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讨论通过了聂荣臻的方案。
周恩来和军委确定，由聂荣臻全权落实这个方案。
会后聂荣臻要安东等尽快去找总后勤部、空军、北京军区的领导人商量，为导弹研究院寻找院址，以便开展工作。
几天以后，安东汇报说，各单位领导听说要搞导弹研究，都很支持。
经过协商，解放军一二四疗养院、北京军区一六疗养院、北京空军四六六医院可以拨出来供导弹研究院使用。
聂荣臻听了很高兴。
5月29日，聂荣臻邀请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副总参谋长兼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一机部部长黄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等国务院各部委领导33人开会，商量为导弹研究院选调科技骨干的问题。
聂荣臻在会上说，发展尖端武器迫在眉睫，帝国主义国家封锁我们，不能指望从他们那里能得到什么东西，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的技术援助，可以争取，但还没有落实，中央下了决心要搞，当前急需的是各类人才，请在座各位大力支援，鼎力相助。
陈赓大将首先发言，明确表示，搞导弹需要集中全国的有关技术力量，才有可能进行下去。
为此，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将抽出6名教授支援航委。
陈赓表示了鲜明的态度之后，各个部委、科学院都表示尽力支持航委的工作，给航委提供用人方便。
会议达到了预期目的。
会后，包括任新民、屠守锷、梁守、庄逢甘等在内的数十名高级和中级科技人员，经国务院批准后，很快到正在筹建中的国防部五院报到。
人们从事国防科技的热情很高，把这看成是无上光荣的事业。
许多人甚至连调令都没有收到，接到电话就来报到了。
以后又调入了蔡金涛、黄纬禄、吴朔平、姚桐彬等专家，接收了当年分配的一百多名大学毕业生，组成了中国发展导弹事业的第一批骨干力量。
4个多月以后，为了解决五院科技干部奇缺的困难，聂荣臻又建议，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组建导弹专业，在通信学院、邮电学院、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设置有关导弹的专业。
建议得到中央批准。
这为日后导弹、火箭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技术力量基础。
1956年7月，导弹管理局正式成立。
第二节为研制导弹、原子弹、人造卫星开路（3）
10月8日导弹研究院成立，下面设立了10个研究室。
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通知，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决定成立直属中央政治局的科学小组，聂荣臻为组长。
聂荣臻在工作实践中感到，要统一领导光有党内措施还不够，必须在行政上也采取有力措施。
为此，3个月后，他向彭德怀汇报：鉴于国防尖端科研工作已经在军队和地方的研究机构、院校、工业部门广泛展开，单靠航委领导，已难以胜任，建议在航委的基础上，充实力量，改组为统一领导国防科研工作的行政领导机构。
彭德怀表示赞成，要聂荣臻代军委起草向中央的报告。
在聂荣臻起草的报告中说：“国防科学技术的研究已经掀起了一个高潮，并且获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相同的项目，几个单位都在设计和试制；各研究机构之间互通情报交流经验不够；试制赶不上设计；设计、试制和使用单位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等。”
为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统一组织力量，把研究设计、试制和使用三方面紧密结合起来，加强组织领导、规划协调，并进行监督检查，“建议把原国防部航空业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加以扩大，改为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在军委、中央科学小组领导下工作。”
10月16日，中央批准了军委的报告。
国防科委以聂荣臻为主任，陈赓为副主任，以后又增加了刘亚楼、张爱萍、万毅为副主任。
国防科委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下，对国防科技工作负全面领导责任。
在导弹研究机构建设方面，到1957年，聂荣臻曾先后18次召集各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商讨为五院继续选调科技骨干、党政骨干、大学毕业生。
到1961年，五院不仅已有数以百计的科学家和研究骨干，还有大中专毕业生数千人，转业复员军人数千人。
这支队伍为五院建设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
五院下设第一、第二分院。
1961年成立第三分院。
1964年成立第四分院。
这4个分院，分别从事各型导弹的研制工作。
原子能研究方面，组建机构和组织队伍的工作，开始主要是由薄一波为主任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负责的，聂荣臻作为原子能三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参与了领导。
首先，1956年，在他参与领导起草的12年科学规划中，把原子能研究列为第一项重点任务；同期，由他主持制定的12年国防科研规划，提出了原子能在军事方面应用的具体目标：原子弹的研究与和平利用原子能研究相结合；原子弹缩小体积，应用于导弹、炮弹、鱼雷作弹头；研制应用于潜艇、远程轰炸机的反应堆；研制可用于军队的小型原子能发电站。
1956年11月，由宋任穷任部长的原子能工业部（当时称三机部，1958年改称二机部）成立，聂荣臻积极支持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参与三机部的原子能研究工作。
1956年、1957年，聂荣臻确定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设立原子弹、导弹专业，以后报经军委批准，扩大成系，为“两弹”研究培养人才。
1958年1月，中央批准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7个原子能工厂和设计所，急需大批人才。
聂荣臻请有关方面积极为原子能工业部选调了一批急需的人才，从而加快了原子弹的研制进程。
1958年6月18日，聂荣臻召集苏振华、罗舜初、张劲夫、刘杰、钱学森、王诤、万毅、安东等开会，讨论研制导弹核潜艇的问题。
他在会上确定：由海军、一机部、二机部、五院共同提出研制核潜艇的具体方案，由航委抓总协调。
方案很快提出来了，聂荣臻认为可行，即转报中央。
8月，中央批准了这个方案。
聂荣臻对核潜艇的研制工作，始终关怀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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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为研制导弹、原子弹、人造卫星开路（4）
