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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事值得一写：其时河南兵变，奉张为豫督赵倜缓颊，这是后来赵与奉系通款的一道伏线（吴驻洛阳，赵感芒刺在背之苦，亦为吴赵不睦之另一原因）。鄂王与陕陈（树藩）订有攻守同盟条约，陕陈被迫去职，王有“兔死狐悲”之感，这又是王与直系乖离的一个动机。
总之，天津会议以奉张为主角，而曹为配角，王则仅处于“扫边老生”之地位而已。那时远处洛阳的吴一再促曹返任，有“久滞都门，无裨国事，群居终日，转多纷扰”之语。
三次入湘友乎敌乎（1）
天津巨头会议后，王占元取道京汉路回鄂。车过郑州时吴派学兵队莅站欢迎，正巧下了一阵急雨，青年学兵鹄立于大雨滂沱中一个个胸脯挺直，仪容异常整肃。王跑回湖北来劈头便说，“说起来真惭愧，人家是什么军队，咱们是什么军队？”
假使王安于腐化生活，让他的部队扰民有余而临敌不足，他的纸老虎不会戳穿，也许还可以多做几年“巡帅”（王兼任所谓两湖巡阅使），不料他觉悟得太快，转变得太快，迫不及待地下令裁汰老弱、添练新兵和整饬军纪，第一次就来一个“宜昌兵变”，接着又闹“武昌兵变”，兵变变成了湖北省的传染病。
鄂人深受兵变之祸，且受湘省自治之影响，乃发起“驱王运动”，与湘人前此之“驱张运动”同。北廷置之不理亦同。鄂人转而向湘省请愿亦与前此湘人之向吴师请愿如出一辙。
湘人自民九（1920）驱张后，感于北军视湘省为其征服地，且南北战争以三湘七泽间为战场尤为切肤之痛，所以揭橥“湘人治湘”，湘军总司令谭延辏И７⒈怼俺剖∠堋钡莫D352电（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其后赵恒惕继起颁布省宪法，这在北政府看起来，湘省不受号令，擅改官制而自立省长是个离经叛道的省区，而西南则以湘省为革命之前哨乃独树一帜，不啻脱离了革命领导而为变相之割据。
湘省欲超然于战局外，而结果两面不讨好。那时北方有直奉暗斗无暇南犯，南方革命势力尚在培植中，双方无形中把湘省当做缓行地带。不过吴屡次打电报责湘人“破坏统一”，威逼取消省宪。
湘军驱张是得了吴师撤防的机会，所以在道义上双方有着深挚的友谊，可是事实上呢，一方要统一，一方高唱“联省自治”论，却又处于对敌地位。假使湘人仅求保境息民，吴或者还可以马马虎虎留以有待，不料湘军进一步挂出“援鄂自治”的招牌来，吴觉得忍无可忍了。
平心而论，湘赵对“援鄂”不感兴趣，他只求自保而无向外发展之志。但鄂人蒋作宾、孔庚、李书城、吴醒汉等纷纷入湘效秦廷之哭，一面向赵游说，一面运动湘军将领建议出师，并列举援鄂之有利无害：（一）湘省自治已得川黔诸省之响应，倘能直下武汉，把湖北拉过来做休戚相关的同志，则进可组织联省自治政府，退可团结西南使北人不敢南犯；否则湘宪处于曲高和寡之地位，不能局部自保。（二）王占元弱点暴露，不堪湘军之一击。（三）王以陕西问题与直系龃龉，洛吴必不相助。（四）广东久欲兴师北伐，湘省对客军假道多所顾虑，倘湘军直捣武汉，则粤军北伐时必假道江西而不通过湘境。（五）鄂人无自己的军队（仅夏斗寅一旅驻湘），湘军以两师驻守鄂境，其军饷当由鄂省担任。
这些都是当年娓娓动听的理由，所以湘军将领均觉援鄂即所以自助，有毅然肩荷之必要的。此外还有两个动机：第一，驱张之役湘军夺获了大批枪枝，军额已扩充为两师十混成旅（有区司令之名称），因之军饷奇绌。且湘省无兵工厂，其子弹除向汉阳兵工厂购买外别无他法，而购买时必得鄂当局之同意，倘攻下武汉，则汉厂为湘军之外府。第二，湘省内部有暗潮，以对外转移视线确亦当年出师援鄂的另一隐衷。
