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讲起,揭露西藏农奴制度的反动,黑暗,残酷与野蛮,这就势如破竹,彻底摧毁了借口中国军队平息西藏叛乱的反华言论的基础。接着是采取中国古文作法中“欲抑先扬”的笔法,首先充分肯定尼赫鲁的好话,然后批评他的谬论,并且利用他的前后矛盾,以其矛攻其盾。整篇文章充分摆事实,讲道理,细细道来,不慌不忙,尖锐处入木三分,委婉处娓娓动听,抑扬顿挫,理情并茂。这篇论文的最后部分,根据周总理的意见,引用了尼赫鲁1954年访华时的友好讲话,并表示中印两国和两国人民将继续友好合作,为亚洲和世界和平而努力。这就圈划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的圆满的句号。
毛泽东很欣赏胡乔木这篇文章,嘱令仍以“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名义发表,使此文的“规格”向《再论》看齐。
毛泽东曾说过:“胡乔木写过许多好文章,《再论》和《尼赫鲁的哲学》就是他写的嘛!”
1959年5月6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长文。胡乔木十分准确地掌握着与尼赫鲁论战的分寸:
“我们现在被迫在自己的评论中同尼赫鲁先生有所争辩,这是我们非常难过的事。尼赫鲁先生是我们尊敬的友好邻邦印度的总理,是世界上有威望的政治家之一。对于我们来说,尤其不能忘记的是,他是一位中国的友人,一位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反对者。而且,他对于社会进步,也曾经发表过不少开明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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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罢“西尼”驳“东尼”(2)
胡乔木正是在肯定了尼赫鲁的这一面之后,展开了对他的另一面的批判:
“但是,他在1959年4月27日的讲话中却唱着一种多么不同的调子!”
在这“但是”之后,胡乔木逐条批驳了尼赫鲁关于中国西藏问题的一系列错误论点,最后又回归到希望中印继续友好、共同携手的话题上。
确实,胡乔木很恰当地掌握了分寸,做到了毛泽东所说的“有理,有利,有节”。
《人民日报》的“婆婆”(1)
在那些日子里,胡乔木依然是“新闻首脑”。据当时担任他的秘书的商恺告诉笔者,胡乔木每日是如何“评报”的。……
每日清早八时,《人民日报》社必定派一位领导干部或编辑,带着当天的《人民日报》,来到中南海颐园胡乔木家中。胡乔木住的是四合院,商恺在东厢房办公,胡乔木在北房办公。
“评报”在胡乔木办公室里进行。胡乔木花了些时间看当天《人民日报》,然后进行评论,从报纸的标题、版式、内容,逐一发表意见。商恺拿出笔记本,在一侧记录他的意见。
报社干部也记录他的意见。回去后,即向报社总编传达胡乔木的“评报”意见,以利马上改进。
商恺原本是《人民日报》驻山西记者,被胡乔木调来,担任秘书,也做新闻理论研究。
日积月累,商恺记录的胡乔木“评报”的话,厚厚的一大本。
有一段时间,邓拓每天或隔天带报纸来,听取胡乔木“评报”意见。
胡乔木“评报”,有时很尖锐。尤其是在他提了多次意见,如果《人民日报》还是不改,他也会光火:“我都快说了一百次了,你们还是不改。你们《人民日报》的脸皮,比长城还厚!”
即便在他光火之际,也还很注意语言的形象性和生动性!
胡乔木评报,方方面面都评,以下是他的若干评语:
“现在报纸上的题目实在太少了,文章太长了。长文章像一个大胖子那样,一个人一躺就把一张大床占得满满的,应当不让胖人上报。”
“报纸版面,每个时期都要有中心。围绕中心进行宣传,不要东打一枪,西打一枪。”
“标题好比人的外貌。标题要活泼、生动,也就是要通俗化。编辑部要研究这个问题。像什么‘工作急待改进’,还是打官腔。像‘严正处理’之类的字眼,都是老一套,不能吸引人。要有趣味,有政治性的趣味。”
“新华社的一条电讯说,1958年,中国电影几乎遍及全世界,到处受到热烈欢迎和赞赏,很多影片创下了当地的卖座纪录(1959年1月2日新华社新闻稿)。这样的报道是吹牛,是虚夸。”
他注意到1959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养猪事业能够高速度发展吗?》,其中提及“养猪的高潮很快就会遍及全国每一个角落”,以为不妥。他说:
“我国一些回民聚居区是没有养猪习惯的,不应该要求禁猪的地方发展养猪事业。社论是报纸的灵魂,每一个论点都应该力求准确,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政策性的社论,更应该分寸恰当,入情入理,无懈可击。”
胡乔木在写作上是内行,说了不少经验之谈:
“有些同志发愁社论写得不生动,有些生动的事情一写就不生动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怎样才能写得生动?
