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服的佩，经纶的纶，绞丝边。”
我很诧异这名字有点女性化，我有两个同学名字就跟这差不多。
此外，她对祖父的了解，就完全局限在小说《孽海花》中的庄仑樵了，甚至以为李鸿章被张佩纶参劾过，因而“褫去黄马褂，拔去三眼花翎”，使我惊诧不已，正好印证了一句老话：“文学家是不读历史的。”
张爱玲又说：“我祖父出身河北的一个荒村七家坨，比三家村只多四家，但是张家后来也可算是个大族了。世代耕读，他又是个穷京官，就靠我祖母那一份嫁妆。”其实张佩纶之父张印塘早在1819年中举人，镇压太平天国时，曾官居云南按察使和安徽按察使，与李鸿章有着生死之交，这是李对张佩纶青眼有加的重要原因。虽说当时恰逢战乱，张印塘又死得较早，但印塘的曾祖、祖父都是秀才，印塘本人，娶一妻二妾，生六子七女，想来张家应该不至太穷。此外，张氏老家，应是直隶丰润的齐家陀，比三家村只多四家的荒村“七家坨”云云，也是张爱玲自己的想当然。
张爱玲把自己对祖先的无知，归结为父母“在思想上都受过五四的影响”，对子女绝口不提上一代，我以为这个理由是勉强的。她又称她对祖上的了解，都靠“自己‘寻根’，零零碎碎一鳞半爪挖掘出来的，所以格外珍惜”，其实她只要抽空看看父亲张志沂出资刻印的祖父全集《涧于集》，哪怕是父亲在书后所附的跋语，就肯定会知道得更多且更准确一点。然而她既无兴趣，更不在乎，这恐怕才是受过五四影响的世家子对前朝遗事的态度。
现在常见一些作者不经证，就按着《对照集》的说法去写张爱玲的家世，结果在许多地方都搞错了。
二
张佩纶，字幼樵，号蒉斋，直隶丰润人，1870年中举，次年联捷进士、入翰林院，年仅23岁。当时人说他“长身伟干，天资聪颖过人，读书目十行并下”。在光绪初年的政坛上，他是锋头极健的“清流”人物，与张之洞、宝廷、黄体芳合称“翰林四谏”。所谓“清流”，是当时官场中的一批言官，取法儒家传统，以刚正不阿、主持清议、议论时政、纠弹大臣出名。时人称作“今日一章，明日一疏，专事弹劾，遇事风生。贪庸大吏，颇为侧目。朝廷欲播纳谏图治之名，亦优容之。于是遂有清流之号”。以张佩纶为例，1875至1884年间，共上奏折127件，其中弹劾和直谏的占三分之一。崇厚擅签《里瓦基亚条约》，割让伊犁周边土地予俄国，张佩纶上奏极言其非。尚书贺寿慈、万青藜、董恂，皆因种种劣迹被其劾去。弄到后来，一疏上闻，四方传诵，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连张佩纶爱穿竹布长衫，都有人竞相模仿。
张佩纶的弹章写得极好，这在当时是有公论的。他曾上《疏陈大员子弟不宜破格保荐折》，称四川总督丁宝桢特膺保荐大学士宝之弟候补道宝森，恐以虚誉邀恩；刑部郎中翁曾桂系翁同侄子，京察列入一等，恐为奔竞夤缘者引为口实。当日，军机大臣王文韶即在日记中称其“风骨，可谓朝阳鸣凤，无形之裨益良多也”。而翁同也认为；“张侍讲原折甚切实，真讲官也”。这样的评语由被批评的人讲出来，可见其立论及文字的把握都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也有被骂得急了的时候，如张佩纶谈论丁戊奇荒，说河南数百万灾民不死于荒而死于部臣之心术，翁同 就抱怨，“吾辈何苦在此席为人指摘唾骂耶？”1882年，云南报销案起，案涉王文韶，御史洪良品、邓承修连续奏劾不能动摇其地位。张佩纶旋上三折，终使王文韶挂冠而去。稗史中说，后来王文韶东山再起，出任直隶张佩纶 此照为流放归来后所摄，老友陈宝琛见照曾赋诗云：“梦中相见犹疑瘦，别后何时已有髭？”相貌大约和青年时代已有区别。
总督，“见文卷中有张手笔，自谓愧对”。王文韶是否有此雅量我不知道，但张佩纶在政坛上的杀伤力，一时间真是无与伦比。
一般认为，前清流奉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领袖，政治上趋于传统保守，凡稍谈外交、识外情者，咸斥之汉奸大佞，痛诋不遗余力，是洋务派的主要对立面。然而，政治层面的实际运作远非如此，从现存李鸿章与张佩纶间的数百封通信看，他们在关于朝廷政治的各个方面都有深刻而坦率的沟通。张佩纶曾对李鸿章说：“作清流须清到底，犹公之谈洋务，各有门面也。”读过张氏的这些信札，我确信所谓“清流”，恐怕真的只是他的门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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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淮戚（2）