援鄂之议一波三折，卒于十年（1921）七月下旬决定，赵为援鄂自治军总司令，第一师长宋鹤庚为总指挥兼第一军司令，第二师长鲁涤平为第二军司令，旅长贺耀祖、唐生智、刘ND435、唐义彬、叶开鑫为一至五纵队司令（叶兼右翼司令，由平江出通城，唐兼左翼司令，由常沣出公安），夏斗寅为湖北自治军前敌司令，与湘军主力沿粤汉路前进为正面。并由旅湘鄂人推举蒋作宾为湖北自治政府临时总监，孔庚为政务院长。湘方声明将来以鄂省还之鄂人，鄂方则声明驱王后将借镜湘省制订省宪。
这消息像焦雷般打下来，王立刻召开紧急会议，主张打电报向吴请援。一般雄冠剑佩的军官们无话可说，只有政务厅长胡鄂公反对。王问他，“高见如何？”胡谓，“只有打电报问湖南，他们要怎样办我们就怎样办。”
三次入湘友乎敌乎（2）
王说，“这是什么话？敌人没打倒我们，我们先把自己打倒！”
胡不慌不忙地说道，“假使照春帅的计划，吴军来援时，吴要怎样办我们也只好怎样办。与其听吴摆布，何如就商于湖南，也许湖南的条件比较宽。”
督署秘书长孙百福站起来说，“这太过虑了：你不知道山东五子的关系（山东五子有吴子玉、王子春［王占元］、卢子嘉、张子志、周子NC221等五人）。并且玉帅也不是这样人。”
胡解释他的理由，“我知道玉帅不是这样人。不过，他的部下一个个都做了督军，只有共患难的萧珩珊（耀南）未得地位。吴自己不要地盘。不能禁止他的部下不要地盘，萧是湖北人，早就有衣锦回乡之志。我的意思是——坦白地问湖南的来意，你说政治不好，我们可以改良。”
王的意思大不谓然，列席军政长官也大不谓然，结果拍了请援电报。吴果然派萧为援鄂总司令。萧来得很快，把部队由京汉路转到武长路，他既不前进又不后退，夹在当中做了个待机取利的渔翁。
王以孙传芳为前敌总司令，率孟昭月等旅担任正面，王都庆等部把守公安、石首，刘跃龙部在崇、通一带布防。湘军自驱张以来，早不把北军放在眼下，且视王为北洋系之“弱虫”，估计他的实力远不逮张敬尧的实力，以为一鼓可下武汉。自二十三日两军接触以来，叶部攻陷九岭，刘跃龙弃通城而遁，惟正面孙传芳系一知兵之将，而羊楼司至赵李桥一带又是一片嵯峨雄伟的大山岭，北军架炮山巅居高临下，又在半山腰里架起机关枪来扫射冲锋前进的湘军，血战八日之久，才把孙部击退。事后鲁涤平对人说，“民十援鄂之役，其作战之艰苦远过于民九驱张之役。”
孙部既退，王的最后本钱化归乌有，才想到胡的主张，派孙百福跑去问计。胡主张“自动辞职，荐萧耀南自代，这样才是不伤和气的办法。不然的话，走路还是走路，将来见面时即很困难了。”
孙把这话覆命时王低头无语。到晚上，把孙唤了进去，“快快照计而行。”同时电吴陈述自己不愿恋栈及荐贤自代的经过。八月九日北廷下令以吴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孙传芳为第二师长兼长江上游总司令。十一日王乘轮离鄂，全城文武官吏欢送如仪，十二日吴乘车抵汉，各官吏又欢迎如仪。
王氏离鄂前发了两个电报，其一云：“占元默察时局，非自治无以顺应潮流。况军阀揽权，久为世所诟病，占元素性淡泊，何忍以衰病乞退之躯，为拥兵自卫之举。”又一述战事经过云：“我军与敌激战八昼夜，困顿异常。萧总司令到汉逾五日，迭经商请赴援，虽承慨允，奈以预定计划须俟全军齐集后方能前进，而开抵前方之靳旅，亦因未奉总司令命令不便自由作战。”其言外之意，对湘军尚谅解，对直军则有“同舟敌国”之感。
吴下车后头一句话就是说，“快找寇弼臣来！”弼臣是前任旅长寇英杰的别号，他是王的部下，因暗中与吴通信，被王检获后把他的位子撤换了。吴的第一道命令恢复了寇的原职，不久擢为师长，与陈嘉谟同为萧手下的两位大将。
许多人劝胡快点走路，“你是反对向吴请援的，现在湖北是吴家的天下，外间有不利于你的传说，你该可以走了。”胡岸然不答。他一不上吴的衙门，二不上萧的衙门。于是者两月之久，不利的传说消灭了，他一面上辞呈，一面到萧处辞行。萧对之倒很客气，劝他打消辞意，他不听。四个月后北政府才发表邓振矶接替他的位置。