“每篇文章都有它的结构,也就是形式。形式注意不要平淡。发展农业生产,平原最好,因为平原上庄稼容易生长,容易机械化。但是文章不要平原,画家也怕画平原。这地平线就不好处理,画得太靠上了吧,天就显得太小,不像样子;画得靠下些吧,天太大了,空荡荡的,只能画人、鸟,很单调。地平线上,无非画些庄稼、房舍、牛吃草,很难有多少变化。文章最大的弱点就是平铺直叙。这样的文章不生动,没有吸引力。文章虽然是逻辑思维的表现,也应该生动。
“要生动,就得有变化。怎样变化呢?无非是说了正面,又去说反面;说了这一面,又去说那一面;用了肯定的语气,又用怀疑的语气。一篇文章,如果从头到尾都是句号,连一个问号和感叹号也没有,大概不会很好。说书的人喜欢卖关子,弄个悬念:欲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就是为了让听的人发生兴趣。”
胡乔木用地平线比喻,又用海浪比喻:
“海里面的浪,远看是平的,近看却不平。因此海浪给诗人很大的灵感,因为他奔腾澎湃,象征着生命的激烈的冲击。为什么海浪能引起诗人的灵感呢?就因为它有高有低。它卷得那么高,使你担心它跌下来,不能不紧张地期待着它的变化。文章也应该这样,有变化,有波浪。文章没有冲击,只有句号,决不是好文章。句号是表示平稳的,人说话如果老用这种平稳的腔调,就可以起安眠药的作用,文章也是这样。一篇社论如果从头到尾都是句号,句号前面都是‘的’字:‘这些困难是应该充分加以考虑的’‘这些倾向是必须克服的’‘我们认为错误是很明显的’。‘的’‘的’‘的’,一篇社论共有十段,每段结尾都是‘的’字,这样一个劲地‘的’下去,不是会叫人打瞌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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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的“婆婆”(2)
他天天“评报”,关心着《人民日报》的每一个标点。有人称他是《人民日报》的“婆婆”。其实,他的一头连着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头连着《人民日报》,是个少不了、少不得的“婆婆”。
也正因为这样,毛泽东要《人民日报》发表什么样的文章、转载什么样的文章,总是通过胡乔木向《人民日报》转告。
顺便提一笔,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改出八大版时,那《致读者》是胡乔木写的。他在《致读者》中阐述了《人民日报》的任务和八个版面安排以及改进方向。这表明他对《人民日报》的过问是那么的具体,是居于总编之上的“大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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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上大力纠“左”
在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之后,毛泽东那颗发热的脑袋,稍稍冷却了一些。他几度表扬陈云。除了前文已引述过的毛泽东称赞陈云“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之外,还说过“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之类的话,这“良将”、“贤妻”指的也是陈云。毛泽东开始采取一些防“左”措施。毛泽东甚至要陈云全面负责经济工作,说“陈云当总指挥好”。
1959年6月20日,毛泽东写给胡乔木及《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信,也反映出毛泽东的头脑冷静了些。那是毛泽东从新华社编印的第二八○一期《内部参考》上,读到了广东东江流域暴雨成灾的消息之后,写了一信——
乔木、冷西同志:
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此件阅后退回。
毛泽东
6月20日上午四时
正是在这种“冷却”的气氛中,从7月2日起,在“清凉世界”庐山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自8月2日起至8月16日则为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史称“庐山会议”。陈云和邓小平由于健康原因未出席会议。
会议最初的议题是继续纠“左”。如毛泽东所言:“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要做冷锅上的蚂蚁。”
据李锐回忆,他和胡乔木、田家英同车从北京前往武汉,再转船到九江。李锐是毛泽东当时的兼职秘书,他说:
“在火车上,我同胡乔木、田家英有过闲谈,对五八年的‘大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毛泽东一路上兴致颇好,诗兴大发,写了《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抄给胡乔木、周小舟,迅即在山上传开。这么一来,使会议的气氛更为宽松。
胡乔木在跟李锐、田家英、吴冷西的闲谈中,说出了自己去年未把陈云意见转告毛泽东的原委:
“当时不汇报,是为了保护陈云,否则上海会议时,陈云也恢复不了名誉。”
胡乔木对于毛泽东关于“经济发展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永久的、绝对的”论断,也表示怀疑,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
上山之初,毛泽东提出十九个问题,供会议讨论。他还指定七人起草会议纪要,即胡乔木、谭震林、曾希圣、周小舟、田家英、吴冷西、李锐,以胡乔木为组长。
于是,胡乔木分十二个专题,由组员们分头去写。他自己写“形势和任务”这一总纲式的专题。不久,写出了《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
这份《议定记录(草稿)》,于7月14日印发后,便招来一些意见,以为对“大跃进”的“成绩讲得不够”,而“缺点写得很具体”。尤其是对胡乔木写的“形势和任务”那一节,意见颇多。
不得已,7月19日,胡乔木在会上作了发言,进行了申辩:
“不要一提出问题,好像就在怀疑成绩,是在把缺点夸大了。缺点不应该夸大,也不应该缩小。但是,在现在的会议上,各人所见有些参差不齐,也不必紧张。总之,只要是问题存在的,就要加以正视、研究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应该有什么说什么,不要戴帽子。如果说错了,讲清楚改过来就行了。我们讨论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早日实现光明的前途,这一点大家是一致的。说虚夸已完全过去了,我不能同意。”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屈指算来,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已工作了十八个年头,上庐山之后也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然而,就连他也未曾料到,毛泽东在庐山上来了个急转弯:从纠“左”急转为反右倾!
还算好,胡乔木工作在毛泽东身边,消息极为灵通。就在他作了那番申辩之后的第三天,他得知庐山上的风向要转了。7月21日早上,他知道张闻天要在会上作长篇发言,即给张闻天打电话,关照他“少讲缺点,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炼钢和得不偿失的问题”。然而,张闻天不顾胡乔木这一重要提醒,仍然作了批“左”的长达三小时的发言……
终于摆脱政治危机(1)
1959年7月23日上午,成为庐山会议的转折点。
毛泽东发话了。他说他“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他在庐山上,已经“顶了二十天”。毛泽东警告一些人:
“他们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
毛泽东这次讲话,一下子把会议从反“左”,转到了反右倾上面去了。
7月26日,会议印发毛泽东对一封信的批示,内中写道:
“我们党三十八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的。”
原来,毛泽东是依照“反‘左’必出右”的这一“必然”规律,展开了反右倾。
首当其冲的是“主帅”彭德怀,因为彭德怀在7月14日写了一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