锋利无伦的张佩纶从来不攻击李鸿章，这同张佩纶之父张印塘与李鸿章是早年旧识有关。李鸿章回忆，“方江淮鼎沸，独君（张印塘）与鸿章率千百羸卒，崎岖于扰攘之际，君每自东关往来庐州，辙过予里舍，或分道转战，卒相遇矢石间，往往并马论兵，意气投合，相互激励劳苦。余谓古所传坚忍负重者，君殆其人。”1879年夏，张佩纶丁忧去职，收入窘迫，李鸿章在给前江苏巡抚张树声之子张华奎的信中说，张佩纶丰才啬遇，深为惦念，不如到北洋担任幕僚。张树声本是淮系中的第二号人物，张华奎在北京又同清流走得很近，人称“清流腿”。李张接近，是他为之拉拢牵线。后来张佩纶出京赴苏州迁庶母灵柩，李鸿章以资助营葬名义向其送钱。张佩纶在1879年9月10日日记中说：
申刻，合肥（李鸿章）来答拜。承假白金千两，为营葬之需。并委四兄充津捐局绅士，月领三十六金。先世交情之耐久如是，孤儿真感德衔悲也。
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使得官场的人际关系错综复杂。 1880年初，李鸿章在回复张佩纶给他的要求为张印塘作墓表的信中说： “鄙人与尊公为患难之交，承以表墓相属，奚敢不以文辞？”不久张佩纶过津，李鸿章邀其小住两旬。讨论水师将才、进退人事及北洋水师规模，并周览大沽炮台。从此他们私下走得很近。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谓：“佩纶初弹劾鸿章，鸿章以五千金将意，且属吴汝纶为介，张李遂交欢。”此说依据何在？不详。不过，李鸿章答应撰写的“原任安徽按察使司按察使张君墓表”，倒是吴汝纶代的笔。1883年底，张佩纶出任总理衙门大臣，他两三天就与李鸿章通一次信，署中大小事情都逐一报告，简直就像是李派进去的眼线。
清人李慈铭说：“近日北人二张一李（指张之洞、张佩纶、李鸿藻）内外唱和，张则挟李为重，李则饵张为用。”这是当时官场的普遍看法。但张佩纶与李鸿章早在中法战争之前就结成了紧密关系，却似乎从未为外人洞察，更没有发现他其实是李鸿章同李鸿藻沟通的一座桥梁。张佩纶前述日记中还提到：“高阳师（李鸿藻）以余南下，嘱合肥加意相待，可感也。”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张以二李为体，二李以张为用，才使得19世纪 80年代上半段的晚清官场显得色彩斑斓。
1880年1月2日，张佩纶与张之洞饭后高谈阔论，他们认为：
道光以来人才，当以陶文毅（澍）为第一，其源约分三派：讲求吏事、考订掌故，得之者在上则贺耦庚（长龄），在下则魏默深（源）诸子，而曾文正（国藩）集其成。综核名实、坚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则徐）、蒋砺堂（攸）相国，而琦善窃其绪以自矜。以天下为己任、包罗万象则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直凑单微，而陶（澍）实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今左恪靖（宗棠）虽大功告成，而论才太刻、相度未宏，绝无传衍衣钵者。闻阎丹初（敬铭）得其精而规模太狭，李少荃（鸿章）学其大而举措未公，不知将来孰作嗣音也。
这是一个宏大的角度，与今人所论颇有不同。在这个视野中，二张认为李鸿章学陶澍之大而举措未公，可以说是有独到识见的。
但在私下，张佩纶似乎跟定了李鸿章。1882年，李鸿章因母亲去世，请假去武汉奔丧。行前，他安排张树声做自己的替手，在他丁忧守制期间，由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佩纶私下同张华奎约定，协助张树声进行北洋海军建设。但当张佩纶得悉李鸿章获朝廷挽留，将夺情复出，而李对他与张家父子的接近颇不以为然的态度，就不惜与张树声翻脸，通过李鸿藻控制的军机处，否定了张树声的提名，使张讨了个老大的没趣。
