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骄”字，有“个人第一主义”，谁也说不得，碰不得。
一个是“怕”字，怕工作搞不好，怕关系搞不好。
“因此，帮助新干部成长，要做多方面的工作，关键问题是帮助他们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
1969年2月19日，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6位老同志开会。
毛泽东在会上要求老同志们边到工厂蹲点调查，边研究国际问题。
成立国际形势座谈会，由陈毅主持，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定期开会，向中央提供咨询意见。
聂荣臻出席了毛泽东召开的这次会议。
国际形势座谈会不定期召开，但一般是每周一次，从3月1日至10月17日，共开了二十多次。
绝大部分会议聂荣臻都出席了。
出席国际形势座谈会，对4位老帅来说是一大安慰。
他们可以聚到一起，畅谈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
3月1日下午，4位老帅在中南海紫光阁武成殿开了第一次国际形势座谈会，显得都很兴奋。
他们从战略的高度，纵论天下大事。
3月2日，发生了苏联边防军出动七十多人，在装甲车掩护下，入侵我国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珍宝岛的事件。
在遭到我边防军严惩后，苏军从3月4日到17日，又多次入侵我珍宝岛。
从3月5日起，4位老帅多次座谈珍宝岛事件问题。
根据大家座谈的意见，由叶剑英执笔，写成了《从世界森林看一棵珍宝树》的报告，上报毛泽东。
7月11日，4位老帅共同署名，又写成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报告，报周恩来转毛泽东。
报告就中国、美国、苏联三国之间的关系，战略意图，力量对比等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又大于中苏矛盾，针对中国的大战一时不会轻易发生。
因此报告建议，尽快同美国恢复谈判，争取打通中美关系，以勾画国际战略新的格局。
报告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为他们制定重大的战略决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聂荣臻在国际形势座谈会的几次发言中，陈述了如下的主要观点：一、对珍宝岛事件，他说，苏联对中国制造一点紧张是可能的，但大打不大可能。
它搞一个捷克，动用了四五十万军队，要进攻中国，得要多少兵力？珍宝岛事件，外电都说是它发动的，它心虚得很。
第一节接受再教育和座谈国际形势（3）
二、对中国、苏联、美国的三角关系问题，他说，目前世界上除北大西洋公约、华沙条约组织以外，还有东南亚条约、中央条约等组织，但基本是美、苏两家。
从越南战争的情况看，东南亚条约组织没有起什么作用，说明各条约组织内部都在起变化。
美、苏的主要争夺重点仍然是欧洲，他们的战略重点仍然在欧洲，无论从投资情况和战略地位上看，都是这样。
他们目前真正想捞一把的地方是中东，控制中东石油资源，成为美、苏矛盾斗争的焦点。
对中国，他们都在搞声东击西战略。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碰了钉子，越南战争又被拖得精疲力尽。
再要想进攻中国，它是要认真考虑的，我看可能性不大。
美国在远东搞了许多桥头堡，但它主要还是要巩固西欧。
苏联搞珍宝岛事件，也是声东击西，目的是为了巩固东欧。
苏军武器装备好，但士气不行，过去靠喊斯大林万岁，就冲，现在它靠什么来鼓动部队。
目前，美、苏都叫得很厉害。
都摆出把火往中国引的架势，实际上目标是搞好欧洲。
因此，现在马上爆发针对中国的大战，条件不成熟，要大打，他们困难都太大。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不要失去警惕性，否则他们发起疯来不好办；一方面又不要迷失方向，被他们的现象所迷惑，乱了我们的阵脚；再一方面就是要争取同盟军，哪怕是间接的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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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邯郸之行和上庐山（1）
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出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朱德、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被以战备疏散的名义，奉命离开北京去外地。
奉命离京的人员名单，去外地的时间、地点，是17日晚上在首都体育馆一次体育表演晚会后，在会场休息室里宣布的。
当天，聂荣臻因为去化工三厂回来得比较晚，又觉得很累，没有出席这次晚会。
第二天，叶剑英在电话上对聂荣臻说，周总理昨晚宣布，中央决定，为了战备，要把我们这些老同志疏散去外地，我去长沙，你准备去郑州，要求20日前离开北京。
后来，聂荣臻一打听，得知徐向前去开封，陈毅去石家庄，刘伯承去武汉，朱德去广州。
他说：几位老帅在京广线上一字摆开，有个打仗的架势。
但他又困惑地对秘书说：7月份4位老帅刚写了报告，认为大仗一时打不起来，毛主席、周总理他们对这个意见是肯定的，怎么突然要紧急战备疏散？20日，苏联代表要来北京谈判中苏边界问题，难以想象苏方会借此机会搞突然袭击。
但既然是中央的决定，那就做行动准备吧。
18日，聂荣臻在电话上向周恩来报告：剑英通知我，战备疏散去的地方是郑州。
我对那里的地形不熟，既然是准备打仗，还是去河北省好，过去在那里打了十多年仗，各方面情况熟，真要打起仗来，还可以起点顾问作用。
第二天，周恩来答复，聂荣臻改去河北省邯郸市。
尽管聂荣臻不相信会发生针对中国的大战，但他还是认真做了打仗的准备，随身带了战争时用过的马褡子、煤油灯、蜡烛等应急用的物资。
因为张瑞华、聂力去了外地五七干校，丁衡高分配到某地山沟里工作，他只带上孙女和3名工作人员，于10月22日到了河北省南部城市邯郸，住在市委交际处一号楼。
聂荣臻在邯郸最关心的是战备问题，他多次听取驻军领导汇报战备情况。
在他的房间里挂了一张大地图，标明邯郸地区的驻军、民兵的驻地和兵力等情况。
他对邯郸军分区和驻军某师的领导说：“战争一来，粮食、被服、武器装备不要集中放在仓库里，要尽快分散到各地，以便打起仗来就地取给，现在就要制定疏散计划。”
尽管邯郸地区只有驻军1个师，大量的是民兵和少量地方武装，但他就战争一来，部队和民兵应如何组织，如何部署，如何机动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并整理成文字，一式几份，分送给当地党、政、军负责人。