王占元既去，湘鄂间乃成不战不和之局。湘省出师之前曾派员赴洛征求同意，不得要领而返，湘方估计已得吴之默许，至少他不会出头来助王攻湘，所以决然一试。现在立于前线的是吴萧的军队，打呢不便再打，不打呢总得商量条件，万不能“以屡战屡胜之师而为无条件之屈服”。湘方所拟条件：（一）萧为鄂人，所以不反萧，但须废督改称总司令，宣布湖北自治；（二）吴自动辞去两湖巡阅使；（三）以蒋作宾为鄂省长；（四）赔偿湘省军费。
三次入湘友乎敌乎（3）
萧迭电声明，“我们是老友，一切都好商量。请停战维持现有阵地。”同时张福来（萧为第二十五师师长，张为第二十四师师长）亦有同一口吻，湘方遂按兵不动以待有利之解决。其时湘军已抵汀泗桥，武汉无险可守，倘长驱而入，无论怎样武昌是守不住的，但以不愿与吴为敌之一念，所以武汉在望而勒马不前。不料直军最前线第八混成旅长靳云鹗想建头功，八月十日乘湘军停战时暗袭湘军阵地，被湘军击退，且在其司令部搜出靳云鹏的电报，有“南人禽兽也，对之无他法，惟有杀尽无遗耳！宜一面与之敷衍，一面乘其无备……”等语。湘赵将原电拍照保存，并电萧是否以谋和为缓兵之计？萧答“这是小小误会，请勿介意。”
如此延续至十余日之久，吴一面抽调大兵，一面令海军第二舰队杜锡NC654由湖口到汉口待令出发。事为湘军所闻，知吴、萧无谋和之诚意，兵士推举代表向赵、宋请愿，“我们不能再忍耐下去了！人人怕吴佩孚，我们则不怕，定要与之见个高低。”赵乃北上督师，曾大败直军，进至贺胜桥以北地带，武昌可闻炮声。湘军且有于攻下武汉后推举谭延辏娑趿芩玖钪椤Ｍ蔽獾暮＞浔妇托鳎痪俣乐莶皇兀婢肮∑！�
吴自推倒皖系以来，其声誉为北方首屈一指之人物，而十年援鄂之役，军事虽取得胜利，名誉却大受影响。论者谓：“吴不要地盘，要的是两省地盘；不做督军，做的是两省巡阅使。过去不投机不取巧，现则借湘军之力倒王，以缓兵之计败湘，而湖北地盘稳稳到手。”
吴则以为其苦衷不为人所谅：王既身败名裂，助之则为不顺，此其一。部下（指萧）有衣锦回乡之志，背之则有不祥，此其二。湘军倘下武汉，则西南之声势大振，“联治”论高唱入云，任之则有未便，此其三。他根据这些见解决定了先战后和的策略。
他并未低估湘军的实力：湘军驱张后养精蓄锐一年，倘与之一决雌雄，正未知鹿死谁手。但他抓着湘军三大弱点，（一）军饷不足，（二）军火无继，（三）无海军。所以他避开正面，以海军直捣岳州。当湘军余勇可贾之际，他悄然率领楚泰、楚同、楚有等七舰由ND436州、嘉鱼、宝塔洲、新堤前进，八月二十八日到岳州，开炮击毁粤汉路南江桥，截断了湘军归路。假使湘军懂得“分段作战”的战略，后路尽管被截断，前方继续前进，充其量演成双方换防的局势——吴攻入长岳，湘军攻入武汉，而海军不能占领土地，也许吴的大胆尝试将受严重之打击（十六年［1927］国民革命军一面围攻武昌，一面渡汉水北伐；十七年［1928］五三之役日军炮轰济南，北伐军绕道渡黄河继续作战，均为分段作战之战略）。那时湘军未发明这种战略，闻后路有失，军心涣散，前线像潮水般退下来，造成了吴的闪电战“另一胜利”。可是吴事后向人说，“援鄂之役，其作战之艰危远过于声讨安福之役。”
吴又机敏地有一次“适可而止”的动作。其时湘汉两地英领提出调停之议，吴慨然接受，保证无侵略湘省之意。道义上他固无继续用兵的理由，事实上尤有“适可而止”之必要，因（一）恐奉军蹑其后，（二）川军亦以“援鄂”为名扬帆东下，且闻湘军将退往湘西，让粤军开进湘南来，粤直相争，湘军也未尝不可做“渔人”。
九月一日赵乘英国兵舰到岳州，吴不以战胜者自居，待之颇有礼貌。谈了一会儿，他忽然背起《孟子》一段来：“天下乌乎定？定于一！孰能一之？……”他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