“文化大革命”期间，研制工作遇到了极大困难，他及时提出“只能提前，不准推后，要抓紧，要落实”的要求，并批准用中央军委“特别公函”的形式，要求有关单位的所有人员坚决保证研制工作的进行。
1971年，中国第一艘鱼雷核潜艇终于下水试航。
1958年9月，苏联援建的70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12米直径的回旋加速器在北京建成，聂荣臻参与验收，并代表中方在验收合格证书上签字。
1958年，二机部成立了核武器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的物理研究所更名为原子能研究所，受二机部和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以二机部为主。
到1960年，该所人员已发展到四千三百多人。
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加快了步伐。
研制导弹、原子弹，要建立大型的试验基地。
基地需要装备大量技术复杂、精密度要求很高的仪器设备，又确定建在人烟极为稀少的大漠戈壁地区。
因此，建设试验基地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不亚于研制“两弹”。
经过工程技术人员和参与施工的广大指战员的艰苦奋战，1960年，综合导弹试验基地在甘肃酒泉地区初步建成；1962年底，核武器试验基地在新疆罗布泊西北地区初步建成。
1957年10月，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生发射成功。
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据此，聂荣臻组织张劲夫、钱学森、王诤等拟制了中国发展人造卫星的初步规划。
1958年8月，由聂荣臻主持起草的“12年科学规划执行情况的检查报告”中提到：“发射人造卫星，将使尖端科学技术加速前进，开辟新的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域，为导弹技术动员后备力量。
同时，大型的卫星上天，是洲际弹道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
“人造地球卫星的研究，一系列的工作将被带动起来。
其中包括高能燃料、耐高温合金和精密机械加工的技术、利用能源发电的新技术、无线电电子学、应用数学、电子计算机技术等”的发展。
这些话，都体现了研制人造卫星的决心。
9月、12月，聂荣臻先后两次在听取张劲夫、钱学森汇报时指出：中国科学院要在研制卫星方面力争拿出一定的成果，但又要稳扎稳打，狠抓落实。
同年11月，为落实卫星研制任务，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市共同抽调技术力量，组建了上海机电设计院。
1960年2月，中国第一枚直径250毫米，起飞重量190公斤，发射高度为8公里的T…7M型探空火箭首发试验成功。
4月，聂荣臻到上海视察T…7型气象火箭地面系留热试验。
试验获得成功。
聂荣臻鼓励在场的科技人员继续努力，为火箭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5个月以后，首枚T…7型火箭在安徽省某山区发射成功。
1964年，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与上海机电设计院合作，成功发射了高度达70公里的第一枚生物探空火箭。
1965年，国防科委遵照聂荣臻的指示，提出了1970年或1971年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设想，获得中央专委批准。
1966年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卫星设计院，开始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的论证设计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为了减少尖端事业的损失，聂荣臻于1967年提议，在中国科学院卫星设计院的基础上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获得中共中央批准。
1968年2月，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并列入军队编制，从而保证了卫星研制工作能基本正常进行。
1970年4月24日，重量达173公斤的“东方红一号”卫星首发成功。
通过这颗卫星，歌颂毛泽东的东方红乐曲响彻了中国大地，也传向了世界的四面八方。
第三节研制“两弹一星”，必须采取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1）
研制“两弹一星”，必须采取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
1956年，聂荣臻成为中华民族史上第一位组织领导“两弹”（以后又增加了人造卫星）的负责人，欣喜和压力交织，使他日夜不停地思考着研制“两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针。
因为方针问题，事关重大，方针不明或不对，就可能造成“满盘皆输”的局面。
聂荣臻思考的结论是：中国国家大，人口多，办什么事情都应该以自力更生为主，尤其是尖端科学技术和军队的先进武器装备方面，更应该强调自力更生。
聂荣臻认为，帝国主义国家敌视新中国，悍然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并且很快将战火引向中国边境，迫使我们进行抗美援朝战争。
他们一直支持台湾国民党当局，用海空军骚扰祖国大陆和沿海岛屿，又串通一些国家，从各个方面封锁新中国。
因此，很显然，难以从西方得到“两弹”方面的技术。
即使我们想用很多的钱买，也是买不到的，何况我们没有这么多钱。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当时，苏联和东欧各国对我们是友好的。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在各项建设事业中，苏联给了中国许多帮助。
所以在“两弹”技术方面，要努力争取苏联的帮助，这是肯定的。
但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把最先进的技术交给中国，这也是肯定的。
所以，我们研制“两弹”的方针，必须把基本点立足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
再说：我们不能自甘落后，中国历史上产生过许多大科学家，只是近百年来才落后了。
因此，不能迷信外国，依赖外国，“以洋为贵”，应该自力更生，勇于探索。
但他又认为，到了20世纪50年代，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都在迅猛发展，中国搞闭关自守，既不应该也是行不通的。
因此，他认为，在强调自力更生的前提下，要努力争取外国援助和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以促进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聂荣臻担任航委主任以后，为确定航委的工作方针，1956年4月17日召开了航委第一次会议。
他在传达了中央关于中国发展航空和