聂荣臻很关心当地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成安县何横城大队，多次去参观访问，总结他们科学种田的经验。
12月19日，他写信给当时的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雪峰。
信中说：“趁三秋未完，首先走访了何横城生产大队，我认为很值得学习，现将我看到的，大队的同志们说的，以及阅读他们过去的各种经验总结所得，简述如下，请阅后转报中央。”
他在所附的材料中说，何横城大队由于实行“间作套种”的科学种田方法，1969年，全大队平均亩产粮食1115斤；棉田平均亩产皮棉157斤；油料作物平均亩产236斤。
大队1969年交售给国家商品粮15万斤，集体储备粮28万多斤，为备战备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是些好经验，建议在农村推广。
此外，他在邯郸参观了棉纺厂、钢铁厂、光学机械厂、陶磁厂、水泥厂、峰峰煤矿等多处厂矿企业，有的单位还去过多次。
利用这个机会，他尽量深入实际，多了解情况。
聂荣臻不服邯郸当地的水土，逐渐得了皮肤病，奇痒难忍，经常痒得睡不着觉，从手脚部位开始，逐渐遍及全身，虽多方延医服药，北京也送了些药去，都没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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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邯郸之行和上庐山（2）
1970年2月11日，经周恩来批准，他回到北京治病，结束了邯郸之行。
“五一”节，聂荣臻出席焰火晚会，在天安门城楼上碰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在询问了聂荣臻的病情以后说，你不要出去了，就在北京吧，北京好治病，出去干什么。
此后就再没有回邯郸。
1970年8月18日，军委办事组派人来通知聂荣臻，要在庐山开九届二中全会。
来人见他因发心脏病卧病在床，就说，军委办事组首长说，如果你身体不好，也可以请假不去。
聂荣臻不加思索地说，中央开会，是大事，我还是要去，近来心脏病、皮肤病交替发作，不过没关系，会议过程中，不能坚持时再说。
就这样，8月19日，他乘飞机上了庐山，住在庐山疗养院277号楼。
8月23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开幕。
会议议程是：讨论修改宪法，讨论国民经济计划，讨论战备问题。
林彪在开幕式上作了长篇讲话，称毛主席是天才，警告老同志们不要在对待毛主席、毛泽东思想问题上，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
第二天开始分组讨论，聂荣臻被编在西南组，吴法宪也在这个组。
下午会议一开始，吴法宪就作了煽动性发言，他说，在修改宪法的时候，有人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
我听了气得发抖。”
但他又不点名，这是指谁？聂荣臻感到纳闷。
在当天晚上小组会的发言中，有少数中央委员，指名批评聂荣臻，说他作为一名老同志，就是在毛主席、毛泽东思想问题上，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在领导科研工作中，在科研路线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要做深刻检讨。
会议开到晚上11时半。
聂荣臻回来后气愤地对随行的秘书说：某某、某某点名批评了我，是不是又要批判“二月逆流”了，没完没了！8月25日下午，聂荣臻又被迫在小组会上作了检讨发言，承认自己在对待毛主席、毛泽东思想问题上确实处于迷迷糊糊状态。
8月26日，会议突然宣布休会，聂荣臻同叶剑英相约，去游览庐山风景。
他们在游览中边散步边议论了两天来会议的怪现象。
聂荣臻对叶剑英说，吴法宪在小组会上说有人反对称毛主席是天才，又不指名。
昨天来了华北组的会议简报，陈伯达也说了这个问题。
他们抛出了“论天才”的几段语录，又一致坚决要求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不是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已经传达是毛主席提出的吗，怎么又是声讨，又是要求，不知他们指的是谁？华北组简报刚发下来，我匆匆看了一下，还没有来得及细看，就通知收回。
今天宣布休会，不知他们在搞什么名堂？叶剑英说，我所在的小组，李作鹏参加会议，也说有人反对称毛主席是天才，我叫他点明是谁，他就是不说。
反正里面肯定有问题，就等着瞧吧。
8月29日才知道，这几天里政治局连续开会，批判陈伯达、吴法宪等人的错误。
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判了陈伯达的错误。
9月2日起，各小组结合学习《我的一点意见》，批判陈伯达、吴法宪等人的错误。
聂荣臻发言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意见。
他感到很痛快，“文革”中，陈伯达处处同自己作对，这次是他应得的下场。
9月6日大会闭幕。
在临离开庐山前，叶剑英告诉聂荣臻，中央决定审查陈伯达的历史，由他具体负责。
聂荣臻对叶剑英说：“陈伯达历史上肯定是个叛徒。
十二中全会上，他责问我，为什么背后议论他三十年代初那段被捕的历史，从他当时的口气和神态看，我明显感到他理不直气不壮，心虚得很。”
第三节在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1）
在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
1971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批陈（伯达）整风汇报会。
聂荣臻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
他说，在陈伯达抛出论“天才”的语录，提出要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军委办事组的同志在这方面犯了错误，教训是深刻的。
今后要加强学习和调查研究，谦虚谨慎，勇于改正错误。”
这里说的“军委办事组同志”，是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
慑于毛泽东、周恩来等的督促批判，这5个人在这次会议前和会议中，都作了应付式的表面检讨。
庐山的这出闹剧，大家看得很清楚，是在林彪的主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