的武力加上关东的经济文化,相得益彰,所谓“关西出将,关东出相”,造成了大汉空前的强盛。特别是对付西北匈奴、羌、胡等民族的入侵,关西有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与震慑作用。大汉也同样重视洛阳的枢纽地位,从孝武皇帝起,分天下郡县为十三州,每州设刺史一人,作为监察官员,代替中央巡视所在郡县的吏治。其核心地区归司隶校尉部,所辖七郡包括了长安至洛阳的狭长地带,洛阳作为大汉东都的观念随着儒学在大汉的确立而深化,因为这是周礼和德治的象征。
  光武皇帝也不是关西人,他的家乡南阳与洛阳靠得很近,即皇帝位后,进了洛阳。他认为一个好的国家并不一定以拓土开边为事业,而是达到德治的境地。有一天,光武皇帝在披阅地图时,也曾感慨自己的国土尚不够辽阔,马上,太傅邓禹就告诫他:“古之兴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可一个叫杜笃的人写了篇《论都赋》呈上来,说关西是守卫国家的利器,不可以久虚。一些故国老臣也伫立西望,书生加上买卖人出身的光武皇帝没有乡村流氓出身的高皇帝那么粗暴,他利用了广告和信仰的手段,让人造谣说洛阳发现了神雀凤凰等祥瑞,留住了人们。由于光武皇帝相信谶纬学说,这一学说认为天下的帝王兴替都按照木、火、土、金、水的五行相生次序,大汉禀承的是火德,火与水相克,因此帝国政府下令洛阳的洛字一律写成“雒”。直到孝章皇帝朝,还有人想念长安,于是朝廷让班固写了篇《两都赋》,在比较两座都城时,玩弄写作技巧,抬高了洛阳的形象。
  可是,大汉从此失去了关西的好处,人们也渐渐忘记了关西。而关西也得不到关东文化和经济的润泽,渐渐衰萎。
  关西的故都都可以放弃,何况是更加遥远的凉州呢?
  严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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