限于史料缺乏，有许多事情我还一时理不出头绪。比如张佩纶1882 年弹劾王文韶事件。张的原配朱芷芗的父亲是大理寺卿、长期担任军机章京的朱学勤。朱学勤十几年中深得恭亲王的信赖，协助其处理大量政务，“声气灼甚，外吏争走其门。”（李慈铭语）曾国藩谓之“学足论古，才足干时，枢辅之重器也”！张佩纶在京时，一直寓居在北半截胡同朱家，这个地点与李鸿藻、陈宝琛居住的丞相胡同紧挨，走动极为方便，陈氏诗中，有“十载街西形影随”之句。而王文韶的儿子王庆桢1879年娶了朱学勤另一个女儿，张佩纶就与王庆桢成了连襟，张王二家结了“新亲”。王文韶与张佩纶交谈后，认为他“学识人品俱好，可敬也”，显然，他也可以成为张佩纶攀附的又一座靠山。什么原因使得张佩纶非要同王文韶反目呢？张佩纶在奏折中表示：“臣与洪良品、邓承修、景廉及其子治麟均无一刺往来，而王文韶究涉姻亲，并无嫌怨，揆之人情，即不欲稍自贬损以阿附之，亦断无从而下石之理。实以机务至重，时会方艰，若不决去贪人，无以儆惕有位。血诚披沥，不敢顾私”云云，他是否就是这样地坚持原则、坚持正义，内中没有其他隐情？比如李鸿藻是否愿意借此机会搬掉同僚王文韶？ 张佩纶难道就不可以像对待李鸿章那样，回避批评王文韶吗？
政治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利益场，恐怕没有什么单纯的“清流”。同样，李鸿章对张佩纶，既有欣赏的成分，又有利用的考虑，这是不言而喻的。
三
清流·淮戚（3）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清廷下谕，委派36岁的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张佩纶已刊日记中，本年记载全部阙如，使得后人难以知道他接获任命时的确切心态，但从各种蛛丝马迹分析，他的感觉未必是后人猜想的春风得意。
朋友们在陶然亭为他送行，清流健将宝廷作诗曰：
友朋久聚处，淡泊如常情。偶然当离别，百感从此生。
人生各有事，安得同止行？各了百年身，甘苦难均平。
古今几豪贤，畴弗有友朋。离别亦习见，别泪例一零。
今日天气佳，有酒且共倾，勿作祖帐观，联辔游江亭。
俯视大地阔，仰视高天青，余生尚几何，愿醉不愿醒。
宝廷本人，官至侍郎，却在前年出学差返京的路上，买船妓为妾，自劾挂冠而去，论者多以为这是他自保的一种策略。晚清清流消长兴衰，不可解的疑问尚多，此即未解之谜也，暂且不作讨论，但从这篇诗歌的气氛看，送别的气氛是压抑和低调的。
作为钦差大臣，张佩纶开始主持福建海防。当时闽省官场“十羊九牧”，疆吏大员，有闽浙总督何、福建巡抚张兆栋、福州将军穆图善、船政大臣何如璋。论资历、论科名，张佩纶都比他们差，然而他是新贵，朝中大受宠信，于是大家对他恭恭敬敬，称他“幼翁”，将大局交他主持。
关于这次任职，李鸿章曾私下分析“自系当轴忌其多言，然未始非磨练英雄之具”。张佩纶自定的方略是先“将船政、台事及各处防务查明复奏，静听朝命。召回，中途乞病，不召，设辞乞病”，这不失为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谋求自保的一种选择。但到了福建，却又踌躇满志，准备一展抱负。殊不知，此行正是他身败名裂的开始。
清政府对于中法越南冲突在处置方案上一直举棋未决，甚至当法国军舰开进闽江，同中国军舰交错停泊的时候，依旧和战不定。张佩纶虽是书生，也懂得先发制人的道理，可是军机处愣不同意，却又训令他“法人如有蠢动，即行攻击”，不可放法舰出闽江。这就注定了最后的悲惨结局。中法军舰在双方的火力圈中对峙了一个多月，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头顶，我想，无论谁都会绝望。依张佩纶之绝顶聪明，他自然预感到了。在给侄子张人俊的信中他说：南援不来，法船日至。闽已苦守四十余日，止能牵制。而忽令阻其勿出，以至法不肯退；忽令如蠢动即行攻击，以至闽仍不敢先发 （此时先发亦败）……澶渊之德不成，街亭之败难振，命也！
果然，当法国人在8月23日开炮袭击时，中国军舰连同生产这些军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